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过一系列残酷打击，我像身处旋转的暴风眼中，获得相对的平静。我等待着答复，一遍又一遍在屋里来回踱步，思考着各种出去的办法，然而毫无结果。接踵而来的是心灰意冷，一筹莫展，唯一放松的可能就是睡觉，醒来后又会感到格外可怕！

　　一天天过去，没有人来，时间停滞了，进入永恒。

　　窗外是不变的墙壁，屋内是单调的家具，没有任何使人分散注意力的东西，一切都毫无意义，无关紧要。死一般的寂静中，只有自己沉重的呼吸，似遥远的回声。我希望有人来，恨不得马上有人来，觉得孤独比饥饿还要厉害，简直发热病那样难熬。我把全部的意念都集中在自己脚下，不断缩小步子，调整间距，从一个斜角走到另一个斜角，走过来再折回去。从翻车轱辘把势、跳跃、大劈胯到迈大步、中步、小步，再到碎步、弧步、鸭步，以后便是用足尖，用脚跟，或一只脚抵着另一只脚移动。最后是并起双脚，挺直膝盖一点点蹦。短短几天内，我把一个孩子所想到的走姿都试验过了，两只解放鞋全磨出窟窿，脚底起了泡，然后又结成硬茧，索性甩掉鞋子光着脚丫子走来走去。无论我采用哪种方式，就是从早到晚闭着眼睛，都能精确地量出两个斜角之间的距离，从没有走歪或者碰到过墙壁。像一个一直想着自己心思的行人，沿着已经习惯的道路走着，下意识地跨过坑坑洼洼，却根本没有去留意脚下的坎坷。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一种克制绝望心理的手段，一个人挺下去的最好方式，以抵抗刺骨锥心的寂寞孤独，而不至于到发疯和崩溃的程度。一直走到晕头胀脑，精疲力竭，一头栽倒在床上睡过去为止，总算把这一天又打发过去了。

　　我不明白，造反派为什么不许我学习？要是有本书读就好了，最好是小说，我可以暂时忘却现实的苦难，无异于白日做梦。

　　改革开放后，封闭的中国敞开门户，大量世界名著引进国内，我读过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振聋发聩。故事大意是，德国纳粹党徒拘捕了律师Ｂ博士，企图从他身上挖出奥地利皇室隐藏的财产。德国人逼供的手段极端阴险毒辣，不是通过严刑拷打从人的外部施加压力，而是从内部施加压力迫使囚徒开口。他们单独囚禁起Ｂ博士，封闭起任何外界的消息，使Ｂ博士长时间完全处于真空状态，以此摧毁一个人的灵魂和意志。最后，Ｂ博士终因耐不住孤独和寂寞而垮掉，陷入疯狂的状态之中……茨威格以沉痛和愤怒的笔调，诉说了一个心灵和才智遭到摧残的人的经历。我不得不佩服造反派的高超之处，他们对我的摧残与纳粹不谋而合，可以说无师自通，有异曲同工之妙！

　　糖厂俱乐部的大喇叭又播出北京传来的新生事物━━要把全国都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全厂职工、干部、学生、家属半夜三更爬起来，聚在俱乐部大门前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庆祝毛主席发表的最高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篮球场上热闹非凡，人们又跳起忠字舞，大喇叭通宵达旦播放着革命歌曲《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

　　之后，男女老少排成大队，擎着毛主席像，打着红旗，放着鞭炮，一路高呼口号绕大院内的家属区游行一圈，美其名曰：把毛泽东思想送到千家万户。所有的职工和家属都彻夜不眠，狂欢到天亮，以示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人人都惧怕被认为是运动中的落后分子，努力使自己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因为阶级斗争的显微镜无处不在，随时都可能将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夸大，致使一个好端端的人稍不留神变成牛鬼蛇神，沦为阶下囚。从此白土地人都形成习惯，在以后的那些日子里，只要毛主席一发表最高指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必须狂欢一夜。

　　大喇叭里不断播出齐齐哈尔市新气象，各种各样的学习班、“讲用会”像一股热浪流遍了全社会，效果立竿见影。例如，某工厂几天内完成一个月的生产计划；某机关又揪出一批漏网的走资派；某学校捣毁几家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黑市场；某机构强令医院、街道、老字号的店铺改名，由原来的“封、资、修”的名字改为响当当的无产阶级名字：“反帝医院”、“防修大道”、“永红商店”、“红太阳浴池”。总之，资本主义在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在一天天好起来。

　　扩音器一直发出嗡嗡的回声，我整天竖着耳朵听大喇叭里的消息。

　　长时间地站在窗口向外眺望，使一个孩子渐渐养成沉思默想的习惯。最让我佩服的是其中一条新闻，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型在“讲用会”上激动起来，面对台下的观众，为表示自己的“三忠于，四无限”，当场将毛主席纪念章别在胸脯的肌肉上，说这样就和毛主席他老人家心贴心了。我不敢想象，这个典型晚上睡觉怎么办？别针长在肉里怎么办？他真能一辈子戴着毛主席像章生活，永远当典型么？

　　不过很快我就忘了，不愿再费这种脑筋。

　　屋里很凉，雨点敲打着窗户，发出密集单调的响声，像在叹息。由于无法忍受的心灵上的痛苦，周围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黑暗。好不容易挨过一个夜晚，黎明来临了，雨水在屋檐下滴滴答答流着，紧接着又是黄昏，第二天就更难熬了。我等待着来人，以为过这么长时间总得有个人来看看吧，可是谁也没有来。迟司令他们忙着掀起运动新高潮，开讲用会，一连好些日子都没露面。也许造反派认为我已没什么油水可榨，对我的案子不再感兴趣，放任自流了。我确信传达室的值班阿姨是受命监视我的，她经常借送饭之机闯进屋，打量一番，没发现什么就绷着脸离去，一句话都不讲。我的心情平静多了，每天仍然比量着头顶划一条道道。除了打扫过房间卫生，就是胳膊肘撑着桌子呆呆坐着，琢磨着什么时候，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放我回家。门框上的道道排起长长的一溜儿，我的个子没有长高，算起来自己已被关进来五十五天了。

　　母亲啊母亲，你为什么还不救你的儿子出去？我苦苦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