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春节过后，形势急转直下，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操纵下，北京十余万学生走上长安街游行示威，反击“二月逆流”。全国各地风起云涌，掀起革命大批判狂潮，齐齐哈尔的走资派又被扣上一顶新的帽子：“二月逆流分子”。起因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党内一些元老对文化大革命政策产生不满情绪，大闹京西宾馆。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政治生活会，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围攻这些老同志。与此同时，江青一伙在社会上也掀起大规模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要求广大革命群众，“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不移地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紧跟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紧跟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尽管风马牛不相及，党委书记冯燕川照例又是糖厂“二月逆流”的黑司令，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依次排队，都变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黑爪牙，轮番受到批斗。造反派正好找到借口报复我们，母亲又变作学校“二月逆流”首要分子，天天受到大会批判，“小会帮助”。

　　我佩服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整人的手段，简直登峰造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隔一段时间花样翻新。那些研究出整治走资派新招儿的人，大多都可以荣获“发明创造奖”，申请到“专利”。但他们既没思想又缺乏智慧，生性凶顽，愚昧无知，是扶不起来的阿斗，难登大雅之堂。我只能封他们为“阶级斗争专家”，唯一赐予个别人的最高荣誉是“刽子手”，什么拳打、脚踢、皮鞭、棍棒、针扎、水烫、火燎、捆吊，收拾人，折磨人的的手段无师自通，无奇不有。也不知造反派从哪儿取来的“真经”，又亮出大会批判、“小会帮助”的高招儿。大会批判我屡见不鲜，无非一片打倒的吼声再加上拳打脚踢，人烙饼似地翻来覆去被批斗个不停，结局都是一致的。至于“小会帮助”怎么回事？我不得而知。反正走资派们一听到“小会帮助”犹如谈虎色变，脸都白了，眼都绿了，比进阎王殿还恐怖十倍。每每母亲被“小会帮助”归来，好几天晚上都不能平躺着休息，总是侧着身子睡觉，走起路来身子直打晃不说，还不断用手揉着腰和屁股。

　　母亲什么也不说，道出实情只会增加我们的担忧与烦恼。我问母亲什么是“二月逆流”？她想了半天也回答不上来，尴尬地说：“管它二月三月的，死猪不怕开水烫，要发生的事终究会发生，就让他们有帽子往走资派脑袋上扣吧，你不让扣也不可能！”这种精神上的麻醉或许能使人感到平静些，因为任何争辩都没有意义，也没有人给你讲理的机会。但这又是一种多么严酷而孤寂的生活，母亲必须时时面对活下去的挑战，像一只任其屠宰的羔羊一样俯首就范。我着实替糖厂的走资派冤枉，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就稀里糊涂做了靶子！

　　我们平时的生活更加节俭了，上顿大饼子就小白菜，下顿高粱米就大萝卜，一个月也见不到一点儿肉星星。我那时就吃够了粗粮，至今见到苞米面都头疼。如今的人追赶“时髦”，大谈特谈粗粮营养如何丰富，比较讲究的饭店都上“贴大饼子就小咸鱼”这道“绿色食品”。一旦朋友们热情洋溢请我品尝，我则诚惶诚恐连连作揖，因为本人从小就是吃这种“美味佳肴”长大的，早已吃伤了，别说这辈子，就是下辈子也不想再动一口。

　　我眼眶的青紫消退了，视力却恢复得很慢，母亲十分着急，不断领我去市第一医院看病，继续吃药。这样，经济就更加艰难了。尽管母亲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还是省不出多少钱来。我纳闷母亲哪来的钱付药费，她每月才发一半工资呀，连养活一家人都成问题！母亲不再买成盒的“经济”烟抽了，学邻居们抽起旱烟，经常和尚打坐一样整夜的不睡觉，几乎愁白了头发。她把自己的困难、痛苦和眼泪都深深埋在肚子里，咬紧牙关忍受艰难困苦的煎熬，思索着筹钱的办法。苍白的脸上又增添几分菜色，两腮因消瘦而塌陷，眼睛下印着乌黑的阴影，经常很疲惫，行动虚弱无力，一吃完饭就上炕躺着休息。

　　有一次，天空飘着零星的小清雪，空气清冽寒冷。母亲上午去市里了，要我下午在第一医院门口等她。我等到母亲，发现她大冬天直冒虚汗，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我问她身体是不是不舒服？她说可能感冒了。我说感冒还一大早上街，母亲支支吾吾说学校有事要办，我心想你早靠边站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学校还派你出来干什么事？医生检查过我的眼底，说这孩子的左眼已经明显好转，再过些日子就可望痊愈了。果然，在母亲一个多月的精心调养之下，一测视力，我的左眼视力从零点一上升到零点六。母亲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她谢过医生，喜盈盈领我走出门诊室。下楼梯去取药的时候，母亲突然身子一晃好悬没晕倒，我赶紧挽住她的胳膊，感到有些不正常，扶她在走廊的连椅上坐一会儿。

　　“没事，早晨没吃东西。”母亲从头上取下围巾，抹着额头的虚汗安慰我道。“你把包里的水拿出来，我喝一口就好了。”

　　我拿出手提包里的军用水壶摇了摇，里面还有水，拧开盖子递过去。母亲喝过水，闭上眼睛，想把虚弱挺过去。她勉强支撑着，两臂抱在胸前靠向椅背说：“我休息一下，再去取药。”

　　“我去吧，妈。”

　　“那好，钱和药方都在包里。”

　　常去医院，我知道怎么排队划价交款拿药，留母亲一个人坐着，她太累了，心理负担也太重，应该多休息一会儿。快排到我划价了，我打开手提包掏里面的药方，除了药方还捎带出一张市中心血站的化验单。我一惊，以为母亲拿错了药方，定睛一看化验单的落款：“献血人：孙志刚。”脑袋里轰的一声爆炸了，无怪母亲脸色苍白，原来是用卖血的钱为我看病。我的泪水涌出眼角，深恨自己没想到这一点，转身离开划价的窗口，找个角落平息了一会儿。我把药方和厚厚的病历统统撕烂扔进垃圾箱里，然后擦去泪水，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走近母亲。“拿药啦？”母亲缓了过来，把垂到脸上的头发甩到后面，围上围巾轻轻问。她很不自然，向儿子的身边靠拢一些，在勉强自己笑。我的心在流血，脸上笑着回答：“拿好了。”搀起母亲步履沉重地走向医院大门口。外面刮着刺骨的寒风，雪已经下了几个小时，积得并不厚，却在路面冻硬了。阴沉沉的天空像灌满了铅块，而比天空更沉重的是我们的心。

　　母亲无泪。

　　我流泪了。

　　回到家里，母亲翻起手提包里的化验单，唯独没发现我的药方和病历本，什么都清楚了。母亲望着我一句话都没说，娘俩心照不宣，她再做错什么似地低声央求我上医院，我坚决地予以拒绝，从此也再不想吃什么药了。

　　我至今也不知道自己左眼的视力，究竟恢复到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