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总是不遂人愿，但往往是在无数痛苦中，在重重矛盾和艰辛中使人成熟起来。
通过寒假后至八月的磨砺，我在报社有了一定的基础，已经在多家报社混了个脸熟。
在《大学生》杂志上，记住了一句受用无穷的话：为什么现在的大学生总说就业难、难就业，依我看，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找准了方向，只要找准了什么是自己最想得到的，谋后而定，行且毅坚，就没有所谓的“难”和“易”之分。珍惜实习机会，尽力去表现，实习好了，你就有一只脚踏进了就业的门槛！
就是这句话，让我尽心尽力的工作，而不是尽心尽职的打工。我明白，自己去的实习单位也许就是将来要留下来的单位，如何给人家留下好印象显得极其重要。
这时候，对于其他大学有没有开设职业规划课我不清楚，但我的大学从来没有涉足这方面的知识。教授、副教授、讲师上课的方式依然是照本宣科，与一路走来的小学、中学没有多大的区别。他们上课表情呆板，面无血色，每节课好像完成任务似的，有气无力地念着枯燥无味的讲义。老师不会跟同学们谈一辈子的人生规划，不会去谈一个目标怎么样去实施，不会去给学生讲很多励志的故事。同学们也没有明确的职业定位和人生目标。也有可能我们刚好是第一届不包分配的大学生，老师们的观念也还没调整过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是追求真理启迪后生的象牙塔，不仅仅是专门的学术场所，更应该是建立完备人格，培养独立思考的地方。大学教育如果失去了人文关怀，失去了服务社会的初心，就无异于失去灵魂。大学教育可以改变你、塑造你，但是绝对需要你自己的努力。我应该是觉醒得比较早的一位。通过泡在图书馆，看了很多人物传记，看了很多人的奋斗史，时常能在别人的一生中，体验不一样的人生，得到自己未能体验的丰富。每个人的一生都不可能重来，看传记不是看人的一帆风顺，恰恰是看人物在苦难面前是如何走过的，看人生最关键的那几步是如何定夺的。看多了别人的传记，看多了别人走过的弯路，到自己拿主意时不至于六神无主，避免一些错误和决策失误。这是一种功利性的读书方法。人生当中，带着点功利性读书，有什么不好呢？从优秀人物的身上，对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基本有了一个前进的方向。通过这些书籍的引导，完全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并且按着目标设计自己的奋斗过程，我想这就是一种收获吧。
头脑里大学圣洁的形象应该是四年，但我读的是专科，两年毕业。起点比别人差了一大截。只有坚持才能后来居上。当初拿到录取通知书时，父母听说只读二年，甚为高兴。认为上学比我早的村里人，毕业比我晚，认为我还是比较有出息的。殊不知，这是我“无能为力”的结果。
成功的发挥自己的长处，做自己喜欢的事。实习的日子里，痛并快乐着。做实习记者，除了可怜的稿费，没有其他额外补助。九月，收到稿费，才知道每千字二三十元。对一些比较长的文章，不是按字数付稿费，而是按四五十元一篇的标准给付。《民族大世界》属周刊，一周出版一张对开八版的报纸。也就是说，即使我每个星期都有一篇长篇幅的文章发表，一个月也就是四篇，稿费加起来不超过两百元。
钱不受罪人受罪，钱受罪人不受罪。这个道理我懂。我一天何尝不为钱而受熬苦！特别是当下，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仅靠几个馒头维系生存。没了钱，说话做事矮三分，连西北风都喝不上。可是，我又觉得，人活一辈子，还应该有另外的一些什么东西才对……
钱对饥饿的我来说迫在眉睫，但与找一个稳定的自食其立的工作相比，已不是首当其冲的了。我认为，饿其体肤，劳其筋骨，每个人都有一个觉醒期，但觉醒的早晚决定个人的命运。我要的是发稿率、作品见报率。唯有工作业绩，唯有多如牛毛的发表文章，走出校门的时候，才能多一份选择，多一份安身立命的本领。
我开始正式实习生涯的第一篇作品是留下来一起打工的舍友们出去找工作，在潘家湾人行天桥上看到一个学生模样的人脖子上挂着一封用毛笔写的“求救信”，说家里边发生大火，房屋全部烧毁，生活无着，父母只能四处乞讨为生，而她本人，也因家庭的这次巨大变故，不得不面临辍学。舍友们觉得像个骗局，于是打传呼给我，让我赶过去。
瞌睡遇着枕头，正缺新闻的我如获至宝。火速奔到现场，拿过学生证来看，就读学校是黔南州财经学院，专业是会计。字如其人，学生证上的字写得扭扭捏捏，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发现了一个欣喜若狂的“好故事”，这个故事也许将是我在《民族大世界》上头版头条的猛料。
我问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专业知识——什么叫国税？什么叫地税？她说，国税就是收超市里边的税，地税就是收菜市场里的税。
我是学经济的，会计专业知识熟门熟路。乍一听，好像这种通俗易懂的说法也没有错。再问专业术语，居然一个也答不出来。我开始取出相机来给她拍照。她不让拍，想溜。
煮熟的鸭子岂能让它轻易飞走？我报了110。
小姑娘被警察带走了。
我也跟着警察来到派出所。警察说，才出完警，没有做笔录，情况不清楚，有什么情况明天上班再来采访。
追根溯源，探究事情背后的真相，揭露社会的阴暗丑恶，弘扬社会的真善美是一个出色记者的职业操守。新闻的本质，不属于技术、资本，而属于关怀众生的崇高美德，只有这个时候，作为一个记者才会感到绚丽的人生价值。对于二十一岁的我，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疾恶如仇，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自己关心的问题也是读者较为关心的问题。
第二天，我再到派出所详细了解情况，揭穿了这样一个披着学生外衣全国各地行骗的骗子的行径。不知道当初是不是因为记者这个职业从业人员少，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警察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并到“留置室”将小姑娘叫出来，接受我的采访。
行骗的小姑娘最终被送到收容遣返站。
事实证明这是一篇非常有价值的新闻，报纸以《直击街头假冒贫困大学生》为题，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报道。
这篇文章先在《民族大世界》发表，后来《春城早报》《信息日报》也登载了。一个月后，《人民日报》也登了一则类似的图片新闻。一稿多投，是各家报社比较忌讳的事。每家报纸都想拿到独家新闻。可我写出来，到处投到处寄，撞运气，侥幸得到刊登可以多领点稿费。稿子想上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是相当艰难的一件事，本报记者采写的稿子加上全国各地成千上万名读者的投稿，让每天负责收信拆信的人累得手抽筋。在茫茫无际的大量来信来稿中被幸运择优刊登，就像买彩票中大奖一样喜出望外。
做记者，关键要具有新闻敏感，要有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的职业态度。
之后，通过自己的新闻眼光也找到一些很好的独家新闻，在社会上和读者中都引起了一些不小的震动。一边是在报社干得如日中天，一边是我的那位高中同学干了半个月的家教后又失业了。
得来不费吹灰之力，失去方觉来之不易。此后，他的工作一直没有着落，整天骑着那辆带兜的“老爷车”去最繁华的东风广场转悠。为了表明身份，他用蹩脚的狂草书法书写了“求家教”几个大字悬挂于自行车的前兜处。
昆明因世博会享誉海内外，也因园林艺术声名远播，数以千万计的全球各地的游客来到了这里。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春城昆明是一座充满柔和个性的城市。绿色，是春的名片，也是春城的名片。
当他推着那辆“老爷车”在广场上招揽“生意”时，不时受到城管队员骚扰，赶过几次，经验也变得丰富了，到后来干脆总结出一套对付的方法——每当一个小贩喊道：“城管来了。”紧接着，周围的小贩慌张急忙收拾好东西，开启狂奔模式。他也加入到了老鼠躲猫的行列。他们跑得来无影去无踪，决不拖泥带水，就像在水面上游来游去的鱼儿，受到惊吓，突然钻入水底一样。
我每周都有文章发表，稿费却迟迟拿不到。按处理程序，发稿两个月，财务才不慌不忙地邮寄出那几个可怜的稿费。我建议财务直接把钱给我，财务说，不是报社正式员工，稿费都要邮局邮寄。
对于等米下锅，急需要钱来吃饭的我们，这样的消息如五雷轰顶。
做记者，专业的态度、坚强的意志、奉献的精神永远不能缺失。在泥沙俱下的时候，公众更渴望看到一汪清水。记者是读者的长腿，无远弗届；记者是读者的火眼金睛，真假必辩，黑白分明；记者是读者的呐喊与呜咽，和读者一起快乐与悲伤。做一名合格的深度调查记者，写作时需要一瓢水，采访时必备一缸水。特稿在阅读的视觉上要具备可读性、故事性、延展性，而可读性和故事性要重情节和细节做基石。
揭露事件背后的真相，就要斗智斗勇，与邪恶势力作斗争：
孩子因矿道坍塌被打死、煤矿瓦斯爆炸而掩埋、政府官员不作为而打伤，面对那一双渴求真理、把人世间真善美的最后一道砝码寄托给公检法却又无情遭拒后，他们转而把最后一道讨回公道的屏障交给只有一支笔的记者。“痛知生命不值钱，寡母孤儿最可怜。”“忍听遗属号欲死，惑见公仆宴犹欢。”作为一名记者，你是听之任之，无所动容，还是义愤填膺，有强烈探寻新闻事件背后真相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呢？
对一个有血有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新闻记者来说，是不会无动于衷的。在这种时候，是能够把生死置之脑后的。没有任何一个记者是宁愿碌碌无为过一生的，没有任何一个记者是把“职业”当作炫耀资本的。
做记者，必须要有淡泊明志的胸襟。记者是新闻生命的延续。干一天记者，就得对得起“记者”这个称谓，就得履行好岗位职责，做到人在其岗尽其责。一个多月暑假里，我在《民族大世界》发表了两万多字的作品。让我接触到了当记者的快感！看着《大学姐为妹打官司》等一篇篇深度报道脱颖而出，看着一篇篇真名实姓的批评报道还散发着油墨清香，被监督的单位或个人迫不及待打电话到报社澄清事实原委、承诺表态尽快妥善处置有关权益纠纷时，当听到读者看了一篇新闻有感而发的感慨时，做记者的满足感油然而生。
在这个不大的报社里，以前他们是既要干记者的活，也要干编辑的活，不仅要负责组稿和版面内容，还要承担画版、校对、付印等一系列事情。现在，我的到来，每期的头版文章我承包了，他们不用顶着烈日外出采访可以休息了。当有采访任务的时候，就安排给我来跑让我来写。我也努力。除了睡觉，其他时间都在想事情。初生牛犊不怕虎，哪篇文章放在报眼位置，哪篇文章放在头版头条，哪篇文章怎么起个博人眼球的题目配张什么图，我都会和编辑交流自己的看法。一个人可能在短时间内不会有很大的变化，但不断勤奋积累，就可以从“量变”到“质变”。
一段时间的埋头苦干之后，周围的人们都看出这一版的变化。报社的领导告诉我，以前报社的职工是不看自己报纸的。现在《民族大世界》出版的当天，印刷厂还没送过来报纸，已经有员工迫不及待来要报纸了。这就是可喜的变化，因为自己的文章，逐渐影响了报社的氛围。于是，从社内到周围朋友、同学、读者，不经意间都会把表扬的声音送给我，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面对表扬声，我的干劲更足。
除了写好文章，我也主动帮他们干活，编辑文章、画版、校对，他们乐意让我干，我也乐意干，我得把整个发稿编辑流程、报纸的出版过程学会。
《民族大世界》是《民族时报》的副刊，周报，七天为一个出版周期，每个星期四上午，看着刚刚印出来，还有机器余温的报纸，心里装着满满的幸福。这种幸福来得很直观、很直接：前两天还在写稿、编辑、校对的文稿，昨天清样，晚上送印刷厂，今天上午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成品，这种成品是可以进博物馆、可以进图书馆，可以流芳千古的。不像广播、电视，播完了，再想返回去重听一次、重看一回已无可能。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报纸可以经年累月的收藏保管。
福兮祸之所倚。正在这时，一场新闻官司像地下蠕动的蚯蚓，钻出蓬松的土壤探出头来，成为了世纪之交的梦魇。
八月的一天，一位妇女到报社反映，称有一名叫方校长的人在城郊租了一块场地办了一个培训中心，这个培训中心名不副实，打着招生的幌子，诱骗贫困山区孩子的学费。“当年幼稚不怕虎，敢为人民鼓与呼”，报社指派我去暗访。暗访的结果与这位妇女反映的情况大体一致。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培训班只收费不办学的文章，题目叫《揭露培训班黑箱操作内幕》，文章见报第二天，这名校长致电报社，虽未当面对峙，倒也锋芒毕露。说文章失实，“与事实不符”，要求报社立即停止侵权、公开登报致歉。
报社找我了解整个情况，一致认为这是一篇有份量的新闻调查，拒不道歉，并把报道涉及的所有材料都复印了一份交给法律顾问，法律顾问仔细研判后同样认为，报道文字表述客观公允，没有问题，随即按照正常程序给培训学校作出回复，“如能证实记者的报道有误，欢迎提供新的证据材料，记者也愿追踪报道”，并约对方来报社面谈。过了一段时间，培训学校代理律师来到报社，呈上一堆材料。材料并无新意，都是前期采访掌握的内容，没能推翻此前的调查结论。然而，对方律师措辞激烈，态度强硬，在无证据支撑、指控不实的前提下，仍要求报社道歉。这一点的确出乎报社同仁的预料。双方不欢而散。
半个月后，方校长向山西区法院提起诉讼，报社是第一被告，我是第二被告，要求两被告共同向原告赔偿八十万元的经济损失，并登报道歉，消除不良影响。由此拉开了一场跨世纪的云南省首例在校大学生当被告的侵权案子。
这无疑是晴天霹雳！八十万？！连吃饭钱都没有的我，这是多大的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数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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