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秋天,伟人毛泽东与世长辞,全国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作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从小受到正统的教育以及父母辈的言传身教,我自然亦是悲痛。我母亲在30年前和今天说起毛泽东,总是两句现话:“我们真的是搭帮毛主席才翻了身。”另一句:“毛主席要我的满崽下乡,就是这一点莫意思!”。 我深深理解母亲这两句话,母亲饱受战乱的磨难和生死离别的痛苦。当年“走日本”她是从老家一路向西,沿途讨饭,最后来到的邵阳。在我下乡前我母亲已经失去三个子女,在抗日战争中丢失了两个,在过“苦日子”的时候失去了壹个,她一百个不愿意自己的儿子下乡。
也许因为“这一点莫意思!” 也许因为自己的性情所致,毛泽东主席去世,我的那种悲痛是虚幻的、无力的。甚至有几份做作。现在常思:我们那一代人对毛泽东的景仰,完全是由于造神运动而造成的,记得小时候自己不小心打碎了一枚毛泽东瓷质像章,吓得魂飞魄散,那种情况如果被非常“革命”人举报或落到这种人手里来处理,那是有可能坐牢的,当时急中生智,赶紧用纸片包好,好不容易捱到深夜,一个人偷偷跑到院外野地,把碎片埋在地里,事后在毛泽东的画相前一个劲地作揖,求他老人家原谅。如今他老人家去世了,希望政策能有所变化,招工的机会也许更多,但更担心我们知识青年的农村生涯会无穷无尽。那年秋天的那段时间,就是在一种烦闷与焦虑、悲哀与期盼交织的心情中度过,而纪念毛泽东主席逝世追悼会的情景却牢牢地刻在了脑海。
全国统一举行毛泽东主席逝世追悼大会,或工厂的礼堂、或农村的禾坪、或学校的操坪,全国人民在同一时刻追悼毛泽东这位伟人,全国的广播在传扬着同一种声音。
开追悼会的这一天,恰恰轮值我在伙房里当炊事员,伙房里还有一位老农民,他是主厨,我是帮手,我与他正准备大伙的中餐,没有参加追悼会,心里总感有什么不妥。突然,只见那位老农丢掉手中的锅铲,慌慌张张地跑出去,我还没明白什么事,待我把柴火弄熄,走到伙房门口时,清晰地听到广播里王洪文标准的普通话:“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不远处禾坪里的人群在整整齐齐地行鞠躬礼,伙房里跑出去的老农亦在人群里做着与人群同样的动作。当时我脑子里却出现了一个怪念头:除我之外,全国亿万人民恐怕没有几个人不在“三鞠躬”。这个念头仅仅是一闪念,事后,我常常为自己有这种带有叛逆性质的念头而自责。
中饭时,由于过于悲伤,有几个女知青不吃饭。记得有位胖胖的女知青边哭边诉:“何得了哟,毛主席死嘎了,谁管我们哟,我们又何上得去哟……”,听她这么一诉,又引起一片哭声。我倒起了逆反心理,心想:是毛主席要我们下来的,还要我们扎根一辈子,他老人家怎么会管我们上去不上去呢?真是莫名其妙。对这种念头的产生我是很惶恐的,因为那年代是没有人敢对毛泽东有丝毫不恭敬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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