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清明节，照例刮起一年一度的“开江风”。

　　猛烈的风刮得飞沙走石，遮天蔽日。狗身上的毛在风中直立起来，刨食的小鸡纷纷躲到墙根下避风。绳子上晾的衣裳高高掀起，刮跑了，一个空塑料桶到处乱滚，咚咚直响。这样的天气持续了好几天，大风扫过，从天空到街上一片暗淡，满院子枯枝乱草。

　　吕大姨从乡下回来了，她一进屋门，就把一包包干豆角作为稀罕物分给邻居家。胖蓉说，这东西放水里泡一泡，味道一点儿没变，炖着吃可香啦！母亲下班后，立即和吕大姨聊起来。吕大姨告诉母亲，她老家的生产队正在集资建粉房，弟弟脑子活络，上上下下都玩儿得转，自己的积蓄投进去年底分红，以后的日子就不愁怎么过了。她很高兴，也很满意，还从乡下带来一大把香，准备给吕大姨夫过一百天。城里大搞“破四旧”，早买不到这东西了，没想到乡下还有。母亲要了几支香，说熏蚊子用。晚上，窗外漆黑一片，一弯黄色的新月在云隙里翻腾，妹妹早早就睡熟了。母亲掩好窗帘，从仓房的煤堆里扒出父亲的骨灰盒抱进屋里，擦去上面的灰土。这必须是隐秘的行为，不能让妹妹知道，她会在孩子中间说漏嘴的。母亲打开台灯，把骨灰盒放在写字台上，点燃三支香，又倒上一杯酒摆在骨灰盒前。酒味浓浓地散发出来，香火时明时暗，香烟在幽暗的台灯光线下缭绕，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妈，你干啥？”我问母亲。

　　“给你爸过清明节。”

　　“今天是清明呀，过去怎么没过？”

　　我一直站在那里看，好悬没忘了。

　　“我到哪儿去买香？现在有了，才过。”

　　“妈，”我不自然地说，“该摆张照片。”

　　“抄多少次家，早没有了！”

　　一阵沉重的寂静。

　　“于渭生呀于渭生，总想给你过清明节，这回和你一起过了，也算了桩心事，尽一点儿心意。”母亲站在骨灰盒前，把声音压得很低，对活人说话似的。“我要说的话，最近一直想对你说，我向你保证过，活着就不会沉默，这是迟早的事，你放心吧……艾平，给你爸鞠个躬。”

　　“妈，你跟谁说话呢？”

　　“你爸爸。”

　　“和死人说话，会死的。”

　　“那我和谁说？”

　　“我呀。”

　　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屋里显得特别肃穆。我朝父亲的骨灰恭恭敬敬地鞠过三个躬，母亲把酒洒在地上，三炷香烧完，祭奠仪式结束。我怯怯地打开骨灰盒盖子，盯着里面白花花的骨头渣，想看看两年多过去捂坏没有？父亲的惨死，直到最后还蒙受着不白之冤，始终是我们挥之不去的痛苦，母亲感到非常难过，不忍心再让我看了。她转过身子，盖上骨灰的盒盖，一大滴泪水顺着眼角流下来。我们走进仓房扒开煤堆，用破被套包好骨灰盒，将它埋在煤堆的最底层。我曾多次庆幸母亲有先见之明，能及时采取措施防患未然。造反派多次抄过我家都没搜查到父亲的骨灰盒，否则，让他们发现了，我们母子不知又要挨多少顿毒打！

　　岁月匆匆，生活依然如故。母亲感到希望渺茫，经常一个人坐在炕头上一支接一支抽烟，搞得小屋里烟雾弥漫，呛得我不停咳嗽。虽说每一场政治的风暴开始阶段总是最坏的，过去一阵风暴的级数就会递减，现在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运动不会很快结束，父亲的骨灰得以幸存，无论怎么说都是个奇迹。1976年，十年浩劫结束，父亲的冤案昭雪平反，母亲才将父亲的骨灰送回山东老家，安放在济南英雄山革命公墓，安葬在齐鲁大地的青山绿水间。斯人遁去，入土为安。我的疾恶如仇的老父亲，经历由人变鬼，由黑鬼变成死鬼，最后再由死鬼转化为红鬼的炼狱之路，终于回到他挚爱的故乡，化作黄河、泰山、渤海的一部分，九泉之下也当含笑了。

　　三十年后，我写出《挽歌━━悼我“文革”中死去的父亲》：

　　在没有自由的年代
　　你就是自由

　　在没有尊严的地方
　　你就是尊严

　　面对死亡而愤然前行
　　你就是你自己的纪念碑

　　所以我才刻下这默默的碑文
　　让历史和母亲不再流泪……

　　母亲回到屋里，卷起一支烟点着苦苦思索，这样过了几分钟，见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要接上前面的话题似地转过脸说：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要和你谈一谈，带你去省里。”

　　“妈，我觉得身体好多了。”我以为母亲又要领我去哈尔滨看病，拥被而坐。“再说，咱哪有那么多钱，坐车住宿都得花……还有，学校能同意吗？”

　　母亲凝视着儿子，那深深的思虑，长时间地停留在她的脸上。

　　“不，这回不是看病，妈把手表当了，也得去。”她吐出一缕烟雾，声音很低，每一个字都极有分量。“我还有一个问题没想好，就是要不要告诉你，我要领你去上访，申冤平反。”

　　“我们不忍耐了？”我竭力想平静自己，但很难。

　　“是的，我们不忍耐了。我多少个晚上睡不着觉，痛苦地思考着这个问题。”她猛然转过身，眼睛里噙满泪水。“忍耐，忍耐，什么时候是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现在否定了过去的想法，再不能忍耐了，再不能沉默了。你还是个孩子，大人有错误也不该株连孩子，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宗旨吗？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显然不是，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政策，我不能眼看着你毁下去，期待天上掉‘馅饼’是一种痴人妄想。不管风险多么大，我都要斗争，哪怕杀出一条血路！”

　　天气有些凉，４月的夜晚还不大暖和。一柱月光洒在地上，逐渐延长，在幽暗中散发着柔和的光辉。我直起身子琢磨着她的话，又一次以全新的眼光看待母亲。过去，母亲始终不渝坚信共产党会还她清白的，总是逆来顺受，用宽恕和蔑视对待侮辱与伤害，以此减轻心灵上的痛苦，等待着生活中的转折，从苦难的忍受中得到拯救。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使她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看得出她整天都在想这件事，内心经过多么痛苦而持久的激烈斗争。但是母亲没有权力沉默，她知道要脱离苦海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靠自己，终于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再不能这样生活下去，她要奋起抗争，从麻木迟钝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再不为只是活着这可怜的愿望而活着，再不做革命的驯服工具，走这一步又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我那时虽少不更事，却有些懂得了：尽管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对峙，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很难说会出现什么情况，或许还得付出更大的代价。但是她━━一个母亲，一个曾经的八路军女战士，为她的孩子决不会放弃！

　　母亲找到蒋叔叔，谈了自己的想法。蒋叔叔认为请假看病没问题，一提起申诉就沉默不语了，对他来说，这事不仅不简单，而且根本不可能。母亲心里很清楚，他的难处可以理解，这样做需要冒极大的风险。蒋叔叔说，艾平是个什么样的孩子我还不清楚吗，然而问题不在这里，一个工宣队员能力有限，要想平反是一件很难办的事。他强调这事得从上边找，上面若查下来他在学校使劲就是了。母亲决定不再坐以待毙，积极上访！

　　这个决心下起来不容易，做起来更不容易。

　　从此，母亲总是利用工作之余到处打探信息，写申诉书，要求组织上推翻强加在我们头上的罪名。一有时间就不断地拿出申诉书，今天这改几个字，明天那又加一条，根据形势而定。我不知帮她抄写过多少材料，摞起来少说也有尺把厚。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结果可想而知，寄出的材料大多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我们不但受尽人间的白眼，还使本来就很糟糕的境遇变得更加糟糕。可我的母亲叫孙志刚，白土地人都说她像自己的名字一样，是个比钢铁还要坚强的了不起的女人！她对父亲的骨灰发过誓：只要她活一天，就要为我们的冤案奔波一天，非达到目的不可，无论这一行动在进行中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开弓没有回头箭。事实也如此，我始终惊讶母亲的坚韧不拔，而且任何困难都挡不住她，否则我们一家人不可能熬过那无比艰难残酷的岁月。从那时起一直到“文革”后期，母亲一次次为父亲落实政策的问题四处奔走，虽历尽屈辱磨难但从未言放弃。

　　只有许多年后我才明白，以我们孤儿寡母的一己之力，要想申冤昭雪成功到底有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