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战斗的诗
女知青谢是我们农场的团支部书记，人长得白净又漂亮，聪明又清高，据说她是地委一位“大脑壳”的女儿（大脑壳：当时邵阳市及其农村许多地方特指一些担任比较高级职务的领导），她是自愿要求下乡锻炼的。因此，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我，对这位异性的感受是尊敬甚于爱慕，因而往往违心地不像其他男知青那样去“附和”她。
在我们那个知青点上，大家都知道我有点“事业心”，我常常一人闷头闷脑地在“创作”小说和诗歌什么的，我知道，我的那个所谓的事业心就是想以此作为改变自己命运的一种手段。农村没有什么条件，两只水桶，架上扁担为凳，床铺一掀，床板为桌，便开始所谓的创作了，当然，都是写些苍白无力的“高、大、全”人物和横幅标语似的诗歌，小说是凭空去编，凭空去写，诗句是把当时的一些政治口号信手拈来，加上比现在写回忆录还孱弱的笔力，那作品寄出去，自然都是泥牛入海。
那是1976年，又一个政治运动来临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农场要写篇批判文章，谢在公社开完会后找上我，她说：“光伢子，这是政治任务，只有交给你。”
尽管那句“只有交给你”的话，很是满足了我的虚荣，然而， 我那时对政治不懂，并且连个共青团员都不是，我的回答非常实用主义：“写文章可以，但给几天工分？”谢急了，说：“这是业余时间的政治任务，何况团支部也没有给工分的权力。”我不冷不热地回答：“没有工分不写，我又不是团员，谁有那闲工夫。”谢眼眶红红地走了，我心软了，希望她仍然来找我，而我也不会为难她了。
几天过去了，谢果然又来找我，但我房子里还有其他几位男知青，在这种场合里，为维护自己的面子，我的答复仍然是要工分，并说了几句自以为是的俏皮话。谢真的气恼了，脸都青了，在场几个男知青都用不满的目光觑我，我亦感自己如此逞才有点儿犯众怒了。还是那位知青朱出来圆场：“光伢子，你能写就写吧，以后做记件工，我把你的活包了。”
朱热心、直爽，且有的是力气。他曾和大伙打赌：挑250斤石头上石灰窑，一连挑断五根扁担。我俩在高中就是同学和朋友，兄结婚时，我只有他一个朋友在场帮忙。我是不会要他替我干活的，于情于理都不合，我准备应允了，正考虑自己下台阶的言辞。此刻，另一位男知青彭开口了：“谢妹子，这既然是政治任务，关系到场里的名誉，光伢子不写，我写！”
彭是位精明的人，颇谙人情世故，也不知他走的哪条渠道，他居然认了个姓彭的区委书记做干爸，做事从不见他吃亏，那次我、他和知青王在公社场文艺乐队帮忙，晚上住宿就是彭书记安排的，一张床一床被，彭睡之间，我和王睡两边，不知道王睡得怎么样，反正我是冻了一夜！
谢转怒为喜，交代了彭几句，瞥了我一眼就走了，那眼神分明说着一句话：只有你能，没你地球照样转！
我一下子有种失落感，讪讪地，有点难堪和懊恼地附和一句：“彭写要得，我实在不想写。”彭住我隔壁，几天里，我总听见谢妹子在催稿，总听见彭说：“真麻烦，老是写几句就写不下去了，再试试，再试试。”我听着，心里十分高兴，当然，那种高兴是鄙俗的，那是一种幸灾乐祸的高兴，心想，没有金刚钻，也敢揽瓷活？难道要你干爸写不成！
一段时间后，朱又来找我：“光伢子，那把戏还是你写吧，明天挑石灰，每人十担，我把你的活包了。”我为他的真诚所感动，终于应允下来。
我把在中学时写下的几本诗歌创作集翻了出来，那里面记满了因各种政治运动而创作的所谓诗歌，全是口号式的。我找了一篇“批林批孔”的诗歌，把内容换成“反击右倾翻案风”，现炒现卖，大笔一挥：
口号响，铁拳挥，
群情激，热血沸，
男女老少（全体师生）齐上阵，
大队（学校）召开反击右倾（批林批孔）批判会。
老贫农（工宣队长）上台来，
说起万恶的旧社会，
吃尽了苦，受尽了罪，
诉不完的血和泪。
…………
“掀开衣襟，展出被恶霸皮鞭抽出的伤痕累累，提起裤脚，亮出被地主凶狗咬伤的腿！”， 还有什么“交不起的租，还不清的税”；等等，诗的全文无需赘述，都是那年代开批判会或诉苦会讲的苦大仇深而又千篇一律的故事，然后加上“谁复辟，打倒谁，把某某烧成灰！”等口号，一首“批林批孔”的战斗诗歌，在我改头换面后成了一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檄文。我把这篇战斗的诗歌交给谢时，她看了看，脸上矜持的表情丝毫掩饰不了她内心的高兴和感激。
今天，我对谢最铭心的感谢是她告诉我恢复高考的消息比官方公布的消息要早很长一段时间。（待读）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