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回到家里，满厨房都是煎鱼的香味，母亲正在大锅台前炖鱼、贴大饼子。她刚刚将大饼子贴上锅壁，两只手上的苞米面还没洗去，问我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淡淡地解释昨晚蹲宿儿没睡好，躺在一个草垛里睡了一觉。母亲告诉我，蒋姨的亲戚从拉哈镇捎来消息，吕大姨的老伴儿并没找成，那家孩子不同意这桩婚事，她只好租了间小屋靠在江边打小鱼维持生活，已经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生活有时候就这么奇怪，这么无情。母亲和蒋姨商量，要去拉哈接吕大姨回来，大家好相互有个照应。我问母亲，你们不上班了？

　　“所以想让你去一趟。”母亲说。

　　“我……你放心吗？”

　　我愿意去拉哈，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正好能借机看看胖蓉。每次想起她，我依然和当初一样心痛，无法平静。

　　“你蒋姨叫柱子和你一起去，”母亲停下来，想了一想。“他去过亲戚家，认路。”

　　“啥时候去？”

　　“赶早不赶晚，明天就去。”

　　我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母亲炖好一锅鲜鱼，天一黑就拉上了窗帘，等老师们来我家聚会，为赵关键压惊。

　　这期间，白土地又有一个惊人的新闻━━中央领导人彭真的大儿子付平，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分配到齐齐哈尔糖厂，在锅炉车间当锅炉工。付平为人谦和朴实，由于他是头号走资派的子弟，岁数又大，在糖厂这么偏僻的地方也不好找对象，谁又愿意让自己的姑娘嫁给狗崽子而自找倒霉呢！后来经人介绍，付平娶了一个扫大街的知青，外号叫“王大饼子”的姑娘。白土地人对这桩婚姻一直议论不休，一个哈军工的高材生，怎么能和扫大街的姑娘过到一起，肯定长不了。于是，付平和那个知青演绎了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爱情传奇，这在正常人眼里简直不可思议。直至“文革”结束，付平升任河北省成套设备局局长，两口子仍旧和和睦睦，不离不弃。

　　那天晚上，天际高悬着一镰新月，温暖而又明亮。老师们围着我家的炕桌或蹲或坐，挤在一起喝白酒，吃鲜鱼。母亲摆了一桌小小的鱼宴，怕下酒菜不够，又拌了一大盆黄瓜凉菜。老师们很有节制地一小口一小口抿着酒，抽着劣质香烟，相互交流着从亲戚朋友得来的大道小道消息。

　　“我听说，上面有精神，本着扩大改造面的政策，酌情从宽；能不押的尽量不押，能不关的尽量不关。对于那些可戴可不戴‘帽子’的人，就不给戴‘帽子’。”赵关键压低声音，脸上洋溢着微笑。“有些单位已经解放了一些走资派，逐渐恢复他们的工作。”

　　所有的人都对他报以微笑，迫切地想听下去。母亲不喝酒，坐在炕沿上抽烟，她问：

　　“你怎么知道？”

　　“草动知风向么。例如毛主席批示的，《新华印刷厂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里面就有一个例子。这个厂原党委副书记李同彦，运动一来把他当走资派批斗。后来经过反复研究，认为他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犯了严重错误。经过群众的冲击之后，他对自己的错误有较深刻的认识，学习改造过程中表现还好，于是确定可以解放他……毛主席当时就在上面批注：‘像这样的同志，所在多有，都应解放，给予工作。’我出来的时候，碰到一个老同学，他在市里的学校工作，已三结合进学校的班子工作了……他跟我说的。”

　　一阵叮当碰杯声，在小屋里回荡。

　　“轻点儿。”母亲始终微笑着倾听这场谈话，心里还在回味赵关键传递的消息，随手关死窗户。

　　人们的声音不大，压得低低的，隔墙有耳，总是要提防一些看不见的眼睛。

　　“好消息，喝一杯。”刘小伙探过身子敬赵关键，同样又激动又不安。“那我们也快了吧？”

　　“别激动。”侯字典按住他的肩膀，示意坐下，像喊。“快什么，酒快被你喝没了。”

　　谈话停顿了一下，陈斯基咳嗽了几声，引起别人的注意。他变魔术似地从背后拿出两瓶散装老白干，放在炕桌上。“嘘……给赵校长压惊，还能没有酒吗。”说着，转过眼睛，示意刘小伙倒酒。

　　“我说么，”刘小伙给赵关键斟满一盅酒，吹了声口哨。“最近怎么看不到董振清和马维池，他俩回学校上课了！”

　　“不是做梦吧？”马历史把手一挥，瓮声瓮气说，一口喝干自己的酒盅，似乎在给大家泼凉水。他有几分醉了，脸色灰白，太阳穴冒着汗珠。

　　“怎么可能？”刘小伙咂一口酒，点燃一支香烟，一本正经证实。“我亲眼看到的，他们确实去教课了。”

　　“文化大革命运动已进行这么久，事情会变化的。”赵关键夹起一筷子凉菜咽下去，以权威的口吻宣称。“穷则思变，乱则思安。不可能老这个样子，该结束了。”

　　他们再次干杯。

　　屋里又闷又热，老师们沉浸在热烈的气氛中，仿佛即将发生巨变，只须等待一时就行了，尽管这话明显带有自我安慰的意味，又显得十分勉强。

　　“哎，我想起来。”侯字典一只手扶着眼镜，赞同地晃晃脑袋，拉长声音。“就在不久之前，傻老孟跟我说过，上面有人问过艾平的事，搞得白脸狼好紧张，要不不会放艾平回家。我耳朵不好，他还说了些什么，听不大清楚，以为他又喝多了，没在意。”

　　大家都在体味着他的话，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高兴，几乎忘了喝酒。

　　“孙书记，是不是你们上访起作用了？”

　　“谁知道呢，可能吧。”母亲受大伙儿的情绪感染，也快活起来。“他倒是把我们落下的书包捎回来了。”

　　母亲分析，形势正朝好的方面发展，坚冰已被打破，生活中久久期待的幸福终于快来了。反正各种可能都有，文化大革命很可能快接近尾声，进行到落实政策的阶段，否则马维池和董振清不会回学校上课的。这可不同寻常，应视为政治的天空放晴的征兆━━她坚信正义必胜，仍然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国家的前途，对落实政策抱有希望。然而在当时，老师们对许多事情都还不甚明了，还有一些真相尚待认识，仅凭他们的经验对这场运动做出正确的判断，难免显得幼稚和为时过早。总之，他们好长时间都没有经历这样欢快的场面了，严冬就要过去，春天就要来临，阳光就要普照大地，每个人的心中都注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悲剧总有结束的时候，大伙的苦日子快熬出头了，都很快就能过上自己喜欢的日子了！谁都可能这样，在希望中生活，总比在绝望中生活好。现实愈痛苦，愈压抑，愈渴望寻求新的希望，没有希望的时候反倒觉得希望更多。

　　这是他们在一天里第二次感到高兴，每个人都有话可说。

　　可是母亲忘记了理琨叔叔曾经透露过的消息，中央“文革”小组早已放风：“这样的运动至少每七八年再搞一次。”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外国人讲中国天下大乱也是有道理的，不完全是造谣，有些地方我们还嫌乱的不够。”造反派仍在不折不扣地响应中央“文革”小组的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动员起来，集中火力，集中目标，进一步深入地、广泛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人总是健忘的，也总是抱有幻想的，善不可避免地要为恶付出代价，而种种灾难则像巨石一样高悬在我们的头顶，随时可能砸下来，我们的悲剧不会终结！

　　其实是老师们错估了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