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1938年）的深秋，日军侵占铜陵。新四军政治部派遣张伟烈来铜陵敌后发展党员，发动群众抗日，就来过沙洲，并指导章啸衡、谢节之等组建了民众抗日武装沙洲游击大队。“数声雁送故乡愁，唤起沧江万顷秋。料想日寒风色惨，可堪寂寞冷沙洲。”知识分子出身的张伟烈还依稀记得当时这种心境，无意沙洲之美，而深感民众对日寇之愤恨。此行沙洲，组织搜救新四军突围将士，形势比三年前更为险峻。
按照交通约定，铜陵敌后县委书记朱农、敌后游击队连长叶为祜等也都紧急赶往沙洲，在地下交通员的家里秘密开会。关键时刻见张伟烈书记又到江南，在他们看来是意料之外更是情理之中。
沙洲是叶为祜的老家，人熟地熟，乡里乡亲，群众基础好。这里四面环江，洲圩拱立，芦荡丛生，邻近县城，在日军炮楼底下，却又隔山隔水，是地下交通、秘密聚会的巧妙之选。这群战斗在铜陵敌后的战友们多日没见，彼此招呼，格外亲切。谈及皖南事态，大家都很沉重。
张伟烈直截了当说明来意，讲述当前严峻形势，传达江北新四军首长指示，研究布置具体工作……警卫员几次添加茶水都一饮而尽，好像没有深夜南渡的半点困顿。“概括起来，就是这三点：第一，抓紧搜救皖南事变突围中的失散人员；第二，迅速恢复基层党组织和敌后游击队活动；第三，加强锄奸、治安工作。而收容、护送新四军突围人员，是当前最重要任务。”张伟烈说得明白，朱农、叶为祜听得认真。
谈完这些，张伟烈盯着叶为祜看，爽朗地笑了，“为祜啊，你真是维护我哟，叫你北撤就北撤，让你留下就留下。”叶为祜绕绕头，憨厚中透着精明，乡音甚浓却又语气坚定：“俺听领导的，领导指哪打哪。”张伟烈又转向朱农，微微笑道：“铜陵独立连在江南就交给你了，我知道你和他们是生死兄弟，可要把这支敌后游击队带好啊。”朱农庄重答应。虽在谈笑之间，张伟烈实际上却做了一件党内极为严肃的事，就是把敌后武装领导权正式移交给了朱农率领的铜陵敌后县委。
此时的铜繁地区，“日伪顽”活动猖獗，国共合作气氛荡然无存。朱农向张伟烈一一汇报，近日从铜陵敌前地区已听到消息，国民党方面，新上任的铜陵县长王瑞麟与县党部书记曾达文在铜陵大屋基方村召开会议，布置恢复金凤、丹凤、钟鸣3个乡公所，恢复保甲制，组织清乡队，建立特务情报网，配合国民党军清剿新四军突围人员。在铜陵敌后，日伪军由大通派来400余人驻扎胥坝文兴洲等处，并向重要据点增加兵力，还在栖凤乡张家冲到石佛乡孤城圩一线挖战壕，并增设山东圩姚村据点。在铜陵江面，敌人汽艇也是往来梭巡，夜里探照灯四射。
“虽然铜陵的白色恐怖越来越浓，但敌后县委和游击队毫不畏惧，这几天一直在密集布置地下交通站工作，首先确保与无为、繁昌和县内各游击队的联系畅通，通知各区乡干部组织骨干群众在山林、河溪、江滩、路口等加强戒备。”听朱农此番讲述，张伟烈的急迫心情略微放下，充分肯定敌后县委在危急时刻的主动担当。“困难主要还是在敌前地区呀。”张伟烈边听边思索。
朱农、叶为祜还是带来了一些好消息。他们说，章啸衡领导的长江游击纵队，有几名游击骨干目前正在铜陵钟鸣的狮子山、叶山一带活动，那边有消息传过来，说已经遇到了从南边突围出来的新四军战士，会后叶为祜马上带人赶过去，了解那边的具体情况。“区乡干部和敌后游击队原来在江边准备了一些船只，现在都隐藏着没动，需要的话可随时动用，如果征用其它大船，老百姓也很支持，问题不大。”这都是张伟烈想听到的话。他接着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接送突围同志，来往各交通站的“递步哨”紧急行动起来，还要找一些身强力壮的熟练船工随时待命。
送走朱农、叶为祜，张伟烈匆匆吃过午饭，想抓紧休息一会儿，却难以入眠。此次动身来江南，充满了未知和危险，行动虽得组织批准，但张伟烈还是到曾希圣那里，请求具体指示。毕竟皖南事变的前因后果，张伟烈只是略知一二。曾希圣告诉张伟烈，他这次从皖南来江北无为，身边带了一部电台，1月7日与军部失去联系，后来同中共中央电台联系，才知道发生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及中原局已就相关情况陆续来电告知。“这次皖南事变，蒋介石蓄谋已久，顾祝同、上官云相等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屠杀我们抗日军队罪责难逃！”曾希圣愤愤难抑。
“军部为什么没有选择过江北上呢？您带我们在这里准备了这么久。”张伟烈不解地问。“叶挺、项英他们不容易，都一样危险呀！”曾希圣感叹一声，说：“军部从铜陵、繁昌北移过江，是最好的一步棋，蒋介石发布的命令，毛主席将计就计同意北移，党中央也是这么要求，我们又做了充分准备。”而且江北有孙仲德司令员的新四军游击纵队接应，无为地方党组织在粮、船、渡各方面都进行了前期筹备，江南铜繁地区是第三支队根据地，群众基础又好。可问题是，蒋介石不仅要赶走皖南新四军，还想消灭皖南新四军，皖南事变就是铁证。李品仙等桂系军阀在江北秘密布防，把新四军过江北上的计划故意泄露出去，形成与日军相呼应的态势，加剧了“北移”难度，让项英他们有所忌惮，顾虑重重。“真可惜，北移东进都太迟了！”曾希圣对自己这段时间的渡江准备无果而终再次叹息。
张伟烈在屋里打了个盹，合衣出门查看警戒和周围环境，这是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自觉养成的习惯。张伟烈认真查看，仔细研究，但心里却还一直想着临行前曾希圣等首长对自己的嘱托：“不管多少人，把突围出来的战士接过江，你们也安全回来，这就是胜利！”
“我来接你们，你们在哪里？”张伟烈遥望南方，向自己的战友深切呼唤。新四军部队是一支英雄的红军队伍，他们在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坚持打游击多年，后辗转皖南、苏北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很多干部战士都是革命骨干。作为其中一员，张伟烈一路革命，共产党一路引领，新四军一路培养，老百姓一路帮助，他对新四军部队满怀深情厚意。
张伟烈此时正在铜、繁之间的沙洲，这只是长江边上的一个点，而皖南事变很像是云山雾罩的一个“局”，刀光剑影，腥风血雨，局内人都难以看破，局外人又怎能看透？张伟烈转战地方，消息所限，当时并不完全清楚国共两党高层在皖南事变后仍在激烈交锋，都在打组合拳，其中一点就是针对这些艰难突围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国民党方面：1月上旬，上官云相致电国民党皖南行政公署，令其所属各区、县党政负责人即率地方武力，切实严密查拿共产党秘密组织及成员，清剿、搜捕皖南事变中失散的新四军人员。共产党方面：1月中旬，刘少奇致电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要求对皖南散失武装人员，望派员尽量收容，即可在芜湖附近、铜陵、繁昌一带打游击，建立抗日根据地与民主政权。
知道又怎么样？不知道又怎么样？此时已没有分别。两军相遇，高手过招，针锋相对，“收容”对“搜捕”，“护送”对“查拿”，张伟烈和战友们所知道的，是义无反顾自觉主动开始这场接人过江“大营救”。
由敌后游击队战士陪同，张伟烈来到沙洲南岸，查探对岸敌情，查看夹江水情，了解渡口布置，确认此地开展游击战可进可退、可攻可守。坐镇沙洲，遥望铜繁，这里的地下交通线在延伸，敌后武装力量在传动，张伟烈的思绪也飞向远方，他的老战友“童先生”，长江游击纵队司令章啸衡，这位沙洲游击大队创立者，此刻正在叶山一带秘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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