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四月，年仅十七岁的朱克家中学毕业，从上海来到云南西双版纳勐仓公社勐掌生产队插队落户。
同千千万万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样，朱克家立志在边疆锻炼，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广阔的天地里贡献自己的一切。一下到生产队，他就要求住最差的房子，干最重的活。他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他学会了当地的语言，成了耕地、插秧、挑担的行家里手，他还学会了木工活。
不久，朱克家又来到生活条件最艰苦的莫登寨，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在这里，他攻克了语言关，逐步掌握了爱妮族语，便利了和这些孩子们的沟通。他看到当地社员吃米有困难，便和队里的青年用手扶拖拉机带动碾米机，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了让山寨早日有电灯照明，他利用回上海的机会，收集安装小型水利发电机的资料，学习电工操作技术，建设了小水电站，给莫登寨带来了光明。他还学会修理农具，为当地老乡裁剪衣服、理发，成为一个多面手。他将先进的现代文明和城市文化传播到这个还处于蛮荒之地的山寨，受到当地老百姓的赞扬。
一九七二年，公社党委根据朱克家在山寨的突出表现，推荐他去云南师范学院上大学，但他放弃了。他说，如果他走了，这里的学校就没有老师了，寨子里的七八十个爱妮族孩子只能失学。他看这些孩子们的渴望的眼睛，被他们感动了，他决定留了下来。
同年，上海市革委会赴云南知青慰问团来西双版纳看望慰问知青，了解到朱克家的先进事迹，便写成【山寨里最忙碌的年轻人】文章登在【文汇报】内参上。当时，姚文元看到这篇内参，立即批示：这个知青可请他写一篇文章。于是，上海市革委会派人带着姚文元批示采访朱克家。不久，以朱克家署名的文章【我深深爱上边疆的一草一木】及【农村也是大学】【贫下中农的好儿女】等通讯先后在【红旗】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人民日报】也刊登了介绍他的文章【边疆炼红心，山寨办学堂】。朱克家出名了。
一九七三年四月，中共正在筹备召开十大。当姚文元获悉朱克家还不是中共党员时，当即批示;；这样的人不入党，要什么人才可以入党？
四月二十七日，上海市委打电话给云南有关部门，要当地党组织马上吸收他入党。电话传到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当时朱克家正在参加省团代会，无法赶回家。公社书记只好宣布：“代表公社党委批准他入党，日期从四月二十七日算起，手续等他回来再补。”因为，朱克家在一个月前，向大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就这样，从上海的电话起，到他被批准入党，前后十一个电话，总共只有九个小时。
一九七三年八月，刚刚入党才四个月的朱克家作为十大代表到达北京，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他的名字被列入中共十大主席团名单，并在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一九七四年六月，他参加了团中央十大的筹备组工作，并且当选为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一九七五年一月，朱克家参加了四届人大，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此时的朱克家一路顺风，青云直上。
作为“新生事物的代表”的朱克家，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当时的政治旋涡。特别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他上了四人帮的贼船。朱克家参加了王洪文控制的中央工农读书班后，就把自己的命运同四人帮押在一起了。一九七六年二月，他参加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的打招呼会议后，和云南的帮派体系黄兆其、刘殷农勾结在一起，充当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打手。
朱克家回到云南后，他打着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的招牌，在“要同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总司令斗争”的口号下，不仅插手学校、机关，煽动层层楸走资派代理人，而且插手军队，攻击昆明部队某某是“民主派”，说什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昆明部队没有转好弯”，“云南的事现在不能定，中央已经掌握了大批材料，要在今后解决”等等。在他和四人帮在云南帮派人物的煽动下，把云南搞得乌烟瘴气，一片混乱。楚雄州出现了武力转变，棍棒夺权的局面。有的县为了夺权，竟打开监狱找左派。
一九七七年 元月，朱克家被隔离审查，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他一个人被单独隔离在一座党校，每天写交代材料，有时被押到一些省直单位批斗。朱克家从天上摔到了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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