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慢慢的升高，皎洁的月光照在田野绿色的庄稼上，银光一片。大地、田野在银光下显得朦朦胧胧，路两边齐肩高的庄稼像披上了一层银纱。夜查的“红卫兵”躲在庄稼地里，看见路上来了人，突然从地里蹿出来盘查在走夜路的行人。地头不时的传来吆喝声：“干什么的？”
我和父亲走到他们身边，两个人拦住了我们问：“哪个战斗队的？”
父亲告诉他们；“我们是回家的。”并拿出介绍信给他们看，月光下他们也看不清字，用火柴照在看到有革命委员会的公章就放我们走了，并告诉我们：“晚上不要乱出来！”
走到西小庄的沙河，在河里洗澡乘凉的男人们还没有回家，吸烟的火光一闪一闪的。他们身边的狗听道我们走路的声音，“汪汪”的吠起来。几个手持长矛的“红卫兵”也向我们走来。不过到了家乡，非亲即友，三言两语就说开了，我们继续赶路。
夜深了，村子里已经没有灯光。大地进入一片寂静，露水偷偷的露潮了衣服。经过“红卫兵”的几番盘查终于来到“家”。在明朗的月光下，我们没有找到家。生我养我的家没有了，只剩一片废墟。父亲坐在废墟上吸烟，烟头的火光在夜里一闪一闪的。本大队的“红卫兵”看到了火光查了过来，发现我们找不到归处，便领着我们找到祖母和母亲栖身的地方。
母亲开了“门”（用谷秸编成的风门），家中没有煤油灯，擦了两根火柴照亮，让我们在地铺上躺下了。夜静静的，屋内伸手不见五指，我疲劳的身躯、饥饿的胃肠在这时无法得到满足。只有无声的躺在母亲身边的地铺上，听着母亲无声的哭泣。述说“文化大革命”带来的身心的痛苦。
我家的房子是曾祖父分家摊得的家产。“红卫兵”开始说是“四旧”，后来说是剥削贫下中农的血汗建成的。是剥削贫下中农的铁证。至于在清朝的时候，用什么钱建起来的，是无法去问问去逝二百余年的老祖宗的。“红卫兵”说什么就是什么。关键农村的这些“造反派”，他们不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而是为自己的私利而“革命”，他们像鲁迅笔下的阿“Q”。“拆房、扒坟”不是破“四旧”，而是为了不劳而食，捞点好处，换点酒肉钱。
人活着 就要吃饭、穿衣、睡觉，红卫兵抄家“扫地出门，”总得给个栖身之处吧。革委会最后把办食堂的磨房给了我们暂住。磨房是老中医禇衍田的房子，土地改革时因为他家是富农，把他家西屋充公做了大队办公室。办食堂时成了食堂的磨房。大队为了方便改门朝外变成东屋。食堂解散后门窗都埙坏了。房子常年失修，房草烂的都是坑，下雨“哗哗” 的漏。因为是磨房，里面是通堂的，没有隔山。靠北头的一间 是门，门窗都坏了。母亲用谷草编了一个风门档在门口，窗用泥坯磊着。门的里边支着一口锅，这是我们一家人的唯一的生活用品，用来烧饭吃 。最里边祖母和小姑姑用泥坯支了一个铺，中间母亲在地上铺了一个地铺。因为，弟弟妹妹小，怕掉下来摔伤了。地铺可在上面乱爬。
“扫地出门”的时候，家中的所有生活用品都没让带。吃饭的锅和碗也是革委会后来给的。家中的书籍和旧式的家具全被“红卫兵”给烧掉了。一大部分家具被贫下中农拿回家用去了 。母亲说：“我们被‘红卫兵’赶出来的时候，我抱着你妹妹，你奶奶抱在你弟弟，衣服是你衍英姐给拿出来的。“红卫兵”不让拿，你衍英姐说：‘不死就得穿衣吃饭，衣服和粮食不是‘四旧’吧？总得让人吃饭穿衣吧？’所以拿出衣服和粮食，其余全被红卫兵拿走了。连手灯、煤油灯都被拿走了。”
父亲第二天找了一个墨水瓶改做了一个 煤油灯。晚上又见到了灯光。父亲走后家庭的生活陷入极度的困难。家里的经济全靠父亲的工资维持，父亲进了牛棚停发了工资，家中失去了经济来源，靠母亲劳动养活我们兄妹四个人比登天还难。母亲自己劳动挣工分少，领不到足额的口粮。吃了上顿无下顿。 母亲就烧稀汤给我们喝，我们就靠稀汤维持着生命。很少能吃到一点盐或菜。
七大队当时有四百多人，禇姓占80％，都是近支近房。到我父亲最远的房分才五世，兄弟分家，分得的家产是一样的，穷富差距不是很大。土改化成份时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老中农。只有那20％的是贫下中农。这20％的人只有两户是在街上靠手艺生活的，一家铁匠 一家木匠，其余的都跟姓禇的有亲戚。当地叫偎亲戚过日子。一个大队基本都是互相牵连的一家人。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是禇 姓人内斗，后来外姓的贫下中农夺了禇姓的权，禇姓失去了主动权，又团结再把权夺回来。经过几番的争斗，先是砸烂了亲情，后是塤伤了人情。
七队戴帽的五类分子是二十八人，加上接受再教育的子女有六十多人，合计近百多人。站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占总比例25％。远远超过毛泽东提出的两个95％。斗争的面越大，力度越小。这就像物理上力学上讲的一样，着力点越大，压强越小。群众的怨恨越大。
我祖母和母亲每天起来就戴上“白袖标”到大队部门口去集合，戴帽子的二十八个人到齐后由一个十一二岁的儿童团长褚庆国（是成玉太爷哥哥的后人，按房分他远一些，房分近的不好意思。）领着儿童团员押着他们游街。领头的敲着一个破铁盆喊着：
“我是地主份子褚学文。”
“我是富农份子禇衍田。”
“我是地主份子禇张氏。”
……
一个一个排着喊，喊到头再从头喊回来。围着大队喊一圈正好一早晨。
有一次我问褚学文哥：“大哥，游街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走的那么慢，走快点早回家不好吗？”
“唉，天天游街习惯了，咱不偷不抢只是成分不好，又没干过什么坏事，游街也不丢人。不游街就得去劳动，出大力不讨好。贫下中农不劳动，监督我们劳动，干不好还要批判，挨打、挨骂，不如游街舒坦。游街就算休息了。”褚学文无奈的给我说。
他们白天劳动，晚上挨批斗。有些“二百五”还对他们大打出手。
我回家后，没有上学的机会，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黑五类”的子女是没有上学的权力。我就在家里看着 弟弟、妹妹，祖母和母亲去劳动。我就领着 弟弟妹妹到街上去玩。农历二、七、五、十街上逢集，下集的时候我和弟弟去捡一些卖菜人不要的菜叶回家做菜吃。捡一些传单、大字报纸回家烧饭吃。不逢集的时候我们就到公社门口去玩，那里的人多。有大辩论的 、有贴大字报的、有撒传单的、有游街的、有搞大批判的。每天都有从各大队揪来被批斗的人。有时开全公社的批判大会、有时招开全公社学生批判老师的大会、有时区里用汽车拉人到公社里开批判会、……。总之天天有开会的人。有时候来一些串联的红卫兵，还有辩论的人仨一群、五一伙的争吵着。南常公社是“反逆流”造反派的组织。公社革命委员会由“反到底战斗兵团”占据。我回家的时候正是两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各派的造反兵团都有枪支弹药，大刀长矛。最多的是24㎡的圆钢经铁匠打造出来的标枪。两派逮住对立观点的人进行关押，殴打、批斗、游街示众。
八大队有一个枣庄师范的学生叫刘贤友。是枣庄师范“大联合”造反组织，刘贤友星期天回家被公社的“反逆流”战斗兵团抓住关押了起来，并进行拷打。他家离公社比较近，有人告诉他家人。他叔叔是抗美援朝的残疾军人，军功章十几个。他叔叔捧着军功章才把他解救出来。放在衣服兜里的钢笔被打成三节。在他带着家人与“反逆流”辩论时，让大家看他身上的伤和被打断的钢笔。指出“反逆流”造反派违反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私设公堂，殴打不同派别的革命群众。“
反逆流”的造反派反驳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 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柔恭谦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不同的“革命”观点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对敌人决不能心慈手软。对敌人的手软，就对革命的犯罪。我的东邻褚庆阔住的与公社一墙之隔，因参加“大联合”派，也被打得死去活来，一两个月不能劳动。所以，老百姓都称“反逆流”造反兵团是“棒子队”，专门打人的人。
我记的是夏末秋岀的时候，吃完中午饭大人们都在卫生所的大门口凉快，我和弟弟妹妹在那里扒沙玩。昨天刚下过雨，卫生所门前从村后流下来的溪水“哗哗”的淌着，溪边瘀下的一片沙粒被溪水冲洗得干干净净，抓在手里湿湿的，非常好受。禇衍清在大队部拿来一个用于“黑五类”批斗、游街的高帽子在沙滩装沙玩。卫生所的所长从里边走出来和大家聊天。所长的岳母是禇姓的闺女，他妻子与禇姓“庆”字辈是表姊妹，衍字辈称他妻子表姑娘，大家经常在一起说说笑笑，处的很好。他看衍清拿高帽子装沙，怕“红卫兵”看见说他破坏革命，好心对衍清说：
“你别把高帽弄坏了。”
“不把它能坏留给你带！”
“别胡说，我带它干什么？”
说着话，衍清站起身来，把高帽子戴在所长的头上，笑着说：“打到戴香常！”
本来是闹玩笑的，可是卫生所里与所长不合的人，借此机会押着所长开起了批判会。闹得衍清无法下台。
所长姓戴名香常，早年被国民党抓兵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兵，解放战争中起义，在解放军中提干，解放后转业到地方。被分配到南常卫生所当所长。当时被卫生所的“红卫兵”定为国民党特务进行批斗。直到“文革”后期才得到纠正过来，恢复工作，给以平反。衍清的一个玩笑让他受到几年的怨罪。
到了冬天，生产队给我们家盖了三间两米高，三米宽的草房，我们又搬回原来的地方。总算又有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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