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多文学爱好者一样，从书店买来的《写作基础》《大众传播学》读了一篇又一遍，照着上面文章结构模仿了一篇又一篇。对那些感情细腻、凄婉无比的诗歌是那么如痴如醉，基本上达到了会背诵的程度，比如：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你可以说我贱，但你不能说我的爱贱。”“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膀痛哭一晚。”“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 ……”
那个年代，哪个同学说自己不会写诗都感觉不好意思说出来。如果哪个同学再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诗歌、散文，简直叫人顶礼膜拜。这些原始的冲动潜移默化把我带到了文学殿堂的门口。
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却艰辛。尽管课外书滋养了自己的文学土壤，但要写出好文章，仅凭借兴趣爱好去干一件从来没有系统理论支撑、没有老师指导、没有名师点拨的工作难度可想而知。那时热衷读名著，如《红与黑》《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泰戈尔诗选》《徐志摩诗全集》《忏悔录》等等，读完了拼命地练笔，写读后感。有一种非理性的贪欲，很忙碌的写稿，感觉什么素材都重要什么东西都想写进去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丢弃，洋洋洒洒成千上万字。投出去了，每天魂牵梦萦想着文章发表，可就是编辑不采用。我渴望成功，渴望自己的名字变成散发着油墨书香的铅字，可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
无论是消息、新闻调查、诗歌，还是小说、散文，投出去总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我在杂志上投过，在报纸上投过，写了很多稿子寄给编辑部，可惜都给枪毙了。通过分析，我把主攻方向放在了新闻上。一个是自己比较想当一名正式记者，二是当了记者可以行使舆论监督权，把平常看不顺眼的恶曝光出来，促使和帮助这个社会走上良性发展轨道，不至于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坏，第三个原因非常重要，就是记者写的稿子成就感来得快，今天写的稿子，明天就可以在大街上买到报纸看到成品。对我这种比较心急的人来说，刚刚好。
一个人具有新闻敏感与能做一名称职的新闻记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新闻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挑战最大的是把握分寸、拿捏到什么程度。人间百态，怪事多多，哪些能写写到何种程度很关键。对于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的学生来说，这是最大的考验。新闻工作者要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牢记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把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与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把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与正确开展舆论监督统一起来，发挥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起初不得要领，付出着艰辛总是收获着挫败。天天写时时写，不见得写得越多水平越高质量越好。每写一篇投出去一篇石落大海一篇。同学们看我很勤奋的样子，一脸狐疑阴阳怪气让我找一篇已发表文章的报纸给他们看看，我羞得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同学们则像欣赏大猩猩一样朝我哈哈大笑。这年头，生活真不容易，要有一张死皮赖脸，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看不透的人心，听不完的谎言，受不尽的打击，放不下的牵挂，经历不完的酸甜苦辣，感觉人生下来不是享受生活的而是专门受苦受难的，每天醒着的时候担惊受怕，每天睡着的时候恶梦连连。
尽管有点泄气，但别无选择。要在省城谋生，得以立足，以当前的条件，感觉只能走媒体这一条道。
人生，势必要和困难做斗争。生活生活就是父母生下来，自己活下去！余华《活着》里写的每个人物，包括那头老牛都在过着苦难的日子，他们受尽了折磨依然顽强的活着，抗争到最后连基本的活着都没有做到。我受的这点痛苦算什么苦？生活是人活着最本真最现实的东西。活着就要记住，人生最痛苦最绝望的那一刻是最难熬的一刻，熬过去挣过去就会开始一个重要的转折开启一个新的辉煌。
有人说，富人之所以富是常开“两会”：招商会、董事会；穷人之所以穷是“这也不会，那也不会”；奋斗之人的“两会”是倒逼自己“必须会、一定得会”。时常安慰自己，在投稿的过程中经历失败是必然的，没有人能够一开始就写出不朽的作品，没有人能够不经历初始的幼稚就直接到达成熟。相信自己，坚持下去！态度决定一切，有什么样的态度就有什么样的未来。
无论干什么，再没有比“喜欢”这件事更重要的了。幸福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在适合自己的领域，把事情做到极致。每个周末，我都到《中学生》参加编前会，实则对我是狂补新闻采访、报纸编辑学知识。毛泽东同志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邓小平同志讲：“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古人讲，“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样的编前会，胜过读四年的新闻本科，实践性、操作性很强，特别是各个版面的编辑，都是从南大、师大聘请来的各个学科的知名教授、副教授，或者是从南大附中、师大附中请来的名师，他们都曾经参加过高考的阅卷，中考的命题，对考点、难点、痛点了如指掌。通过编前会，能够与他们同桌探讨，聆听他们的教诲，受益匪浅。
没有任何一种失望是最终的绝望，每一次坎坷应当是一条路的起点。这个时候，通过在图书馆的刻苦学习，已经积累了一些新闻理论功底。一点一点地学，从“新闻导语”开始。导语是什么？导语就是一篇新闻的内核，是一句话就能概括出文章的中心思想：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干了一件什么事？我买回来一份份报纸，把上面的每一则消息都工工整整地圈画出来“五个W”，发现“何时（When）、何地（Where）、何人（Who）、何事（What）、何因（Why）”几乎是每一则消息的金科玉律。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新闻的核心也是“人”。先有对“人”的关注，才有对新闻的关注。说一千道一万，人类所有文化产品的实质，都是在描写人和人性，从来没有偏离过。我又开始研究报社的办报方向和受众范围，只有自己的作品与报社读者群相一致，方能发表。这就像谈恋爱，只有彼此有感觉，才能生发爱的火花。不同的作品只能提供给不同的报刊杂志。我认真研究每一篇文章到底是给什么样的读者看的，应该让读者获得哪些信息，再分析读者群是不是与自己的作品相吻合，报社的要求是什么，契合了报社的办报思想了吗？
我用放大镜仔细地研究报纸每个版面上的栏目。首先，投稿一定要找准约稿方。对症下药才能事半功倍，才能把成功的几率提到最高。这就要求在投稿之前对投稿对象有一个认知和了解，不能盲目，要不然投错了地方，稿子杳无音信，一方面弄得心情很郁闷，另一方面也给继续投稿带来阴影。
第二，稿子投出去之前要多多斟酌。新闻传播，就是一个写故事和讲故事的过程。你面对的是别人的欣赏，写出来的东西一定要耐人寻味，值得别人去看，不能三七二十一的端出来让人家品尝，既然要取悦于人就要符合人家的口味。我说的并不是泯灭自己的个性流于庸俗，而是根据自己的特点发挥出与众不同的特色来。通过具体人物，表达宏大事件。
第三，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失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如果经历七次八次失败就此一蹶不振，那还能有成为大家的希望吗？
第四，要积极自觉地请教别人。不要深陷在自我陶醉中不能自拔，要敢于亮丑请别人读请别人挑刺。要多借鉴别人成功的作品是什么水平，有什么价值，有哪些是自己的作品中缺少的东西。
警惕的在大街上找新闻，再三修改稿件，交给报社天天买报纸。怀着紧张、兴奋的心情，仔细查找上面每一篇文章，连广告也不放过，瞪大眼睛看自己的名字是否变成了铅字。文章的长短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关键是出版的报纸上有没有自己的文章。
用走火入魔来形容自己从事新闻“职业”一点不为过。我发动同宿舍的舍友帮我找新闻。他们在大街上发现自认为是“新闻”的“新闻”后，立即打传呼给我。因为穷，那个时候连自行车也没有一辆。新闻不等人呀，新闻就是生命，新闻就是与时间赛跑。我靠飞奔着完成一则又一则新闻的采写。
视新闻为生命一点不假。宁愿自己没钱吃饭，也要让新闻在我这里开花。
天道酬勤，力耕不欺。在一次次退稿一次次失望一次次学习模仿一次次聆听教诲中，长进与日俱增。
参加了两个月的编前会，对文章的写作、材料的取舍、采访的重点有了全方位的认识。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篇消息在报纸的中缝上发表了。惊喜之情溢于言表。时间是1998年4月25日出版的报纸：
全国高师院校教育系科教学改革座谈会在昆召开
4月12日至25日，由教育部师范教育司主办，南方师范大学承办的全国高师院校教育系科教学改革座谈会在昆明举行。
来自全国42所高等师范院校的负责同志及部分特邀代表共计70人，就世纪之交如何搞好教育系科的教学改革作了全面深入探讨，旨在更好地推动高等师范院校的教育教学改革。
天下的幸福和快乐来之不易。这则只有五元钱稿费的消息在《中学生》上的发表，成为了我的一个转折点。
人是活在希望中的，希望使人精神焕发，做起事来，劲头十足，认为前途光明，幸福感也就大大提高。从那以后，我对自己更加有了信心，也开始自信地不停地投稿，练得越多，投得越多，写作水平也越来越高，发表的几率也就高了起来。
真正让我写文章有快感，是发表在5月23日第16期总第93期的作品。报纸上长期有一个固定的栏目，叫“名人的中学时代”。我到图书馆里，认真阅读了刘绍棠的作品，提炼出了他的中学时代。
运河骄子刘绍棠
1949年10月的一天，具有光荣传统的北京二中，从教室的各个角落到校园，师生们都争相传阅着一张《北京青年报》，因为那上面刊登了一篇反映本校学生生活的微型小说《邵宝林变了》。人们在为这个落后生邵宝林的进步高兴的同时也为该文作者一举成名而皆惊——它出自一个仅十三岁的初二学生之手！
这个学生就是后来被誉为“神童作家”、1957年被错划成文艺界三大右派之一；同时如今已载入英国剑桥《当代世界名人录》《世界作家名人录》以及《中国共产党名人录》里的大运河之子刘绍棠。
1948年秋，刘绍棠从五千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入二中读书。他得了公费，可是国民党的公费很难及时发给学生。
“人本聪明家本寒，自古英雄出少年。”12岁的小绍棠向一个同学借了5元金元券，放在报贩子那里做押金，兼做个小报童。每天凌晨三点半，当别的同学还做着酣梦时，小绍棠已蹑手蹑脚地走在清冷的大街上。在七点半上课之前，他已经跑遍了北京的东城和西城。在卖报过程中，他有意识地给自己留一份“底稿”带回学校阅读。后来，他之所以能把解放前北京艺人的生活写得活灵活现，这与当年的报童生活息息相关。
少年时候的刘绍棠，政治热情极高。不仅早早加入了少先队、共青团，当了学生会领袖，而且还密切关注着国家、故乡父老的生死存亡。当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英雄儿女奔赴前线的时候，小绍棠积极地组织同学给“最可爱的人”写信，捎去对他们的祝福；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召开时，他积极发动同学为和平而签名……每逢暑假，他便一头扎进乡亲们的怀抱。他做过家乡业余剧团的团长兼编剧，扮演过多种角色。每一次活动的内容，他都要仔细认真的酝酿咀嚼，并及时捕捉生活的“倩影”，然后用手中握着的笔将其熔铸成文。继《邵宝林变了》之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又接连发表了《一顶轿子》《新式犁杖》等二十多个短篇小说。
十三四岁的刘绍棠，成了北京市中学生中的名人。江山代有才人出！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而那时，他是最年轻的一个会员。
……
许多事不用点破，彼此心领神会是最好的状态。这需要有悟性。不少成绩优秀的大学生刚参加工作，一来就碰了钉子，很多年都在单位底层爬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从事工作特有的悟性。悟性是一种超出身体、超出思维、超出感知的无形无色无味的东西，更多是一种感觉。佛学谈悟性讲究的是修养，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跟班实习了半年，对各类采访、写作已经驾轻就熟了。
顾名思义，《中学生》的读者是中学生。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只能与教育故事有关，最好与中学生紧密相连，那文章被编辑选用发表的机率就很高。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大学校园里的新闻、美术展、摄影展、歌星名星互动、著名作家签名售书等等活动层出不穷。这些都是绝好的新闻素材。但《中学生》因读者对象不同，难以发表。这时，我将目光瞄准了云南影响力最大、市民最喜欢的《春城早报》。
《春城早报》头版，有个栏目叫“标题新闻”，也就是一句话新闻。我决定将发力点用在这个栏目上。那个时候学校里上午有什么重要活动，没有邀请函我不请自到。就像天上盘旋的雄鹰，虎视眈眈地俯看着校园里的风吹草动。采访完，送到报社，第二天一早花两角钱买一份《春城早报》，开始瞪大眼睛查找当天的报纸上是否有自己的名字。
终于，在5月11日（星期一）出版的第5928期上发表了一则消息，首战告捷：
大学生绿色营图片展在南大展出 5月3日，97级大学生绿色营西藏之行摄影展在南方大学开展。西蔵之行是继96级大学生远征白马雪山后的又一次征途。
接下来，在6月29日上发表：
南大艺术专业毕业生作品展开展 南方大学国际现代设计艺术学院95级商业广告、室内设计毕业生作品展于6月25日至7月2日在南大国际现代设计艺术学院二楼（图书馆）展出。参展作品约40幅。
10月12日星期一，总第6076期上发表了：
田珑轩书画展展出 近日，书法家田珑轩作品300多幅，在南方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展出。
10月13日星期二，总第6077期发表了：
云艺油画重点学科提名展开展 10月9日至13日，南方艺术学院在云南美术馆展出了一批近年毕业的优秀学生的作品。
从这些刊登的消息来看，那时我基本上包揽了周边校园新闻。
什么叫“豆腐块”，这就是“豆腐块”！辛辛苦苦采写的新闻最终发表出来只有三四十字、四五十字，“火柴盒”般大小。但自己很满足！同班同学中，我已蜚声在外，声名鹊起，都知道自己的同学中出了个“记者同学”，这个光环很美妙！
那时昆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有读报栏。当天或近期出版的报纸，定期有专人张贴在读报栏里。市民要了解掌握天下大事、时政新闻，最好的方式就是每天到读报栏前浏览、阅读。现在这种阅报方式随着城市的车水马龙、大拆大建，以及信息化、网络化媒体的飞速发展销声匿迹了。那时每天早起锻炼的人们，一边扭动身腰，一边站在读报栏前阅读，成了一道风景。
昆阳日报办了一张副刊，叫《都市周末》，每个周末出版。副刊风起云涌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一改正报严肃、死板单一的政治导向宣传，开始出现了一些软化的审美的倾向，更加讲述老百姓身边的开心事、苦恼事，更具有故事性、可读性和亲和力，助推了订阅数量和广告数额的上升，有力促进了中国传统报业的发展。六月初，在阅报栏前，我读到了一篇讲述云南妹子远嫁扬州的故事。通过女主人公不懈的努力，最后她带着女儿结束了这段不幸的婚姻。
故事的主人公名字叫王琼，出生在云南矿区。1986年，初中二年级的王琼体恤家里困难，瞒着父母退了学，来到省城一建筑工地，找到了一份送开水的活，后来结识了来自扬州江都的一个男人。1987年夏天，王琼跟随这个男人远嫁江都县。到家了的王琼发现自己被骗了，没有八间大瓦房，只有泥灰刷过的篱笆墙。家里一贫如洗。物质的匮乏，精神的落寞，嗷嗷待哺的婴儿，每天的柴米油盐伴随不绝于耳的争吵，这段婚姻终于在1994年8月24日结束了。她抱着女儿，揣着兜里仅剩的22元钱，步行走向15公里外的扬州。炎热的夏天，中途渴了就喝一口河边的水。母女俩走走停停，一路流浪，却走进了一个她意想不到的世界……在1997年、1998年先后撰写了两本书：《远嫁他乡这些年》和《走进你的心里》，成为了扬州经济广播电台的常年嘉宾，主持了一档谈心节目。
看到这篇报道，立即被主人公的遭遇以及奋斗不息、冲破枷锁、改变命运的故事深深打动，于是与《都市周末》的记者取得了联系，要到了主人公王琼的地址，给她写了一封信。不久，收到了她的回信，并赠送了正在热销的十万字自传体《远嫁他乡这些年》给我。收到书后废寝忘食用了一天时间读完。有感而发，根据书中讲述的故事，很快就写了一篇长篇通讯《云南妹远嫁扬州这些年》。作品首先拿给宿舍里的同学帮我指正。好作品的精髓都是一样的，就是感动所有的读者。如果连自己身边的同学都打动不了，还谈什么发表呢？同学看完，都说这个故事很励志，扣人心弦，写得很精彩。把最打动读者的痛点、最具煽情的泪点都浓缩出来了。这样的评价无疑增强了文章得以发表的信心。
人有精神马撒欢。文章写出来，我交给《中学生》。编辑老师很想帮我发表。但主编不同意，认为这个故事虽然励志，但和师生没有多少关联。
给自己的作品找到一个合适的家，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看着熬了几天、左改右改、左誊抄右誊抄的文稿投不出去，心里很着急。每天放学，都要到翠湖边的阅报栏前读报。看看张贴着的报纸有哪家是适合发表这篇文章的。一连几天，一无所获。有同学推荐我投到《知音》杂志，有同学推荐我投《青年与社会》杂志。有一点线索，就赶快到报刊亭买报纸杂志来研究。就在这时，一个同学从他爸的单位带了一份《民族时报》到教室里看，准确地说是副刊《民族时报·民族大世界》。就坐我隔壁。我抓过报纸来一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副刊第一版的栏目就是“讲述云南人自己的故事”。赶快抄下报社的地址，火急火燎中好不容易捱到下课。
花两元钱买了张地图，仔细察看报社地址，给同学借了一张载重型永久牌自行车，按图索骥，一路摸索、风驰电掣般赶到大观路39号院里。民族时报社的办公地址坐落于此。
到了《民族大世界》，毛遂自荐，递给了编辑《云南妹远嫁扬州这些年》，长达四千余字，编辑看完，让我回去等消息。
转眼到了暑假，《中学生》休刊。这份报纸是学生报，有很强的出版规律。学生上课期间出报，学生放假，报社也实行轮休不出报。
八月中旬至九月底，是我上大学后迎来的第一个暑假，也是最后一个暑假。它是连结两年大学生活的一个纽带。
一个暑假接近两个月的时间，我不能虚度时日浪费光阴，等到新学期开学《中学生》复刊。过了这个暑期，来年的暑假必须卷着铺盖自谋生路。时间不等人，必须要另外找出路。
没过多久，出版的《民族大世界》上，编辑基本没怎么删改，刊登了我送去的文章。
继王琼的佳作《远嫁他乡这些年》和《走进你的心里》之后，在南京市文联1999年7月举行的年度文艺家创作签约仪式上，她成为唯一的外市签约作家，书写了一个流浪女终成作家的传奇故事。
一来二去，写稿过程中结识了《民族大世界》的主编。他是南方民族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纳西族小伙子。参加工作五六年。正是血气方刚，能做事、想做事、愿做事，充满朝气与活力的年龄。
一个人一生需要很多老师和朋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勤，改变命运；善，改变人生。和勤奋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懒惰；和积极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消沉。爱情、婚姻、家庭、事业莫不如此。
临近暑假，他问我，假期回不回家。我说，不回了，想留下打工。“找到地方了吗？”我说：“没呢，正在找。”主编就邀我去报社实习。正急于寻找平台锻炼的我，无疑是天大的喜讯。
就这样，顺利做了《民族大世界》的实习记者。在他的关心支持下，每个周的头版版面我“承包”了。
《民族大世界》胆子特别大，经常发表一些敢于揭露时弊的调查、深度文章。这样的胆识来自于媒体人的使命、责任与担当。表面上是勇气，愿不愿意敢与不敢，背后却是学习、思考和对方向的准确判断。这与我内心一直蠢蠢欲动、疾恶如仇、勇于揭露社会丑恶现象、还社会本来面目的“革命理想”高度吻合。
环境可以锤炼一个人的情操，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在“世界屋脊”西藏，怎么努力也烧不开一壶水，说明环境很重要。天地有日月，玉雕分阴阳，花蕊有雄雌，男人再优秀没女人也生不下孩子，说明合作很重要。载体是桥梁，骑自行车再努力也追不上宝马，说明平台很重要。恶的事情被披露，当事人因此得到相应的处理，读者拍手称快，领导也坚决支持。当看到报纸上为民请命接二连三批评报道的时候，内心热血沸腾，那种解渴的情绪难以平静，大快人心。
有干事的动力和热情，付出多少都不觉得苦和累。随后，笔耕不辍，一发不可收拾。
借人之智，成就自己，乃成功之道。《冒名顶替，高等院校沉重的话题》等重磅新闻得以刊出，与主编的支持、谋略密切相关。如果换做另一家媒体、换做另一个领导，也许诸如此类的监督报道就会胎死腹中。对一个涉世不深、缺乏社会磨砺的在校大学生无疑是打击。如果当时不是去《民族大世界》实习，没有遇到这样一位频频给你鼓励、给你不厌其烦改稿的老师，也许人生会是另外一条路。
我也不负众望，一篇又一篇的深度调查报告得以刊出。什么是新闻，新闻就是发现问题。什么是正能量，发现问题、推动问题的解决就是最大的正能量。接二连三的丑恶事件被曝光，很快得到处置，报社、读者、我得到的是勇气和自豪。我因《民族大世界》的舞台找到人生成功的自信，《民族大世界》也因我的重磅文章而声名鹊起。
这个时候，理论与实践得到了有机的升华、结合。那个时候笔友很时髦，大家看了我的文章，有些读者与我互动，通过相互写信谈论生活和感悟，由于没有现代的电子网络，书信大约是最好的沟通工具了。
结识的朋友有的是激励我写作热情和信心的，有的是反映问题，提交材料找我告状的，希望主持正义，曝光一些不公正的现象。更多的是结交了一些笔友，朋友越来越多，交流也越来越密切，写作水平也在交流中逐步提高。众多笔友中，有两位印象最深刻。随着毕业，我们最终失去了联系，散落在了茫茫人海中。现在我试着在网络上搜索他们的名字，已无法辨识这些名字所代表的还是不是他们了。我也不知道现在他们还热不热爱文学了，他们是否还会记得我，像我一样上网搜索过曾经的朋友的名字，试图重新联络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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