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我们一家人蝼蚁般活着,苟且偷生,日子过得清贫,但苦中也有欢乐。
春节家的娃哩一朝分娩,生下两个小狗崽。春节抱着没满月的小狗送到我家,母亲遵守诺言收下狗崽子,这下子可乐坏了我。小狗崽长着一身稀疏的灰毛,肉球一样满地乱爬,两只大眼睛里闪着哀怨的光,冷得发抖。我在炕沿下用草絮个窝,不管有什么好东西都省给小狗崽吃,可它连看都不看一眼面前的食物,一天到晚叫个不停。母亲说小狗崽想妈妈,叫几天就好了。她熬碗苞米面粥,拌上白糖,一勺一勺喂起狗崽。慢慢地,它不再叫了,一睡醒就缠着我要东西吃。姐姐不喜欢小狗崽,嫌它随地大小便,有味。母亲说得先给小狗崽起个名字,训练它自觉到外面上厕所,我想出好多名字都觉不合适,母亲一锤定音道:“看这小玩意儿虎头虎脑的,就叫它虎子吧。”我有了这个小伙伴,待在家里也不寂寞了。虎子很快忘记自己的母亲,成为我们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给了我多少欢乐。它一会儿从里屋跑到外屋,一会儿又从外屋跑进里屋,跟我亦步亦趋,形影不离。我非常疼爱它,一有空就教它翻跟头、打滚,抬起两只前爪合在一起作揖。虎子学不好,笨头笨脑乱滚乱翻,回头叼着自己的尾巴满地转圈,滑稽极啦。
我梦想虎子长大了,变得比谁家的狗都棒,能苏联猎狗那样到野外打猎叼野鸭子,寄予无限的希望。这种感觉一天天在增强,可是人不可能理解所有的事物,我错了,虎子既有母系高贵的血统,又有父系野性的血统,根本不会打猎。有一回我把虎子领出门外,让它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大雪覆盖着院子,四周一片洁白,阳光刺得虎子眯起眼睛,它试探着用爪子抓抓冰雪,扇着耳朵夹着尾巴尖叫一声缩进屋来,怎么哄都不出去了。母亲不许我领虎子到外面玩,说它还小会冻坏的。这可倒好,它白天晚上都窝在家里,很少出去走动,或者趴在炕头上睡大觉,或者侧起耳朵听吕大姨、蒋姨和母亲唠家长里短。
我懂得东北人“穷欢乐”的意义了,所谓的幸福也并非取决于自己富有的程度,而是取决于心与心的关系和他们的生活观。一般老百姓家里没有广播,没有电视,只能偶尔去俱乐部看看毛泽东思想文艺队演出,文化沙漠一样单调乏味。尽管生活清贫得勉强填饱肚子,仍旧以自己的方式苦中求乐,打发一天又一天无聊的时光。处得来的邻居,晚上相互串门唠嗑是最大的享受和乐趣,要不怎么说是穷欢乐呢。大人们屁股沉,常常谈得兴致勃勃,以至于忘了时间,一坐一个晚上,净唠些东家长、西家短,三只蛤蟆七只眼的闲事。
我只知道吕大姨是从拉哈镇来齐齐哈尔的,老家有六七个弟弟妹妹,她从不谈自己的身世,也不谈父母。而吕大姨夫是个横草不捏,竖草不拿,酱油瓶倒了都不扶的“大老爷”,家里家外全靠吕大姨一个人忙活。吕大姨干起活儿来一阵风,有男人气魄,有谁惹恼了她,厉害起来绝不饶人。有一次吕大姨和斜眼的老婆吵架,她可不惯着什么造反派不造反派家属,揪住斜眼老婆的头发压在身下,一顿连掐带打,好长时间都不让她起来……母亲知道吕大姨当过妓女,对此讳莫如深,从不触及她的伤疤。母亲是聪明人,为什么要伤人家呢,自己的伤心事就够多的了。吕大姨却是个乐天派,讲起故事妙趣横生,我特别喜欢听她讲民间的笑话。例如大家都坐在炕头上唠家常,突然有人放个屁,搞得我们很尴尬,吕大姨马上会接上个笑话圆场,绘声绘色道:
“有一个屯子里的汉子办喜宴娶新媳妇,乡亲们抬着花轿吹吹打打走近新郎家。新媳妇的婆婆迎出门来抬头见喜,给看热闹的孩子们发喜糖,请亲朋好友们喝喜酒,让所有的来宾都欢天喜地。这时候新媳妇想放屁,当着众人又不好意思放,只得使劲憋着。等新郎官从花轿里扶出新娘子,婆婆赶过去送上见面礼,新媳妇一高兴,肚里的屁没憋住,噗的一声放出来,周围人都傻眼了。婆婆嫌放屁不吉利,随机应变打起哈哈:
“‘新媳妇放一个屁,又有房子又有地’。
“这一来新媳妇觉得没事了,马上放出第二个屁。婆婆皱起眉头,用手指抠了抠鼻孔,心里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头一个屁我给你圆过去不就得了,又来一个,真他娘晦气!婆婆心里生气,嘴上还是打着哈哈:
“‘新媳妇放两个屁,又生儿来又生女。’
“新媳妇一听乐开了花,根本就没觉出婆婆话里的分量,接着放出一串连珠屁。这下可气坏了婆婆,一阵笑声过后,她拍着大腿,冲着新媳妇没好气地骂:
“‘不好,这小妖精要拉,真臭不要脸,快把她给我撵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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