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上午的酷刑，令我精疲力竭。

　　汗水和泪水使头发黏结在一起，周身肿胀，比平常扩大一倍，到处都是被打伤和摔破的地方，但我感觉不到疼痛。一开始的时候，每落下一拳、一脚、一钢丝鞭，身上都刀割般剧痛。渐渐地，不再疼痛了，只听见拳头砰砰响，身上木木的，犹如棒子打在破麻袋上，也许是疼过劲了吧？屋门没锁，半开半掩着，屋里更加闷热了。我躺在桌子下面，汗水和血水流了一地，嗓眼里冒烟，嘴唇焦裂，恨不能喝下一缸凉水。我试图挤出口水滋润喉咙，嘴唇麻木得张开都费劲，一股黏腥的东西溢出嘴角，我伸出舌尖舔了一下，下巴肿得像水瓢……窗外传来孩子们的笑声、口哨声和歌声，此刻听到这些喧哗似乎比什么都难过，我的自由、人格和尊严已不复存在，也再不想在窗口露面，怕同学们发现我被关在这里丢人现眼。家住糖厂大院里的孩子都回去吃午饭了，而院外带饭的孩子已吃过饭，正在嬉戏。我听到有人推开外屋的大门，一个女生哼着歌走了进来：

　　日落西山红霞飞，
　　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
　　胸前红花映彩霞，
　　愉快的歌声满天飞。
　　……

　　她一阵风走进里屋，眼睛里闪现快乐的光芒，由于屋内黑暗，没发现蜷缩在桌底下的我，直奔窗户拉开绒布窗帘，推开一扇窗子。阳光瀑布般泻进屋里，风也钻了进来，她转过身，欢乐的歌声戛然而止，“妈呀”一声吓得双手捂住脸颊。也许我已面目全非，不成人样，她没有认出我是谁来，我却认出她是我同班同学李萍，学校的播音员，每天中午12点都准时来广播室转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在我的印象里，李萍是个美丽的小姑娘，扎一对短辫儿，穿一身真正的草绿色军装。她是“文革”前一年转学进我们班的，父亲是军官，家住糖厂东大门对面的301部队大院里。那年月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军人的地位至高无上，部队子弟也风光无限，单凭那身盖戳的军装就令工厂的孩子羡慕不已。因为它代表一个人身份，代表一种地位，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李萍从小在南方长大，普通话比我们东北话标准，能歌善舞，落落大方，和男生打交道不扭捏。不像白土地的孩子连男女同桌都觉得不好，非要在课桌上划一道线，谁都不得越过“国境线”。李萍心地善良，嗓子好，学校开批斗大会时却拒绝上台领呼口号，也从没动过老师一指头。

　　“李萍。”我翕动着嘴唇说，听上去竟不是自己的声音。

　　“于艾平！”李萍放下手掌，惊讶地说不出话。

　　“帮帮忙，水……”

　　她走过来蹲在我身边，眉头紧蹙，仿佛没听清我低低的话语。

　　“我渴。”

　　“等一下。”

　　她起身跑出去，不大一会儿端回来满满一茶缸凉水，想了想，把一根短辫儿甩到背后，蹲下身子去解我手上的绳子。我为我的处境感到难为情，摇晃着脑袋不让解，怕打手们撞见没事找事，大家都不好。李萍还是松了松桌腿上的绳子，扶着我坐起来，我靠向墙壁，仰脸张大嘴巴示意往下倒水。李萍举起茶缸小心翼翼往我的嘴里倒去，水小溪一样流下来，源源不断流进我的喉咙里。她的手一抖，人抽泣了一声，茶缸里的水晃出来流我一嘴一脸，但我没法儿擦，仍旧一口不罢一口地喝水。喝完一缸子还觉不够，她又跑出去打了一次水，我贪婪地喝下整整两大茶缸凉水，心里觉得甘露般甜美。

　　“还喝吗？”李萍放下茶缸，她的大眼睛里泪水盈盈。

　　我摇摇头，顿觉脑浆直晃。

　　“你不是跑了么？”

　　“他们把我骗回来了。”

　　“那天李老师批评你，你说得没错，我很难为情。”她难过地低下头，“把你打成这个样子，真不像话！”

　　她的话深深地感动我，我眼圈一热，差点儿没流眼泪。我落到这步田地，内心的痛苦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在这种时候，在这种地方，有一个善良的小姑娘说出几句真心话，是从来没有过的，怎么能不叫人感动。我是无罪的，我是无罪的，我没错，是这个时代疯了！但我是个小男子汉，怎么能当女同学的面流泪，硬硬忍住了。

　　“疼得厉害？”她关切地问。

　　“不，你走。”

　　我要她赶快离开，以免受到连累。

　　李萍没放广播，重新关上窗子，放下绒布窗帘，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了。从此我再也没有看到她，在以后那无数次批斗我的大会小会上，也没发现她的身影。一直到初中毕业同学们离校，上山下乡或者走上工作岗位，也不知道她分配到哪里去了。可就是这两茶缸凉水，让我挨过头一次皮鞭棍棒的严酷考验，终于挺了下来，没有向造反派打手们屈服。时至今日，我的记忆里仍旧珍藏着她美好善良的身影━━一个梳着短辫儿的南方小姑娘，眼泪汪汪地端着一茶缸水，蹲在一个血肉模糊的小男孩儿面前，满脸同情和愤懑，竟敢道出连老师也不敢说的公正话。即便在那漫长的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我也坚信，在这个世界上人人心里都有杆秤，一个人的好坏自有公论，乌云永远也不能长久地遮住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