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年一度的征兵开始了，糖厂学校初三的学生都去参加体检。

　　“文革”中有句响亮的口号：“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我多么渴望当一名解放军战士，骑马挎枪保边疆，哪怕有一顶草绿色的军帽戴在脑袋上，也别提有多美了。

　　可我知道莫说岁数小，凭我是走资派狗崽子这一点，即使把自己尽可能好地表现出来，够年龄部队也不会要。伙伴们都讥笑春节像副骨头架子，那风一吹就能刮倒的身板怎么能当兵？没想到春节吉星高照，整个糖厂子弟学校只有他一个学生通过体检，着实令我们羡慕不已一番。春节临走之前，我们都为他祝福，既沉浸在喜悦之中又依依不舍。母亲喜欢春节，说他在那么严酷的情况下也尊重老师，见了她姨长姨短，懂礼貌，有正事。母亲上班去了，小伙伴们聚集在我家玩耍，打扑克，我赢了给人家满脸挂纸条；下象棋，人家赢了让我钻桌底。春节出去串联过，比我们懂得多，能摆弄电匣子收听海外的短波节目。不知为什么，王官迷一来我家串门，总会在伙伴们心中激起一种奇怪的、无缘无故的厌恶感，显得很不合群？他是我的同学，两家大人又是胶东老乡，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却也能容忍他的存在。每每这种时候，王官迷总是坐在一边听着、看着，眯起的眼里闪着不可琢磨的光，似乎对周围的一切都很关注，随时准备充分利用，但谁也没把他当回事。

　　春节戴着大红花，被学校敲锣打鼓送走了，好不隆重。

　　临走时，他把自己的四盘甩线留给我作纪念，礼轻情义重，他要三年才能复员回家，我没了一个心心相印的朋友，好长一段时间都在沉闷和失落中度过的。实在无聊，我便用读书消磨时间，又一次搬出父亲的藏书，看《西游记》《水浒》《红楼梦》。本来，母亲早把这些书藏进写字台的小柜，怕红卫兵说我家有“封、资、修”的残余来“破四旧”，书架上只摆着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母亲多次鼓励我读些政治书籍，好有政治头脑。我曾试着翻阅厚厚的四卷《毛泽东选集》，见父亲在书里画满圈圈点点，可我没经历过战争，怎么用心都读不进去。对我来说那些长篇大论过于深奥，我也实在对战争时期的论述不感兴趣。

　　母亲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西游。”意思是大人看过《三国演义》就变得老奸巨滑了，小孩看过《西游记》就变得无法无天了。她唯一喜欢的书是《红楼梦》，且把姐姐比作薛宝钗，我比作贾宝玉。姐姐听话会来事，从不惹祸，我是个“混世魔王”，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母亲的比喻让我身上直起鸡皮疙瘩，好像中国人看了《红楼梦》都自动对号入座。我还小，没到青春期，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从不喜欢读《红楼梦》，什么甜哥哥、蜜姐姐，恶心！让姐姐做薛宝钗好了，我才不做贾宝玉呢，男不男女不女什么东西，整天泡在女人堆里，一点儿男子汉气概都没有。我更喜欢读《西游记》，幻想有孙悟空的七十二变，金箍棒一挥天下无敌。我晚上把书放回写字台小柜里，白天趁母亲上班贪婪地看完一段又一段，完全沉浸在吴承恩虚构的世界里。我产生一个朦朦胧胧的想法，希望自己将来有那么一天（一天也好），当个作家写书给人家看。当然了，这是一个孩子天真可笑的理想，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相信，一个只读五年书的小学生能成为受人尊敬的作家。

　　那些日子我迷上读书，整日躺在炕上囫囵吞枣，一捧起书就是几个小时，兴致极高。心思差不多全沉湎于空想世界，并没有防备王官迷，他来串门照看不误。王官迷长着一副苦相，总是很委屈的样子，三角眼，塌鼻梁，嘴巴有些歪，用鬼头蛤蟆眼形容最准确不过。他非常反感我读《西游记》，把我从半空中拉回来，认为是“黄书”，属“封、资、修”的东西，孩子读了会学坏。我不以为然，知识使人进步，即使“黄书”也应该“以批判的眼光对待文化遗产”。其实我并不懂得什么文化遗产，只要老师说过便拉大旗做虎皮。我记得非常清楚，王官迷性格孤僻，敏感，很难与人相处，老认为自己全是对的，从不问不听不想人家怎么说，反而流露出看不起的意思，仿佛压根儿就不值得一提。为驳倒“以批判的眼光对待文化遗产”举过个例子，说他亲戚家有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整天读闲书、黄书走火入魔，大白天都色迷迷想女人，认为这是有害而危险的想入非非。我意识到自己在和一个花岗岩脑袋打交道，不能不反驳几句，问：

　　“他读了什么书，能说具体点儿么？”

　　“《新儿女英雄传》。”

　　“不会吧，我看过那本书。”我没弄懂他的问题什么意思，表示质疑。那是一部反映抗战题材的小说，故事很吸引人，怎么能和想女人学坏联系上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王官迷颇有些义愤填膺了，双手摁在膝盖上，顿了一顿接下去。“那里面有‘骚干’事，从不歌颂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成果，净乱搞破鞋。要是碰上我，早就把他揭发出来。”

“你揭发人家干什么？”

　　“向毛主席敬献忠心，我当上红卫兵头头，决不许作者再散布流毒。”他的脸红了，走到窗口，望着外面的街道，那些枯槁的树枝正在风中舞动，突然把一只手往起举，用斩钉截铁的声调恶狠狠说。“非造他的反，革他的命，抄他的家，看他敢不老老实实低头认罪。”

　　“你看过书里的内容吗？”

　　“中毒怎么办，没有。”

　　“没看过怎么瞎评论。”

　　“我听别人说的。”

　　“你没事实根据，那不是望风捕影么？”

　　“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有书就是事实，那本书是一株大毒草。”他眼皮都不抬地阴沉着脸，仿佛目光里藏着什么。“作者的心黑透了，应该彻底砸烂他，再踏上一千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拉倒吧！”

　　这话把王官迷一下子噎住了，他从此不再开口，沉着脸。我不再讨论了，不是没话说，只是没有兴趣。王官迷的逻辑使我震惊，谈什么都要争论，真替他脸红。他整天跃跃欲试在红卫兵组织里混个一官半职，动辄毛主席教导我们如何如何，满嘴大口号，怎么连毛主席讲的一条最普通的道理都不懂：“你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自尝一口。”我厌恶他闭着眼睛不看事实的盲从态度，没看过《新儿女英雄传》怎么有资格妄加评论人家的作品呢？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不胜惊异！仔细想想，糖厂一般家长管教严格的孩子学习成绩都不错，参加批斗大会总是躲在会场最后面，都能自觉做到不打人，不骂人，不造谣中伤落井下石，将来也有一技之长立足于社会。而那些争当头头的红卫兵，尽管文化大革命洪流中红得发紫，大多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学习差的学生，长着眼睛并不意味看得见，说起话来驴唇不对马嘴，整人、打人却无师自通。由于特殊的政治机遇，不惜牺牲别人抬高自己，一来运动即变成急先锋，胆大妄为、愚不可及和不顾一切，大捞政治资本踩着人家的肩膀往上爬（今天再听人说红卫兵运动是出于追求激情和革命理想，实在令人作呕）。但无论爬得多高，上得多快，到头来还是为时代所抛弃。这并非命运的特殊安排，而是事物的必然。

　　我的伙伴彬子、铁南、春节均属于前一类人，王官迷则属于后一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