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风行海内，那时我知道了陈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但我很长时间不知道陈先生还是诗人。陈先生会写诗其实并不奇怪，他的祖父陈宝箴，是清朝大臣，有诗集传世，他的父亲，就是近代著名的同光体诗的领袖陈三立，他写诗是诗书家传。我最早读到陈先生的诗，是在一篇题为《书生的骨头》的文章中，诗云：“颇恨平生未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
中国近代文人，遭逢乱世，饱经忧患，因而形成了一个共性特点，就是普遍地对当政者不满，有皇帝时对皇帝不满，袁世凯上台对袁世凯不满，国民党执政对国民党不满，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又对共产党不满。有一个故事，说有父子两人，赶着一头毛驴出外做事，回来的路上，路人议论：“这两个傻帽，有牲口不骑。”父亲就骑上驴，儿子走路。又有人说：“这人不慈，怎么自己骑驴，让小孩走路。”父亲就下驴，让儿子骑驴。又有人说：“这小孩不孝，怎么自己骑驴，让大人走路。”父亲和儿子就都骑上驴。又有人说：“这两人不是东西，这不把牲口累死。”父亲叹口气对儿子说：“现在只剩一个办法，就是我们抬着驴走。”但如果他们抬着驴走，恐怕更会被人议论。那些文人，就像好发议论的路人，总喜爱对国事评头论足，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天下人不中王二麻子的意。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的那个老丈人，对共产党先就存着很深的偏见，对新政权所做的事情，总是这也不好，那也不对，不许女儿嫁给李云龙，听说李云龙在军事学院上学，顺嘴就来了一句：“中国需要的是经济人才，要那些将军干什么！”他就没有想到，在当时那种国内、国际形势下，没有一个强大的人民军队，能有和平环境搞经济建设吗？再说，你又怎么知道政府就没有培养经济人才呢？他是嘴尖毛长说成习惯了。现在有人评价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最关心国家大事，最有民族责任感，但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就是新从西方模模糊糊学了一点民主思想的概念，用来挑当政者的毛病，而如果让他们自己来当政，就又是另一回事了。例如，提起李鸿章、袁世凯，人人都痛骂是卖国贼，但如若要让他们来签订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怎么办？事不关己，高呼爱国，这是人人都能轻而易举就做到的，中国有很多很多人、包括很多大人物，就是这样爱国的，但如果要承担责任，付诸行动、付出利益甚至付出生命，就会知道爱国其实并不是那样简单的事。
陈寅恪身历满清、北洋、国民党、新中国四个时期，三经易代，对满清、北洋政权不满自不必说，对国民党执政也很不满。1940年3月，陈寅恪赴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首次见到蒋介石，即评价蒋“其人不足有为，有负厥职”，上述那首七律诗，就是对蒋有感而发。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即将溃败时，曾进行一场大规模抢救运动，将黄金、古籍、文物、机器，包括一批知名学者、科学家运往台湾。在蒋介石抢救人才的名单上，就有陈寅恪的名字，但他拒绝了一个政权的“抢救”，在与胡适握手告别，目送前来抢运他的飞机失望地飞离南京后，携家人乘船南下，前往广州岭南大学任教；但即使到达广州，陈寅恪也没有从国民党抢运的目光中消失，教育部长杭立武和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拉着财政部长徐堪，用哀求的姿态向陈寅恪表示，如果他答应去香港，马上给他十万港币和新洋房。但任何条件都未能动摇陈寅恪留在大陆的决心。陈寅恪选择留在大陆，并不是他心向共产党，除了对蒋政权的失望外，还因眷恋这片故国河山，他当时已年届六旬，正是落叶归根之时，不忍再飘泊海外。
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向他问起陈寅恪的情况，从此陈寅恪进入中共高层的视野。四年之后，中共中央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罗列了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一批史学权威，但没有陈寅恪。怎么会遗漏了这样一个被斯大林询问，被毛泽东指示要“善待”的著名历史学家的名字的呢？难道是因为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因。原来，是陈寅恪对共产党政权采取了拒不合作的态度。
开始，陈寅恪是郭沫若领导的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所中古史研究所的所长。陈寅恪的得意门生，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汪篯，自告奋勇，带着郭沫若院长和李四光副院长两封亲笔信，南下请老师赴任。汪篯到广州下榻在老师家中，陈寅恪对他热情接待，未料听了汪篯的来意之后，陈寅恪勃然大怒，把汪篯赶出了家门。他对汪篯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宣统三年我在瑞士就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这些石破天惊的话语，对中共高层的震撼绝对是爆炸性的。当时在场的陈寅恪的两位助手冼玉清和黄萱，都对陈寅恪提出了善意的劝说，但陈寅恪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如果答应了我的条件，那我就去，牺牲也可以。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陈寅恪亲手关死了通往北京的那扇招贤的大门。这个后果是非常沉重的。三年之后，在1958年全国高校批判“白专道路”、“拔白旗”运动中，范文澜、郭沫若先后用文字开展对陈寅恪的讨伐。范文澜在《人民日报》发表《历史研究必须厚古薄今》的文章：“……胡适，经过我们近几年来大规模的批判，一般的说，我们史学界已经看清楚了。但还有两种人：一种是自觉的胡适门徒，直到今天还坚持学术独立的看法，拒绝学术为政治服务，也就是拒绝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六亿人民服务；也就是拒绝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运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上去。这种人是极少数，但是必须对他们开战。”郭沫若表述得更加激烈，在他的《关于厚古薄今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中说：“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资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但不希望他自满，更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实际上我们需要超过他。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到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这正是发展的规律。”
共产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这是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一是枪杆子，一是笔杆子，国民党政权就输在没有“主义”之上。而在意识形态中又尤重历史和文艺，因为历史和文艺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们不是为这个阶级服务，就是为那个阶级服务，陈寅恪所说的“与政治决无连涉”的史学和文艺是根本不存在的。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又是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开篇即言：“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历史观，陈寅恪是不能接受的。而他的学生刘节则更“反动”：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说：“过去帝王还有罪己诏，毛主席没有作自我检讨还不如封建帝王。”大跃进中，更直言不讳地说：“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人人一起发疯倒是真。”在课堂上，刘节经常公开宣扬：“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只要我们真的是求真，是可以殊途（指与马列主义）而同归的。”“现在我还不能用马列主义来讲课，只是将材料编起来，不一定要用马列主义才能得到研究成绩，这是从批判胡适开始以来的一股歪风，是要不得的。”
陈寅恪向“毛公”、“刘公”要“自由、独立”，他“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但他又要他的学生的观点，“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汪篯、周一良、汪永兴”等人，都不再是他的学生；他还要求在他当所长的研究所里，不奉行马列主义，不参加政治学习，“全部的人都如此”。这不是又在限制别人的“自由、独立”吗？如果权力再大一些，像郭沫若、范文澜甚至像“毛公”、“刘公”那样，岂不是要令所有人不得信奉马列主义、不参加政治学习了吗。陈寅恪和刘节的观点，都是主张史学超越政治，都反对共产党的“古为今用”。但刘杰上述讲话，不也是“古为今用”吗？其实，历史研究不用来指导现实，研究的目的又是什么呢？难道是“为了研究而研究”吗？他们所遵奉的胡适、顾颉刚的历史“考据学”，被鲁迅先生称之为“考据癖”，顾颉刚根据《说文解字》上的：“禹，虫也”，就“考证”出大禹不是人而是一条虫的结论，闹了一个大笑话。如果不是为现实服务，即使将历史考证得毫发不差，又有何意义？就如现在的《百家讲坛》，只讲历史故事，不从中阐发观点和规律，那不成了纯娱乐性的说书了吗？
这类旧知识分子，往往都脾气很大，受不得批评。对郭沫若点名道姓的批评，陈寅恪立即致书中大校长，表示“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校园，以不见为净，不闻自安，自躲一处著书立说，以不见不闻了却残生。”这种行为可以认为是“书生的骨气”，但也可以理解为“负气”，没有责任感。然而，这个老书生未免把复杂的政治看得太简单了，他要闭门著书，著书能到哪儿出版呢？他的家门又能闭得了吗？中山大学校园内立即贴出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还要让他来尽“反面典型”的责任，来供人批判。也幸亏他曾得到过“毛公”的关注，遭遇比俞平伯、胡风以及“文革”时期的翦伯赞、他的学生汪篯等一批知识分子，又要幸运得多了。
陈寅恪拒绝与新政权合作，主要是文化上的对立。他和他的老师、挚友王国维一样，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生死相依的生命情结。王国维至死也不肯剪掉辫子，并不是像现在的时髦小生那样觉得好看，辫子是他眷恋的旧的时代文化的象征；清逊帝溥仪被驱逐出北京后，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临死留下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在王国维葬礼上，别人都行三鞠躬礼，唯陈寅恪跪在地上行三跪九叩大礼，陈寅恪为其沉痛哀悼的，并不是王国维的死亡，而是王国维所代表的旧文化的死亡。新中国建立后，为了普及文化，让广大人民都能识字看书，对文字进行改革，简化汉字，书报左起横排。却遭到陈寅恪的坚决反对，声称自己的著作一定要繁体竖排，否则宁可不出。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公布后，他又写《咏花》诗，借落花进行嘲讽，诗云：“林花天上落红芳，飘堕人间共断肠。阿母筵开争骂座，太真仙去愿专房。按歌未信宫商换，学舞端怜左右忙。休问大罗云外事，春阴终护旧栽棠。”他为何要反对文字改革呢？汉字是汉文化的主要载体，对汉字进行改革，就如废除科举、剪辫子、提倡白话、使用标点符号等一样，是新文化对旧文化的革除；这是陈寅恪所难以接受的。
陈寅恪说过：“诗若不是有两个意思，便不是好诗。”他的诗意境朦胧，晦涩难懂，须联系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和他的身世境遇来读。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改天换地未能改变他的忧国伤时之心，可谓进也忧伤，退也忧伤，因此，无法在他建国后20年所写的诗中，见到在那个时代文艺作品所特有的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新中国，歌颂人民领袖的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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