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言川是郑州大学学生，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郑州大学是最早起来造反的四所大学【其他有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之一。党言川奉命造反，后来成为郑州市乃至河南省的造反派领袖。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郑州大学引起很大的反响，晚上，中文系一年级学生王海相等14位学生贴出了全校第一张批评校党委的大字报
郑州大学连夜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布置反击。对率先写大字报批评党委的学生扣上“小邓拓”、“小吴晗”、“右派”、“牛鬼蛇神”等帽子，进行批判斗争。
6月6日，中文系学生王海相跳楼自杀身亡。
6月7日，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党言川因声援王海相的大字报被斗争。
8月2日，党言川等人贴出【彻底揭发批判省委和工作组执行的右倾路线】的大字报，对工作组进行全面批判。但是，以校文革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学生则针锋相对，认为“省委驻郑大工作组体现了党的正确领导”，“否定工作组，实质上是否定党的领导”，党言川是“阴谋家、野心家”。
8月6日，党言川第一个去北京，向中央文革汇报郑州大学文革情况。正在北京开会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接见了他们，表示支持他们的行动。
8月15日，党言川和刘建勋一同离开北京，回到郑州。同日，党言川串连部分同学筹备成立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郑大联委】，这是河南省第一个造反派组织。当天晚上，党言川等组织召开了赴京情况汇报大会。
8月16日上午，校文革主持召开郑州大学革命师生辩论会，称党言川的汇报会是黑会，把强行主持联委会议被赶下台去，说是“打了校文革的人”，一些群众高呼“控诉党言川一伙殴打校文革的法斯西暴行”，“打倒党言川”，“把党言川楸出来”等口号。接着，连续三天对党言川及联委同学进行围攻。
8月18日，刘建勋、纪登奎、戴苏理等省委领导来郑大与两派代表见面，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次日，刘、纪等再次来郑大，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宣读了刘建勋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对党言川等人的造反行动表示支持。刘建勋的大字报使倍受压制的党言川等少数派欢欣鼓舞，队伍迅速壮大。
9月5日，郑大联委在市体育场召开了全省首次省会各界革命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线煽风点火打会，来自郑州、开封、新乡、洛阳、许昌等地100多个单位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及外地来郑串联的师生50000余人参加了大会。大会发言中控诉了省委1959年前后左倾蛮干，造成信阳事件的罪行。
省委领导文敏生、纪登奎等在联委主持召开的9月5日大会上讲话表示“你们的大会，风煽得好，火点得好，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却在次日省委召集的常委会上说：“对郑大联委要采取明支持，暗瓦解的原则，表面上应付它，暗地里慢慢压垮它。我看党言川不是个好东西。”
1967年1月，郑大联委串联省会各大专院校造反派再次组织了专楸吴芝圃联络站。郑大联委始终坚持清算以吴芝圃为首的原河南省委左倾蛮干、大刮五风罪行的大方向，得到大多数群众的支持，由少数派变成了多数派。保守派已基本瓦解。
然而，在河南省军区介入文化大革命后，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新的变化。
1月22日，来河南串连的清华大学学生唐某以清华井岗山驻郑联络站的名义发出了【27个为什么-------刘建勋是什么人】的文章，在郑州大量印发、张贴。省军区公开支持唐某，并把是否打倒刘建勋、是否支持唐某作为衡量左派的标准。
围绕【27个为什么】，郑州造反派发生了分裂，郑大联委等认为【27个为什么】是大毒草，唐某是清华井岗山的冒牌货，而郑州工学院造反派却和省军区保持一致。
1967年2月7日，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等74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在省军区的支持下，郑工造反队和中医学院八三一等成立河南造总，和保守组织郑大战斗师、省直造总等十大总部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二七公社。
2月9日，郑大联委、造委、东方红召开会议，听取赴京调查刘建勋问题的同学汇报，统一认识，决定保护刘建勋。
2月10日，郑大战斗师开始活动。社会上出现许多针对党言川的传单，如【党言川是个政治大扒手】、【揭开河南省委收买党言川的内幕】等。这些传单大都是以刘、文、纪是省委走资派，党言川是省委的“御用工具”、“保皇派”为内容的。
2月13日，联委、造委、东方红三组织召开合并大会，统称郑大联委。14日，党言川接到清华井岗山蒯大富支持二七公社的电报。接着，北京和全国许多著名的造反派组织都发表严正声明，表态支持郑大联委和二七公社。
3月6日，省军区驻军、河南造总、十大总部召开省会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
省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在会上宣布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郑大联委中的一小撮头头，必须向河南人民低头认罪，必须交代幕后策划人”。会后，省军区用飞机在全省散发【告全省人民书】。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飞机撤传单，气死党言川”的由来。
大会之后，郑大联委以及全省二七派遭到残酷镇压，史称二月黑风。
3月8日，郑州市公安局发出四条通令，称：“郑大联委这个非法组织，必须遵照军区决定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这个组织中的一小撮头头，必须交代你们的背后策划人，向河南人民认罪。”
3月9日，党言川在商丘被捕。接着，开封师院八二四头头陈红兵、郑棉六厂工人赤卫队头头申茂功相继被捕。后来，由于中央一再干预，军区才有所收敛。
不久，周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河南两派进京汇报。省军区为了摧毁二七公社，使之不能派代表赴京谈判，支持十大总多次挑起武斗，制造了五四、五二六、五三零、七一六等攻打、围剿二七派的武斗流血事件，使二七派群众伤残数百人，死亡数十人。
后来，在二七派的斗争下，在中央有关精神和周总理的干预下，二七派头头得以释放。周总理亲自主持了河南三派进京汇报。
1967年7月10日，中央发出解决河南问题的【1967】216号文件，指出：一、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二、河南省党内走资派是文敏生、赵文甫。三、刘建勋是革命领导干部，并回河南筹备河南省革委会。
河南省军区也向中央作了检查。
中央文件和省军区的检查等于给郑大联委和党言川平了反。八月以后，郑州大学成了联委的天下，声讨何运洪的罪行，敦促战斗师反戈一击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声讨会上声泪俱下，批判会场口号震天。
1967年11月1日，郑州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党言川担任革委会主任。
1968年1月27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建勋担任省革委会主任。党言川担任省革委会常委。
1968年8月26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郑大。9月26日，郑大联委宣布撤销。11月1日，军宣队进驻郑大。
1968年8月以后，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党言川等学生相继离开学校，到解放军农场、农村接受再教育。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此后不久，党言川被隔离审查。1978年11月21日，河南日报头版以重要新闻的规格赫然刊登一篇消息：“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依法惩处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张钦礼”全文如下：
本报消息：为了深入开展一批双打，坚决打击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将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清除出党，依法惩办。将反革命分子张钦礼开除党籍，依法惩办。公安机关已将三犯依法逮捕。
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反党乱军，大搞打砸抢，残酷迫害老干部，疯狂镇压群众，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罪恶昭著，不加惩办不足以平民愤。
原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恶毒中央领导同志，包庇纵容坏人，反党乱军，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大搞打砸抢，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擅自扒堤决口，使群众遭到严重损失，罪恶累累，民愤极大。
依法逮捕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张钦礼，大快人心，大得人心。当地党委正放手发动群众对三犯的反革命罪行深入进行批判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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