场院屋的来历，是因人民公社时期以生产队为单位管理耕作与收获，在村边上总要留出一块大空地，用来收获和打场，当时每个生产队都有这样一个场院。有场院就需要有看管，有生产队就要有杈、笆、扫帚、扬场锨，耙、犁、套子、牛马骡，就需要有饲养员的住所，这就是“场院屋”。场院屋里除了晚上等着记工分的人们和一旁排列着的牲口，再多者就数老鼠了。因为喂牲口需要料，那料有时有馋人的豆子和生饼，都是在农活繁重的时候特别添加给牲口们的精饲料——这东西，人都吃不上呢！而对于牲口，吃得最好的时候正是最出力最遭罪最难熬的时候！

 

    无疑，场院屋是一个生产队的物料重地。重地中的饲养员是一个生产队中最难选最难干最不情愿干的角儿。在我刚开始懂事的时候，我爷爷曾经干过这个角儿，后来在“史无前例”中差点被整个半死！据爷爷讲，饲养员难干有几点：一是工夫长，白黑靠在那儿，空点儿离不开，缠人。二是责任重大，二三百人的家产都在这儿，哪怕是少了个把物什，也是担当不起的。三是经年忙碌，虽说活儿轻些，却是个累活，早晚整夜都得身子轻腿儿勤，铡草拌料起圈垫土饮水喂料一整套应生儿，棒小伙儿是干不来的。四是人多嘴杂，就没个干好的时候——这活根本就没个标准儿，牲口怎样算喂好了，牲口圈几天推出一遍去就算干净了？谁也说不出来！五是难……难干！在那没吃没喝饥肠辘辘的时代，家家几乎揭不开锅了，伺候牲口的那点好东西有谁不垂涎呐。心里掂念着牲口比人还重要的，强忍着饥饿留给牲口们——等着它们耕地打粮呢。顾着自个肚子的，哪管那么多啊，谁见了都想偷偷地吞一点儿，这饲养员管是不管呢？管吧，不近人情还得罪人，不管吧，这牲口咋有膘力干活哩！尤其是顶着个小官帽的来了，那就更不好说了——就是为堵住这个，父亲派信任的我爷爷去场院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别让好吃的牲口料外流！我爷爷管住了，而自个后来却惨了……

 

    我爷爷不再负责管理场院屋的事情了，饲养员的人事就不断地变来变去，原因不外乎上面的那四五条。但不管换成谁干、干了多久，人心上还是有杆秤的。在我的记忆里，不少在生产队里上点年纪的大都干过这个角儿，大家公认：数刘老大干得称职。刘姓在我们村只有四五户，刘老大与我爷爷是“铁哥”，不过论街坊辈份却要叫我爷爷叔。在我爷爷管理场院屋的时候，咱常去那屋，却从不敢动那牲口料。在我的印象里，豆饼之类能即吃的东西很稀见，有的多是些豆子地瓜干之类，还不是很精细，豆子里杂有许多小豆秸和老鼠屎。咱老实听话，在这种管理严格的地方，凡大人不叫拿的东西咱从不伸手，连摸一摸也不会，用农村人的话叫“不讨人嫌”。有时喜欢咱的人偷偷塞一点好吃的，咱更是不要。堂弟京安比咱调皮，他不管什么场合，见什么动什么，什么好吃抢什么，就不如咱讨人喜欢。许多时候，大人们把咱留在场院屋里玩，却撵京安走，他总也不肯走。更有村中的孩子根本就不准蹭到场院的边缘……

 

    场院屋给我最美最香甜的记忆是老鼠。咱对牲口精料丝毫不敢吃，却管不住老鼠吃，个个胖得跑不动，就有满村满坡的老鼠都集中到场院屋来了。爷爷在闲杂时做了许多灭鼠的铁夹，有的老鼠个大，夜里能带着铁夹拖跑了，不仅逮不到，还把铁夹赔上了，爷爷就用一根细铁丝溜着夹子，夜里在夹销上栓上个花生米，一夜多时能夹到七八只老鼠，赶明儿就是咱的美餐喽——将那老鼠烧熟，把肚里扒出来，择着肉吃那个香啊，是这一生最值得回味的美味了！这一美餐，在我爷爷离开场院屋后，有刘老大给我继续捕捉着，一是灭鼠除害，二是保料护畜，只是他家也有一大群的孩子，却偏偏将美味送于我，冲着跟我爷爷铁呢，还是别的什么？

 

    场院屋留给我们村的孩子们普遍值得回忆的美餐是牲口骨头。那时候，村中的孩子们最大的奢望是盼着生产队里多死牲畜——这却是大人们最担心最避讳的。那时候，一头牛比人的一条命还值钱，无故喂死一头牛，上级要追查政治责任的，别说偷杀一头牛了，自古都是重刑犯，判死刑的。有一次，我们几个伙伴在大场院边上玩，生产队长走了过来，有一个孩子就跑上去问：咱们队上的牛怎么还没有一头死了啊？这生产队长上去就是一耳光子，骂道：“死你妈！”顿时，这伙伴鼻子口里都出血了，我们都好怕，就躲得远远的。他爸妈闻讯来了，问清了原委，非但不敢埋怨队长，还拉过他的孩子又一番踢打，直到队长软下来劝才罢。那年代，场院屋死牲畜，是我们这些孩子们最最盼望发生的事情了。死了那头牲畜，拖到场院屋前，全村的人就都围过来。免不了有的妇人婆子唏嘘落泪，就如村中又死去了一个什么重要的人物，而我们却都兴高采烈，一直围着死畜不肯回家，都忘记了吃饭，自始至终看队上的人如何扒皮，如何开膛，如何拾掇肚里，如何招呼周围村的人把肉卖光。也有本村人攒着小钢蹦捻着几毛钱来割肉的，穷孩子们就馋得要死，逗引起更多的孩子回家哭着要买肉，于是孩子哭，男人骂，婆娘颠，鸡飞狗叫，整个村子就因为一头死畜闹哄起来了。最诱惑人的是晚上！肉卖光了，骨头剩下来了，场院屋里平常温牲口料的那口大锅，就派上用场了。满荡荡一锅水，窜着油星向上直冒泡泡。围在大锅周围的孩子们垂涎三尺，个个瞪大眼硬撑着眼皮，再饿再困也会坚持下去！可是，那锅中的骨头翻来覆去总也不熟……说实话，咱易困，生产队曾经死过几头大牲畜，咱都没等到底，就从未见过那些骨头上有多少熟肉，都是怎么样分配被人啃光的。这些骨头，按理说是全队人的，却总是在场院屋被人煮熟了，啃光了，敲碎了，吸净了。天刚明儿，奶奶就把咱数落起来：“昨夜全队的孩子都在啃牛骨头呢，就你知道睡觉！快起来看看去，打扫着啃一点去！”等咱来到场院屋，仍有一群孩子围在那堆不知已被多少人啃过的骨头边，你捞过来啃一阵儿，我抢过来抠一会儿，整堆骨头都已是光溜溜的了。这时候，咱是从不愿下嘴的。已经都啃光了，还下嘴啃什么呢？

 

    我后来再到场院屋去最多的就是晚上等着记工分。那时家家都有一个“记工本”，到了秋后就是凭着记工本上的分值多少分配食粮。工分！一张窄窄的，小小的，有时只盖着生产队长指头顶大小的章，有时也冒出生产队小会计歪歪扭扭的签名，就像老农民兜里的小卷烟纸一样的小纸条，就是工分，就是当时农村人生活的命根子。为了得到它，每到晚上，整个生产队的人都不顾一天的劳累，挤到生产队黑乎乎的小场院屋里，等着核对领取一天的辛劳和渴望。有时遇到个庸碌或惰性的会计，或是会计的老婆邋遢得总是做晚饭，大半宿都领不到这一天的报酬。没办法，你只有等，耐心地等，打着瞌睡等，蹲到墙角不急不躁地抽着老旱烟袋，抽得满屋烟雾笼罩咳嗽声连绵不断。要是困极了，你只管睡，睡迷糊了，听到人们还在嚷嚷呢。在我跟着爷爷奶奶一块过日子时，挤在生产队小场院屋那豆粒亮的煤油灯下等着拿到爷爷或奶奶一天的工票，是我除了挑水、攒粪之外的第三样大事。咱自小好困，真的熬不过人家，不耐性就回家了，爷爷再从炕上崴下来，到场院屋去等着领工票。爷爷干过一整天的累活，再去熬眼，第二天就没精气神。这事不情不愿一大阵子后，咱就懂事了，知事理了。吃过了晚饭，再不用爷爷奶奶催促，咱就到那场院屋等着去，经常是满屋人就我一个小孩子。等了大半天，发工票的会计才姗姗来到。咱就想：等咱念好书也会干上这么个小会计吧？有这么多人等着围着求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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