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运动和大串联运动，是文革初期发生的重大事件之一，后来被证明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恶劣的影响。但当时对我和大多数的青年学生来说，却无疑是一个福音。文革大串联在我一生的经历中留下深刻的印记，现在，一想到大串联，我就热血沸腾，一种说不出的冲动从心底升起。
当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向全国人民宣传之后，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文化大革命”之火首先在北京燃烧，千千万万的大中学校学生从全国各地涌向北京，涌向北京大学，学习北京学生的革命造反精神和经验。同样，北京的学生也奔向全国各地，带去首都精神，到各地去煽风点火，把毛主席的“革命火种”带到各处去。这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全国大串联运动。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表明了他对红卫兵进行全国性活动的支持，这一天对全国红卫兵和后来的造反派来说说，是个神圣的日子，后来许多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都用“8、18”来做为他们组织的名称，如红卫兵八一八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八一八革命造反团等。
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对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这句话，更体现出毛主席要进行的是直接触动中国的“革命“，而全国各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便是这种“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讲话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连。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这就肯定了表面上是群众自发的串联活动，并代表党中央正式向群众宣布，支持全国性的大串联运动。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大串联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有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支持和撑腰，红卫兵就更加有恃无恐了，数以千万计的人流在全国各地涌动。除了飞机以外，一切的交通工具都被充分利用起来，火车、轮船、汽车等交通工具，塞满了外出串联的红卫兵和学生。车站、码头人山人海，拥挤不堪。甚至在人迹罕至的山区羊肠小道上，也出现了一支支红卫兵的徒步串联长征队。他们高呼着口号：“我们要到北京去！我们要见毛主席！”北京、井冈山、韶山、延安、遵义等地，人满为患。神州大地上到处是“南下、北上、西进、东征”的红卫兵和学生。
大串联运动成了当时中国政治运动的一道风景线。
这就说，在当时的中国，每个学生（甚至连小学生也参加进来）都有机会以革命串联的名义享受一次或多交的“免费大旅行”。国家负责三包：包食、包住、包车船票。对于好奇心极强的青少年来说，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我当然不会错失这个良机。直到上了中学，我还没有离开过本县一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我们只能从书本上和老师的口中知道。我渴望到外面的世界去走一走，开开眼界。现在，这个梦想竟然可以实现，而且连一分钱都不用自己出，这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当全国大串联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同学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胆量稍大一点的人，马上组织起来，抬脚就走。可是，当时的海南岛孤悬海外，消息闭塞，交通落后，给我们的串联活动带来了困难。当大陆学生的全国大串联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时候，我们由于条件限制，只能小打小闹，搞什么环岛串联，还是没有办法走出海南岛。这次，我们要下决心搞大一点的动作了。
经过讨论，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也成立了一支串联长征队，学习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准备用半年的时间，从文昌步行到北京去（当然有时也乘车），然后从北京坐车到全国各地去串联，争取用一年的时间【甚至更多的时间】走遍全国各地的大城市，革命圣地井冈山、韶山、延安、遵义等地当然摆在首位，取足经验，再回本地大搞文化大革命。当时我们曾天真地认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能要进行相当长的时间，而不是两三年的时间就能结束。
由于信息不灵，结果我们仅搭上全国大串联的最后一趟车。
当我们徒步串联到广州时【花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已经是2月初了。全国大串联运动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加上传染病【脑膜炎】大流行，迫使党中央、国务院一再改变原来的计划，在1966年10月底发布停止串连的公告后，再次下令停止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撤销各地的接待站，不再接待串联的红卫兵和学生，并催促在外串联的人员尽快返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这无疑是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中央的决定使我们原来设想成为泡影。
在广州我们一共逗留了十多天，因为我们犹豫不决，究竟是按照原来的串联计划，继续步行北上呢？还是坐车串联，我们心中无数。这时，我们最关心的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串联的部署，因为一旦中央改变原来的串联计划，下令停止串联，撤销了接待站，那就无戏可唱了。没有了接待站，吃饭和住宿的问题不解决，你还串什么联？
1966年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会上正式肯定了全国大串联。周总理在代表中央讲话时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的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这就肯定了表面上是群众自发的串联活动，并代表中央正式向群众宣布，支持全国性的大串联。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全国大串联这一活动形式由中央文件肯定了。
文革大串联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它冲破了各地党政机关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使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现在，它的作用已经完成了。而数以千万计的人仍然在全国各地东游西串，使国家的财政遭受空前损失，交通拥挤不堪，人民的生产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因此，中央军委于1967年2月8日发出【关于外出串联人员限时返回本单位的通知】，代表中央发出结束串联的号召。
通知指出：一、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机关、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单位的同志，一律于2月24日前返回本地区、本单位，不得再在外地逗留。二、革命群众组织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也一律撤销。三、从2月21日起，一律停止接待。四、凡过期不归者，不予报销旅差费。
中央军委2月8日通知发出以后，全国文革大串联的势头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象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外出串联的人有增无减，全国局势一片混乱，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严重的影响，其表现在：
其一、数以千万计的人流在各地漫延，除了飞机以外，火车、汽车、轮船都被充分地利用起来，有限的交通工具无法满足武限的人员流动的需要，中国出现了交通运输史上罕见的运载高峰，造成车站、吗头拥挤不堪，交通堵塞，事故频发。
其二、文革大串联是一次全国性的免费大旅行，国家负责三包【包吃、包住、包车串费】，每天花出的串联费用达数以亿计，国家财政不堪负重。
其三、各级政府要动员大批人员来搞接待工作，这些人员来自机关、工厂、街道，严重地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
其四、参加串联的人员除了大中学校的师生外，还有相当部分的机关干部、工矿职工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一些社会上的闲杂人员也打着串联的旗号，到处流窜作案，造成社会秩序混乱，治安恶化。
所有这些，都严重地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为此，1967年2月18日，中央军委下发【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通知】，要求各地一律撤销接待站，停止接待串联人员。
但我们并不感到沮丧，我们也不会理睬中央关于停止串连的决定。事实是，尽管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但实际上串联并没有停止。在广州，我们仍然看到成千上万的串连红卫兵蜂拥进城，市里的接待站仍然在接待各地的红卫兵和学生。于是，我们决定继续北上，只不过是把我们原来的计划改变了一下。
首先我们取消了徒步串连，决定乘车北上，因为时间来不及了。其次我们缩小了串连的范围，准备重点走几个城市，走遍全国这个宏伟设想已经是不可能实现了。
我们在广州停留了好几天，在这里过了一个“革命”的春节，该看的地方也都去看了。当时广州地区的造反派（省革联）夺了广东省委的权，造成了党政机关的瘫痪，广州市的局势比较混乱，治安秩序也不太好，于是我们决定尽快北上。
这时我们已经拿到几张去哈尔滨的火车票。那是我们用互换车票的方法从哈尔滨学生手中取得的。当时大陆的学生很想到海南岛去串连，但中央禁止大陆学生到那里去，理由是该岛是国防前线，是军事禁区。于是他们主动走上门来，用哈尔滨的火车票换取我们从广州到海口的船票，我们求之不得，非常顺利地拿到了去哈尔滨的火车票。但我们根本不打算去哈尔滨，2月份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哈尔滨又是中国最偏北的的城市，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御寒服装。我们最想去的地方是北京。可是这时中央已经下了通告，禁止各地学生到北京去串联。来北京串联的人员已处于饱和状态，北京现在已经是拥挤不堪，无法解决食宿问题，并发生了流行疾病。于是我们也取消了去北京的打算。
后来我们又用同样的办法拿到了几张去上海和福州的火车票。我们决定先到上海，然后想办法到其它城市去。
2月中旬，我们坐火车到上海去，火车里挤满了串连的红卫兵，连行李架上和厕所里，也塞满了人。经过三天三夜的折腾，我们终于到达上海。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又是当时“一月革命风暴“的发源地，我们在这里大开了眼界，整整逗留了一个星期。这时中央已经下达了取消第二次全国大串联的通知，我们也就打消了继续北上的念头，领取了返回广州的火车票。
火车途经杭州，在福建学生的带头下，数以千计的红卫兵推倒车站大门，蜂拥而出，进入杭州市，浙江当局慑于红卫兵的造反精神，被迫接待我们这批红卫兵。
在杭州我们也呆了将近一个星期，浏览了中国著名的风景区—杭州西湖和许多名胜古迹。然后，我们心满意足地返回广州。
2月底，我们又返回广州。这时，广州已乱得不成样子。两派（旗派和总派）为了争夺广州市和广东省的最高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当时广州虽然已经实行了军管，但军队也维持不了正常的秩序。我们经常到广州警司去，看到两派被打伤的人员争相到那里告状，感到非常刺激。
为了联系返琼的船票，我们又在广州待了天的时间。3月初，我们坐船回到了海口。就这样，我们终于结束了历时2个多月的串联活动，包括徒步串联和坐车串联。
在文革中，我最值得留恋的是北上大串联的那些日子。尽管我们出发晚了点，实际串联的时间不长，走的地方也不多。但是，大串联是我人生中感觉最美好最值得怀念的一段生活。时过境迁，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的点点滴滴我还记忆犹新。
说实在话，我和大多数红卫兵一样，在大串联活动中，并不象毛主席所期望的那样，到全国各地去煽风点火，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全国。利用串连游山玩水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当时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都没有外出旅游的习惯。我们一旦离开居住多年的故土，主要的精力便放在猎奇上面。我们查索名胜古迹，象走马灯一样天南地北地游荡，大大开阔了眼界。
但是，当我们在各地东游西荡时，同时也确实闻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火药味，感受到时代脉博的跳动，身上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大串联使我们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经风雨，见世面”。于是，回到本单位后，最早竖旗起来造反的那些人，就是我们这些参加过北上串联活动的红卫兵。（完）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