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回去的路上我们在一百商店下了车，老远就听到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喊出的革命口号：“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和母亲顺着一条小巷往里走，转过小巷的拐角，再折向南，远离街道上的喧嚣，穿过一条斜向的街道来到理琨叔叔的家门口。母亲地下工作者一样停下脚步四下看去，神经高度紧张，确信没人盯梢才敲开家门。
理叔叔两口子都正在家里吃午饭。
理叔叔张开两臂从里屋走出来，惊喜地打着招呼，让人听了心里暖暖的：
“志刚同志，进市里来也不说一声，中午吃饭没有，艾平？”
我的脑力尚未完全恢复，还不能专心致志干任何事情，想了一分钟，才漠然摇头。
“茂琳，”理叔叔忙吩咐伊阿姨，“快下鸡蛋面，孩子饿了。”
“啊，理局长，别忙。”母亲解开脖子上的围巾，握在手里犹豫着说。“我们不打扰了，待一会儿就走。”
“什么话，快坐快坐，马上就好。”
一年多没见，他们依旧热情洋溢，目光里满是浓浓的温情，深长的关切。我们每次到理叔叔家串门，都会感到非常兴奋，现在，尽管内心充满了痛苦和忧郁，但仍然产生了一种很久未曾体验过的轻松感。伊阿姨将我们按在椅子上，看上去也很高兴，捅开炉子下起鸡蛋面。我坐在理叔叔身边的一个凳子上，岔开两腿，两手放在双膝之间听大人们说话。伊阿姨告诉母亲他们的大女儿下乡了，理叔叔最近心情很糟糕，因为总有造反派来外调，他们才知道又有几个老同志被迫害致死。一个是大军工厂的车间主任，解放前做过地下情报工作，造反派硬说他是国民党特务，没日没夜批斗，受尽凌辱。因为那时候组织上有纪律，终生不许透露机密，况且当时共产党是秘密组织，党员不能公开身份，大都是单线联系。结果他扛不过“小会帮助”的严刑拷打，回到家里自己把自己打死了。惨哪，像日本鬼子那样把猎枪倒过来，脚指头勾着扳机，枪口顶住嘴巴，脸都打碎了。还有一个外地的老战友是一家研究所所长，造反派把他整天关在牛棚里写检查，怎么写都过不了关。这个老战友想不通，想不开，想不明白，这场文化大革命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怎么当年的慷慨御敌，精忠报国，如今全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罪状？一怒之下用钢笔把自己的两只眼睛都戳瞎了，你们不是让我写检查吗，看不见还怎么写？
“文革”以来，受伤害的人不计其数，要么有尊严地死，要么没尊严地活，我听到这类事情多了。在伊阿姨的叙述中，有一种无以言说的悲愤，含冤而亡的父辈个个如此！
理叔叔皱着眉转过脸，接上话头：
“艾平他爸怎么没的？作为老战友，我最了解于渭生。党的需要，革命事业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一个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汉子，敢跟鬼子拼刺刀，还说什么‘畏罪自杀’，他有什么罪？明明是造反派把他打死后无法交代，用绳子挂起来的嘛！”理叔叔一跺脚站起身，双眉之间的皱纹更深了。他的胸中憋着一团怒火，一只手用力地掐住腰，又坐到炕头的另一侧。“是的，要我们去‘五七干校’，改造就改造吧，凭什么说我们是土八路出身，就知道钻山沟打游击。哪里有什么走资派，纯粹是扯淡，啊，不用我们这些老家伙了，就送到农村去。我倒要问问，现在的造反派，耍耍笔杆子，打打走资派算什么战士？当年我们是用长矛大刀对鬼子飞机大炮的，几乎赤手空拳抗日救国，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换作这些口头革命派早吓得当良民去了。”伊阿姨将两碗热腾腾的鸡蛋面端上来，理叔叔还没有停止的意思，他解开上衣扣子，嗓门越来越大。伊阿姨劝他不要再谈了，赶紧请客人吃饭，理叔叔这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母亲吃了两口就放下筷子，对他们谈起我被打成反革命的经过，泪流满面。
“怨不得这孩子没有精神头儿，”伊阿姨气愤地说，“都是给打的，糖厂的造反派这么坏！”
“讲起来谁信，难道我们流血牺牲干了一辈子革命，连个孩子都保不住，对不住死去的老战友啊！”
理叔叔一拳顶在桌子上，摇摇头，碗、筷子直晃荡。他不光是摇头，整个身子都在无形地摇晃。
“你应该早告诉我们，不该一个人扛着。”伊阿姨着急地说，“实在不行，把孩子送我这儿躲一阵子。”
“这倒提醒我啦，”理叔叔说，喉咙里仍在颤抖。“志刚同志，老家还有什么人？”
一阵风从窗外掠过，发出轻微的响声。
“倒是还有好多叔伯叔叔、大爷。”母亲说。
“我看这主意不错，就把孩子送回山东躲一阵子。尤其是现在，形势复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等风头过了再回来嘛。”
我凝视着理叔叔，他的头昂着，压制住自己的怒气，看着窗外。母亲看上去有些为难，这个话题已讨论多次，仍然落实不到实处。关键是母亲难下决心，事情不到最后关头━━怎么能离开我，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儿子啊！
“好是好，艾平病得这样，农村医疗条件有限，病重了怎么办？”
“那就先在这儿治疗一段，好了就走，现在孩子吃什么药呢？”
“也没什么，只吃点儿安眠的药。”
“总吃安眠药哪行？大人不睡觉都熬心血，何况孩子。”伊阿姨说话的声音不高，可是很清楚。“精神上的病，只有从精神上治。我看用中药调理，三分治，七分养，比西医效果好，听说黄沙滩街道诊所有个老中医，专治这方面的病，你不妨去看看。”
这次去理琨叔叔家造访，使人感到心情非常压抑。
我记得理叔叔的一席话，以前从没好好想过这件事━━既然父亲敢跟鬼子拼刺刀，让我们这些后人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又怎么能如此懦弱，稍一受挫就走上绝路？他的死肯定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具体的细节又是怎样，这对我们一家人一直都是难解的谜。况且父亲被关进“牛棚”那个晚上有三个看守，他怎么能够逃出来上吊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不同的时代总有那么一些命运相似的人，父亲的后半生几乎没过上几天安宁日子，因为讲真话，总是一次次成为运动的靶子。这样的不幸几乎每天都发生着，不是在这个人身上，就是在那个人身上。母亲完全有理由怀疑我的父亲不是自杀，而是他杀，是造反派打死人后无法向家属交代，怕我们追究，为逃避自己的罪责蓄意制造的栽赃假现场。我还记得理叔叔可怕的沉默，举手投足都透着一股难以忍受的沉重，后来一直都是伊阿姨和母亲谈来谈去。理叔叔端端正正坐在桌子一旁，上衣敞开着，眼睛里流露出无限的沧桑和悲凉，始终没再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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