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６月的一个早晨，我和母亲登上去哈尔滨的火车，开始了上访之路。

　　这是我“文革”中第二次去哈尔滨，火车拖着浓烟驶过春天的原野，跑过几十里不见人影。稀稀落落点缀在大草甸子的低矮农舍，贴伏在远远的地平线上，外面刮着大风，芦苇荡里的苇叶随风摇曳，时而有大群的野鸭飞过头顶。这趟列车慢得像老牛，晚点很长时间，大约十来分钟停一站，晃荡得厉害，上来一拨人又下去一拨人。天气已经很热，车厢里挤满旅客，我坐在靠车窗的座位上，脸贴在窗上眺望着外面的风景，看羊群披着金色的阳光，在草地上静静地吃草。长年生活在糖厂大院，与世隔绝，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已全然不知。一路上，迎面向北走的列车上人更多，差不多每节车厢都挤满了穿黄军装的年轻人。一经停在小站错车，年轻人便成群结队地说着方言，沐浴着阳光，下来洗脸、刷牙、打水，还挥手向过往列车上的旅客致意。我奇怪，他们中间怎么有如此多的女兵，几乎一半对一半？和对面的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搭话：

　　“叔叔，不会是中苏边境要打仗吧？”

　　“现在恐怕不会。”中年人说。

　　“那怎么有这么多军人啊？”

　　“你不知道吧，往南去的多半是上访和出差的，往北去的是从哈尔滨倒车的知识青年。”

　　“我家也有一个。”母亲叹道。

　　“家家都跑不了，我也是。”中年人点点头，同情地问。“你们不是去省里上访的吧？”

　　母亲暗中拉了我一把，示意我别乱说。

　　“我一看你们什么东西都没拿，”中年人往前探着身子，压低声音。“这孩子身上只有一个黄书包，就有些像，你看车上查得多紧！”

　　可不是，一般人出来都大包小裹的，起码拿个旅行袋，上访的人什么都不带，很是与众不同。母亲穿一身深蓝色的衣裳，一看就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女性，我穿一件劳动布夹克衫，胳膊上没有红袖章，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我和母亲的身份都有些可疑。那时候冤案成堆，上访的人特别多，已形成一种社会现象，不少人没钱买票，列车员查着也没办法，只能撵他们下一站下车。倒是造反派查得很紧，无论火车还是长途汽车上，一路都有人围追堵截，等待他们的将是严厉的惩罚，可他们被抓回去，一有机会还会跑出来上访。车厢门口走进列车长和一群戴红袖章的人，把住一头挨个旅客查票。“我不回去，我不回去，放开我，放开我！”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领着小孙女挣扎着，倚在座位上不让两个红袖章拽起来，大声喊叫。“起来，你个地主婆想告谁？”其中一个红袖章大吼，几个嘴巴打在老太太的脸上，鼻血跟着淌了下来。“最高指示：‘不须放屁。’看你再敢上访！走，跟我们回去！”小孙女的哭声压过列车的隆隆声：“不许你们打我奶奶！”老太太满脸是血，捂住脸颊不得不跟他们走了。周围没一个人敢挺身而出制止造反派，只是看着一声不响，我心里难过极了，但又无能为力。母亲全身都在发抖，转过身子不看他们。我紧张起来，红袖章沿着过道查到我们的座位了，中年人从衣兜里拿出票来，安慰我：

　　“小家伙，给他们车票。”

　　母亲拿出车票让列车长检查。

　　红袖章问我们是不是上访的，为什么没带旅行包？他只是不经意地看了我一眼，就让我浑身上下极不自在。

　　“我是去给孩子看病的，”母亲回答，“一两天检查完就回来。”

　　“有介绍信吗？”

　　一道阴影从母亲的眼里掠过，没想到看病还要介绍信，她愣住了。

　　我噤若寒蝉，一言不发。

　　“去省里的转院证明。”列车长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严厉地补充。

　　可能是长期成为专政对象养成的习惯，我一到见红袖章就心虚，就紧张，就害怕，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为了安全和自我保护现实中总是装聋作哑，起先这不过是一种心理上的戒备，慢慢就变成了本能。我发现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周围的人全看着我，就像老鼠见了猫，每一个动作都带着惊慌、疑惑的神情。我尽力想使自己的嘴唇不要发颤，可是却颤得厉害。惊惧不安中，一下子抱紧书包，满手心的汗水，看上去又要低头认罪了。

　　“不，等一等，听我说完。”

　　好在母亲的头脑十分清醒，她急中生智地拿出病历本，并尽量微笑着说，我们是在部队医院看的病，部队医院没有地方上的转院证明。解释似乎合情合理，列车长翻了翻病历交还母亲，再不需要什么别的了，转向其他旅客。

　　我们过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