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从政府到单位，从党内到群众，从城市到乡村搞的轰轰烈烈，揪出了一大批在领导岗位的干部。他们有的出身不好，有的有历史不清，有的有经济问题。开始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后来就开展了批斗、揭发、审查、定性。在批判大会上群众打骂和体罚“犯错误”的干部处处可见。
特别是山东省贫代会以后，贫下中农占领政治舞台。一些早期参加革命，又在领导岗位的，出身不好的干部成了这一时期重点受冲击的人物。在开展“四清”运动中，强调突出政治挂帅，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四清”运动。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在路线问题上，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地方上一些政治分子，“借贫代会的东风”向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夺权。贫代会与“走资派”成了不可调和的对垒阵营。每天晚上从公社到大队都点着“汽灯”（一种把煤油高压喷雾燃烧的煤油灯）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的同时也开展了文化方面的批判。特别在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批判《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界的大革命。
下村是革命老区，文化落后，解放后从周边县调来了许多支援老区的干部和老师。在这批人员中百分之七十的人出身都有问题。因为，解放前的贫农是没有经济能力上学的。能上学的，最好的成分是中农。
随着苍山教师培训学校毕业生的分配，年轻的教师占了一定的比例。其中的党员、团员、特别有些政治投机分子，对支援老区的教育界的干部进行了政治夺权。他们四处寻找干部们的缺点、错误，进行揭发批判，达到“拉下马夺了权”目的。打倒“走资派”的同时也开始对出身不好的教师开展斗争。
六五年暑假开学，学校里分来了几个年轻的教师。有一个音乐老师，叫张士堂。在学校里教副科的老师一般都不太受到重视，工作量也少。他在上学的时候入了党，没事的时候，他就游说年轻的教师，特别是党团员教师，组织申请召开党团员会议，学习政策、方针、路线，开展对老支部书记的批评到批判。想夺取下村公社教育界的领导权。
对原来的文教助理员，党支部书记，孙思贤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逐步转为党内批评和批判。再转为“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由内部批评转为公开的批斗。一些出身不好的老教师被搞得人人自危。在张士堂一伙的操纵下，学校的教学工作离开了正常的教学轨道。学校里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高潮。一开学的时候还是按时按课本内容讲课。不过讲课前先要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比如付老师给我们上算术课，付老师先在黑板上先写上
毛主席语录
“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就最讲认真。”
“同学们，算术难学，就怕认真。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就一定能学好算术。”
然后再开始讲课。
我班的班主任赵老师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干革命不能落后，把所有的语文课变成政治课。课堂上学习毛主席的语录，读当时的报纸，宣传雷锋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好人好事。要求同学们天天给军工烈属扫地，给五保户抬水、拾粪、种地。每天下午到田间地头宣传毛泽东思想。后来有了毛主席著作单行本，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当时称“老三篇，”要求会念、会背、会默写。开展朗诵比赛、背诵比赛。大唱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人人都是向阳花》。所有的年老的老师都分到边远的单级班去任教，也有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老师“挂”了起来，接受再教育。年轻的老师掀起了“教育革命”的热潮。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后取消了考试制度，学校实行政治第一，批判业务挂帅。培养敢闯、敢干、敢造反、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我记得第一个挂起了的老师是卓广远老师，他中等的个子 ，微黑的方脸带着慈祥的面容，微胖的身躯走起路来四平八稳，给人一种慈祥稳重的感觉。他是学校教学的尖子，每年的毕业班都是他带。每次中考的成绩全县都是前三名。他要求学生学好课本知识，考出好的成绩。与革命第一相反，加上他家是地主岀身，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后第一个把它挂起来。理由是：一、搞业务挂帅，以业务压革命；二、不能让反动地主阶级占领教育阵地。让他白天在火房里担水、劈柴、做饭。晚上政治学习，开批斗会。
五年级的第二学期，付老师的算术课还是正常上着，对学习的成绩要求的不是那么严了。赵老师的课改为贫下中农忆苦思甜课。请一些老贫农讲过去受苦受难的经过，在没有老贫农讲课时就给我们读《欧阳海之歌》、《林海雪原》等革命小说。排演革命文艺节目，大演大唱革命歌曲。每天晚上到各个大队大演大唱宣传毛泽东思想。有时候参加批判会。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孔孟之道……。但是，对于山区农民来说，他们面对的强大敌人是饥饿。生产队由于造反，一些不安顺的人“造反”、“闹革命”离开了土地。土地也像“造反派”一样，光有土地不打粮，生产队里打下的粮食，“兼顾”了国家和集体以外，到社员头上就实在没有多少了。一般的生产大队，一年平均口粮一百几十斤。试想想，一个满年出勤的劳动力，一天才分到半斤口粮，叫他们怎么生活呢？学校里上学不学文化，一些家长就不让学生到校上学了，在家里帮助拾柴挖野菜养羊喂鸡。
一些“革命”学生在“革命”老师的带领下，在“三结合（贫农代表、共青团、红卫兵）”领导小组领导下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天天到集市上演唱革命歌曲，宣传毛泽东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六五年冬天下村大队开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批封资修，打击地富反坏右斗争。首先扒了地主的坟子，将岀土的东西挂在街市上展览。让大家知道地主剥削贫下中农的罪证。同仇敌忾，狠批地主、资本家，党内走资本主义的走资派。
下村扒的第一家坟子是地主刘思见的坟子。据说坟子是清朝末年埋的。刘思见的爷爷是下村一带的大户。他爷爷去世后他父亲分到大量的家产。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他母亲带着他守着家产过日子。他八岁时岀天花，他母亲守节不清，赶上小产。家庭中的人不让孩子见母亲，说母亲不干净对孩子不好。其实是孩子的伯父想霸占他家的家产，把孩子和母亲隔离开，七天不给饭吃，活活饿死。当时流传着“八天不见母、七天不给饭、活活饿死刘思见”的说法。事情真假没人调查。孩子死后母亲卖尽家产埋葬儿子，所以培葬的东西特别多。由于死于冬天，用围棺灰埋葬的，尸体和空气隔离成真空，尸体和陪葬品都完好无埙。成了当时的反面教材。让广大群众参观、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罪行。
当时下村公社的文教助理员是孙思贤，枣庄市薛城区西仓桥村人，我们是老乡，又住在同一个村子里，我和他的儿子孙宝君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在一个班学习，关系很好。孙助理员中农出身，中国共产党党员，下村教育系统党支部书记。孙思贤中等身材，四方白脸，整天笑眯眯的。他有四十多岁，宽宽的肩膀，给人一种能挑重担的样子。是一个沉着、稳重、慈祥、认真的人。那时候山区没有平整的道路，也没有交通工具。为了一个公社的教育工作，他整天不停的跑遍下村公社的村村庄庄。为了扫盲都是半夜回家，为了办学校在一个村子里一住就是十天半月。可以说为下村的教育工作尽了最大的努力。做出一定的成绩。自从来了张士堂 一帮人，他成了走资派。先党内，后党外，后来公开游街批判。接着就把老师中的地富反坏右出身，表现不好的揪出来批斗。展开了文化系统的革命、造反、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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