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灼热的煎烤着大地。风也去避暑了。田地里没有劳动的人，路上也没行走的过客。午饭后大多数人受不了屋子里的闷热（那个年代农村没有空调和电扇。偏远农村还没有电）都聚集在村头的树下乘凉。大家不停地骂着热死人的老天。只有卖冰棍的老人在烈日下吆喝着，生意特别兴隆。
我吃完午饭，正伏在桌子上小憩，房梁上的一个三角牌电风扇嗡嗡地转着，扇出一股股热风。身上的汗水不停地往外流，门外梧桐树上的蝉鸣叫得使人心烦。一辆脚蹬三轮车闯进了大门，骑车的人大声喊：“救人！快救人！大夫快救人！”
我和刘雪梅急忙跑出去，炽热的阳光射得眼睛发晃。只见太阳下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热的浑身是水，裤头背心没有一点干的地方。正用手擦着一脸的汗水。脚蹬的三轮车上躺着一个人，腿和脚拉在地上，口中吐着白沫。我们急忙把车上的人架下来，放在树凉影里。病人半昏迷状态，身上散发着一股呛人的农药味。我着急得问骑车的人；“这是你什么人？为什么喝农药？什么时候喝的？喝的什么药？”
“我不知道！我也不认识她。我去给我爷爷送水，回来的路上看见她在棒子（玉米）地里打滚，我就把他拉来了。”骑车的人木呆地回答。
这怎么办呢？连人都不认识。只是一个顺路救人。没有患者家属，怎么抢救呢？救活了没有事，死了怎么办，怎么向他家人交代？不抓紧抢救、病人必死。中午天气炎热，加上药物中毒，半小时之后服毒的人必死无疑。医者仁心，人一定得救。但是，也得有人作个证明啊！如果出现意外没人做个证明也不好办啊！于是我给骑车的人说：“你拉来一个你不认识的人让我们抢救，喝农药又这么重，如果救不好，你能给我们作证明吗？”拉车的不说话，他也很为难，因他还小，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正在为难时，茶棚的张家余经过门口，他看到情况危急，立刻说道：“禇大夫，你救吧，我作证明！咱做事初心无愧，救死救活只要咱尽到最大努力，总比看着她死心得理安吧？”有人能做个证明，我们就立即抢救。
张家余帮助扶起病人的头，我插胃管洗胃；给刘雪梅口头医嘱：“立即给患者注射5mg阿托品，2mL解磷注射液。接着用500mL葡萄糖水加入2g解磷定注射液静脉输入。然后静脉滴入阿托品2ng，5分钟一次，达到阿托品化。”
经过半小时的紧急抢救，病人达到了阿托品化，面色潮红、瞳孔不再缩小，身上皮肤不再潮湿。我们把病人抬到病床上观察治疗。
由于病人服药时间比较长，病情比较危重，必须抓紧联系病人家属，做好转院治疗。于是张家余冒着炎热去村子里去寻找患者的家人。我们也站在大门口见人就问，后来袁沟的人来看病，认出是袁沟袁成河 的妻子，通知了她的家人。
患者因为家庭矛盾，为了不让人知道，特地跑到山上的玉米地里去服农药自杀。
骑车的人是前刘庄张家启的儿子小关（乳名，16岁），中午给他爷爷去送水，（他爷爷住在山上住，因天热，山泉无水，天天送水吃）回来的路上，看到袁成河的妻子喝农药后难受，在地上打滚，就把她抱到车子上带来了。小关也不认识她是谁。
上世纪90年代好啊，那时候人心地善良，见死必救。没有“碰瓷”、“医闹”造成的影响。人心向善、互帮互助，心地无私天地宽。到了21世纪初期，“医闹”、“碰瓷”遍地横行，见死不救成了人之常情。社会风气日渐下行，天地良心在年轻的一代心中荡然无存了。他们只知道钱是好的。为了钱可以不顾别人的死活。有钱的人，当官的人，拿着医生不当人待，用你的时候，呼之得来，不用的时候挥之即去。治好病是你应尽的责任，治不好，轻者侮辱殴打，杀医的现象也是不断地出现。当年救人的情况，放在现在我是绝对不去抢救。不救无罪！救不活你就说不清了。2007年，我也是抢救病人，因为没抢救失败，被“医闹”闹去了十一万元人民币。
现在的医生再也没有毛泽东时代“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风气了。大多数医生都是钱字当头，小病大治，大病不治。病人能赖，医院就能收，羊毛还得出在羊身上，这就是现在医患关系。在“医闹”盛行的时候，市区级医院被砸、被堵的事经常发生。乡镇卫生院被打砸是经常的事。后来医生不敢急救，一级一级的向上一级医院推。直到现在，乡镇卫中心生院也不抢救急诊病人。宁可看着病人死，绝不伸手救。这就造成了一部分急诊的病人得不到及时的救治。习主席执政后风气有所改善，金钱观仍未改变。
病人的家属得到消息，来到卫生所，将患者转到区医院进行治疗，由于服毒时间太长，胆碱酯酶恢复不上来，补了800cc鲜血才挽救回患者的生命。如果发生在21世纪的今天，必死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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