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风暴到来了

　　1966年夏天，正当钟锤准备参加第二次高考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到来了，一场突然爆发的急风暴雨撕碎了他编织的美梦。

　　早在1962年，毛主席在主持召开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报告，向全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毛主席还提出：“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就在这一年，江青找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谈话：“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但当她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时，却遭到他们的拒绝。后来，她又让北京的文艺评论家李希凡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时，李希凡没有答应。

　　江青决心要打开批判的缺口，她秘密到上海找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合作，借上海攻北京。1965年初，在上海市长柯庆施的帮助下，江青与张春桥拍板成交，决定由上海【解放】杂志编委姚文元执笔写作，他们还决定，此事要对党中央，包括周恩来总理保密。

　　1965年9月，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口号。会间，毛主席当面问彭真：吴晗可以不可以批判？彭真答：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当时，彭真不以为毛主席这句话有多大的份量，事后，彭真也没有体味出这句话背后可能隐藏着的含义，当然更谈不上准备对吴晗进行批判。

　　但是，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深知毛主席的意图，加紧了泡制批判吴晗文章的步伐。

　　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

　　彭真当时是北京市市长。他对事先不打招呼就发表姚文元批判北京副市长吴晗的文章感到恼火。中宣部、新华社的负责人则认为，姚文的最后一部分联系单干风、翻案风很勉强。吴晗本人表示：不服姚文元的文章，他准备写文章同姚文元辩论。彭真则直言：【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就看过了，毒害不是那么大。同时，他针对张春桥、姚文元批判吴含这件事说：对姚文元的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上海周信芳也演过【海瑞上疏】，难道张春桥没有责任？-------他以攻为守，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国务院副总理陶铸主管的中南局地区也拒绝转在姚文元的文章。

　　为了打破僵局，周总理出面了。北京市委专门开会讨论了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彭真不得不表示同意转载。

　　11月29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也转载了。各报在刊登时都加了编者按。【北京日报】的按语是彭真亲自授以的：【人民日报】的按语是经周恩来亲自修改的。这些按语都强调了要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只有【解放军报】的按语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这时，在北京的【红旗】杂志编委关锋和戚本禹也凑了上去。关锋在读了姚文元文章连喊好，并说，“要干起来，我们一定支持姚文元。”戚本禹不但赞扬姚文元的文章，而且表示，“若有人攻姚，我们就出来反攻。”

　　在康生的支持下，1965年12月8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上，登载了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借批判胡适，不点名地批判剪伯赞、吴晗的历史观。

　　12月21日，毛主席在杭州与陈伯达谈话时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次日，彭真要求单独会见毛主席。彭真事后说，毛主席赞成他的放的方针，吴晗要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看来，彭真一心想把本来就是学术问题的争论局限在学术上。他那里知道，毛主席早已下定决心，要以批判【海瑞罢官】作为突破口，搞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运动。

　　吴晗成了中国文革第一个牺牲品。

　　1966年5月1日，在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彭真消失了，他也被赶下了台。

　　5月4日至26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抛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问题。

　　5月11日，中共中央华北局派宣传部长黄志刚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几天后，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派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担任第二书记。彭真所领导的北京市委解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