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们又一次上访了。

　　母亲换下工作服，穿一件黑呢子上衣，头戴一条大方格纱巾。她四十多岁了，看上去依然是个清秀端庄的女人，嘴唇很薄，下巴显得更坚毅。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她的眼睛明亮起来，气色也恢复了。我戴一顶解放帽，背着黄书包，里面装着上访的材料，又变成了学生。猛一穿上这身比较讲究的衣裳由鬼变人，母亲和我都显得不大自然。我们乘上２路无轨电车，驶抵群英楼旁的市委家属宿舍大院，天刚刚黑下来，路灯一盏一盏亮了。果然，院门口的警卫并没怀疑我们，稍一询问即放行了。大院里一片黄色小楼，草坪很多，树木茂盛，让一般老百姓望而却步。大院里很清静，见不到几个人，我们不敢打听革委会主任的家在哪里，只得相机行事，一栋栋楼地核对理叔叔告诉我们的门牌号码。好不容易找到东边最后的一栋楼，认定二层中间一户是主任家，屋里没有灯光，主人不在家。

　　“妈，怎么办？”我问。

　　“等，他总有回来的时候。”

　　我们不能守在人家楼下等待，以免邻居产生怀疑。

　　我牵着母亲的衣襟，怕遇见熟人，沿着大院转了一圈又一圈。所幸这里的闲人极少，没遇到任何意外，楼与楼之间的街道也非常安静，偶尔碰上一两个人都来去匆匆，不至于出什么差错。我们每一次转回主任家的楼下都希望亮起灯光，可是没有，既然来了，没有足够理由是不能返回去的，我们只得再溜达一圈。大约又过了半个多小时，二楼终于亮起灯光，我和母亲爬上二楼，楼道里回荡起沉重而空洞的脚步声，分外刺耳。我和母亲都不约而同停在楼道口，心怦怦直跳，唯恐失去勇气转身逃跑。当你知道自己的上访会出乎人家的意料，很可能引起不愉快，也不受欢迎，心里自然会产生这样的迟疑。昏暗的灯光下，母亲往耳后捋了把头发，毅然敲响屋门，没有动静，又敲了一次。屋里响起轻微的脚步声，可能主人站在门口倾听了一下，不知外面的来人是谁，犹豫着开还是不开？当母亲固执地敲响第三次的时候，里面拉开一道门缝。

　　“你们……敲错门了吧？”主人惊讶地问。

　　“没错，主任，我们就是来找你的。”母亲用力笑笑，干巴巴说。

　　走到这一步，再没法儿退却了，我天生怕见大人，尤其是我父亲一样的领导干部，横竖都不得劲。我紧贴在母亲的身边，连看他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啊，请进。”对方以为是熟人，又一时想不起是谁，尴尬地笑着往里让道。

确定他是主人，母亲领我走进屋门。

　　主任五十岁左右，高个子，穿一身军便服，胸前别着枚毛主席像章，一双眼睛布满血丝，嘴唇紧闭，样子严厉，一看就是个军人。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来最乱的时期，抄家之风盛行，战斗队林立，武斗频频发生。我们硬着头皮走了进去，跟他穿过一截走廊，主人不再往屋里让了，他停在门厅问：

　　“你们找我……”

　　母亲把我推到前面，脸上仍然一副紧张的神情。

　　“孩子，叫叔叔。”

　　一切都让我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我仰起脸，一句话说不出来，还在望着主任想：“这么容易见到齐齐哈尔最大的领导了？”由此我又有了另一种担心，他会不会叫门卫撵我们出去？

　　“我们不认识，是吧？”主任脸色一沉，有些愠怒，转身要抓电话。“门卫怎么搞的，随便让人进来！”

　　“主任，我打着串门的旗号混进来的。”母亲并没退缩，上前一步拦住他。“跟门卫没关系，你看我们孤儿寡母是坏人吗，我只想耽误你一点儿时间反映问题。”

　　“现在是休息时间，有问题到办公室谈嘛？”

　　他说下去，心境自然不会好，一面从我们身边走开些。

　　“要是能见到你，就不往家里闯了。”母亲像又见到了自己的首长，激动地说。“我们都是老同志，我孩子他爸打济南时就是共产党的团长，我当年也是一名八路军战士，我们家是支援东北建设来齐齐哈尔的。”我在一旁明显感到，这番介绍迅速地拉近彼此的距离。

　　这也是实情。

　　“简单地说，”主任神色严峻，说话不容争辩，人的霸气就这样从不经意间披露出来。　　“为什么找我？”

　　“为这个孩子。”

　　“孩子怎么啦？”

　　“他叫于艾平，是我儿子。”

　　主任低头打量起我：

　　“应该还上学吧？”

　　我没有作声，还一直在想他会不会撵我们出去，抱住怀里的黄书包，手脚不敢动，眼睛也不敢四处乱看。有一瞬间，我竟然忘记了自己为什么到这儿来的。不过总的来说，情况还不算糟糕。

　　“他被打成小反革命分子，劳动改造快两年了！”

　　母亲摘下我头顶的解放帽，掀开我的衣襟，露出鬼头、黑心。

　　一阵沉默。

　　主任盯着我，一脸狐疑：

　　“怎么会，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我叫孙志刚，是糖厂子弟学校党支部书记，他爸爸是糖厂的副厂长，去年没的……走资派。”

　　“啊，别激动，坐下来谈。”主任震惊了，前额聚满抬头纹。他给我们搬来两个椅子，自己坐在了我们的对面，脊背靠着椅背。“孙志刚同志，坐吧。”

　　最初的难堪时刻已经过去，我和母亲相互看了一眼，胆子壮了。

　　看起来房厅十分朴素，灯光很亮，除了正面挂一幅毛主席像外，还有一个不大的书架，架上摆满马、恩、列、斯、毛著作，一尘不染。三个房间的门关着，样样东西井然有序，静得能听到挂钟的滴答声。因为激动和期待，我们的神经已经绷得要裂开，经过一阵极不自然的接触后，母亲才略略松了口气。她偏着身子坐下，两手扶着膝盖，迫不及待把父亲如何在运动初期成为走资派，关进牛棚，抬出来后是一具尸体……因而儿子受到牵连，被打成小反革命分子，惨遭批斗的经过大致说了一遍。起初，主任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当说到我被非法秘密关押了两个月，受尽人间酷刑，已被折磨出精神病，疯了，傻了。前些日子还自杀过一次，幸而被妹妹救了下来……母亲早已泣不成声，我也泪流满面了。因为想说的话太多，谈话片刻没有停歇，母亲没办法准备，有些地方讲得断断续续，甚至词不达意，但凭我的直感我们的话已打动主任，对他产生强烈的影响。主任坐在椅子里，往前弯着身子，分开两腿，胳膊肘放到膝盖上，握着双手，专注地听着，不漏过一个字，一个细节。直到母亲闭上嘴，谈话停顿了很长时间，他的眼睛还在询问，心里还继续想着刚才谈到的情况。主任解开领口的风纪扣，起身给母亲倒了杯开水，拖过茶几放在上面。鉴于双方之间的地位，他不可能在我们面前流露真情，转身掏出手绢一遍遍擦拭着眼角说：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对方简单的一句话，业已给我们冰冷的心灵无限温暖，我的屁股搭在椅子一角上，抹把额头上的汗珠，对他立即产生好感。这时候，主任从烟盒里抽出支香烟，放在手心里磕了磕，走到窗户边点着大口吸起来，似乎忘记了客人的存在。

　　“主任，我和他爸爸是走资派，犯了路线性错误，”母亲顿了一下，接下去道。“这么小的孩子有什么罪？家长是家长，孩子是孩子，应该区分开来，这个道理没错吧？他还不懂事啊，为什么要和我们一样受苦受难？我认为这太不公平了，求你，求求你救救孩子，这样我们就可以活下去了！”

　　主任刚犹豫着说：

　　“我们都是老同志，可要实事求是。”

　　母亲立即表示，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愿意接受党任何形式的审查，如果有半句假话请组织上处理好了。并且相信，总有一天她的问题也会得到澄清的。

　　“好吧，”听完母亲的话，主任像站在冷风里一样，掐死烟头，思考了好一阵子。“你有上访材料吗。”

　　这恰恰是个再好不过的良机，母亲从我手里拿过黄书包，掏出申诉材料双手递上。

　　“这孩子够可怜的，不管怎么说，还小，我现在还不能对你们的申诉表态，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主任离开窗子，示意母亲把材料放在茶几上，似乎始终在提醒着我们这是一位善于关怀下属的首长。他拍拍我的肩膀，尽量表示和蔼，还是让我感到一种不可接近的严厉。

　　“等我抽出时间看过材料，一定亲自过问孩子的事，以后会清楚的，你放心。”

　　“主任，我还有件事求你。”

　　“说。”

　　“在问题解决之前，不要把材料转下去。”

　　好长时间客厅里没一点儿声音，他没有回答。

　　母亲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激动，以免急不择言，又恳切地重复一遍。

　　“总得基层解决问题呀，”主任有些为难，目光沉重地站起身，双手按在桌子边上。“怎么也得按组织系统逐级反映，你不能总这样直接找我。”

　　“那也拖些日子，再转下去。”母亲强调道。

　　“好吧，我同意。”

　　夏日昼长夜短，不知不觉间我们已谈了两个小时，窗外一片灯火闪烁，母亲不好意思再打扰人家了，拉起我向主任告辞。主任一直把我们娘俩送到楼下，并以一位老同志的名义保证，本着共产党人事实求是的精神，有错必纠。这需要时间，等他了解一下，然后再通知我们这件事情的处理情况。

　　走出市委宿舍大院，街上早没公共汽车了。

　　我和母亲一路披着满天的星光走回糖厂，反复体味主任说过的每一句话。这是一个十分温暖、干燥的夜晚，城市一片漆黑，行人很早就从街上消失了，时而有两道汽车的光柱射过来照亮路面，我们浑身都透明了，不由用手挡住刺眼的灯光。“文革”运动三年以来，我头一次见到讲政策、讲道理的领导，因而有理由乐观，真理和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和谬误，这一回我们的秘密上访成功了，形势肯定会好转。汽车过去，周围又是一片黑暗，眼睛又慢慢习惯了。人总是健忘，总是抱有幻想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母子太天真了，这无疑是一个错误的判断。以当时的形势看，这场运动“比任何运动都伟大得多，深刻得多，因而也激烈得多，是前所未有的、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所以一切工作必须以大批判开路，必须对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全面专政。事情绝非那么简单。不过应该说句公道话，主任也确实批示过我们上访的材料，要秘书尽快酌情处理。事后大家都说，上面能这样做已相当不易。最令我们不可思议的是，这份材料转来转去，还是落在糖厂造反派手里，我的冤案非但没平反昭雪，反倒罪加一等。殊不知大祸就要临头，我和母亲还在继续欺骗自己！

　　那天我们很晚才回家，母亲的脸上时不时浮起笑容，这是极少看到的，使我很久以后都想着她当时的笑容。一路上街道的路灯亮一段黑一段，亮处和黑处交替出现。刮过一阵风，吹动着树上的枝叶，还有大大小小的星星。我们的思想处于亢奋状态，呼吸着夜晚的空气，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畅快，尤其是两腿，走起路来是那么不费力气，根本没感觉累，反倒觉得夜色特别柔和，空气特别清新。快走到糖厂东大门的时候，母亲才想起，我的黄书包落在主任家茶几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