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要问在东北，什么时候最难熬？
特别对一位寡妇，我肯定回答是冬天。
凛冽的寒风刮起来，气温每天都在下降，糖厂大院的铁丝网外满目凄凉。菜社家家户户都在“赶秋头”，收割完庄稼，储存好秋菜，拉回整车的苞米秸、高粱杆，烧起火墙大炕，一家人足不出户地“猫冬”了。城市居民不那么简单，同样要准备取暖的煤和引火的草，储存过冬的秋菜。糖厂的工人大部分来自农村，除了上下班，生活的习惯和郊区差不多。家家户户都腌酸菜，下大酱，养鸡、鸭、羊、狗、兔子，院子里有菜窖和草垛。会过日子的人为了省钱，一般做饭、烧炕都烧柴火，尽量少买煤和木柴。休息的时候就去菜社“扫秋尾”，骑着自行车遛土豆、捡菜叶，准备猪呀鸡呀冬天吃的东西，忙得团团转。家长腾不出工夫搂草打柴，这样的活计就会落在家里大一点儿的男孩子身上。
白土地的家长大多都不大关心政治，只关心自己的生活，很少给孩子灌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劳苦大众的理想。心里都明镜似的，那是放空炮，不能当饭吃，正像毛泽东诗词里写的：“不须放屁。”老师说的肯定是违心话，自己没去过外国怎么知道外国人生活什么样子？他放的空炮连学生都将信将疑，家长们就更当耳旁风了。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会打洞，命八尺求不得一丈。孩子没病没灾，别变成流氓歹徒杀人放火，算祖上积了阴德。若能替大人分担些家务活儿，就是个有出息的孩子，街坊邻居会觉得非常高兴，赞不绝口：“你看老谁家的孩子多能干，快赶上他爸啦！”至于文化，白土地人从没费过脑筋，长得膀大腰圆不受欺负，找个好工作是最大的理想。如今造反派都以大老粗自居，没文化为荣，到处批判“知识越多越反动”，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读大半辈子书还得戴高帽游街，挨批挨揍，一个顶一脑袋高粱花子的农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照样吃得饱喝得足么！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彬子和铁南他们没时间玩耍，每天拿着耙子和大绳去江边搂草，比赛如何吃苦耐劳，从初秋一直搂到秋末。我还不懂得搂草的重要，生活的艰难，觉得日子过得真没意思。文化大革命没开始前，春秋天傍晚大人们都出来散步，年轻职工打打篮球、踢踢足球，我还能在场边看看消磨时间。碰到球滚出场外跑过去踢上一脚，或者双手做“端尿盆”状投个篮儿。一开展运动全没戏了，几乎没有什么娱乐，好像体育运动也是“封、资、修”现象，人们只能一心一意投身于革命大批判，反之就是游离于革命队伍的落后分子。
糖厂大院内的生活习惯在悄悄变，没人散步，没人跑步，没人打球，连坐在街头闲聊天、下棋的人都没有了。大都和我母亲一样憋在家里无声无息，很少外出走动。过去熟人在路上碰到打招呼“吃了没有？”对方会说吃了或者没吃。现在遇见张口闭口“斗私批修”，“造反有理”。不管你是什么人，造反派都要求必须加入到大批判、大揭发和大检举的行列中来，天天揭发，月月揭发，年年揭发，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已遭到彻底破坏。夫妻之间，父子之间也要相互防备，把真话留在肚子里，满嘴说假话。人心隔肚皮，谁知道你是好人坏人，哪句话没当心说走了嘴，说不定马上有人打小报告，贴出大字报。轻则叫你吃不了兜着走，重则揪出示众打入鬼队劳动改造。总之，人人自危，防不胜防，就连贪玩的孩子都活得真累。我感到孤单，前所未有的孤单，没有心情，我也不想在令人不快的事情上费心思。
冬天很快就要来临，我忙着和母亲往家运木柴和秋菜。一百公斤木柴没难着我们，娘俩轻松地就从木材公司运回来。分秋菜时倒难得够呛，造反派也要用手推车，理所当然轮不到我们。母亲无法借到手推车，只得领着三个孩子把秋菜背回家。
糖厂准备开机了，铁道专用线上开来一列列货车，卸下大批甜菜疙瘩。夏天的菜地复原成甜菜储存场，大垛大垛的甜菜堆满铁道两旁。我们全家人总动员，拿着麻袋、口袋和土篮子穿过甜菜垛去背秋菜。制糖车间的铁道线旁挤满领秋菜的职工家属，人们从一节节火车皮里卸下大堆的土豆、白菜、大萝卜、胡萝卜、大葱。秋菜是预订的，职工家属按人头分，每人土豆五百公斤，白菜二百公斤，胡萝卜五十公斤。你家不够吃，也可以从外面买，厂里不管。我们家有自种的白菜、大葱，只预订少量的土豆和大萝卜过冬。
对我来说，运秋菜是个苦差事，五百公斤土豆，四百公斤大萝卜，足足搬运了一个下午。母亲扛起半麻袋土豆走在前面，我扛大半面袋萝卜紧随其后，姐姐挎着土篮子亦步亦趋，妹妹留下看堆。众目睽睽之下，一家人走马灯似地来回穿梭。流点儿汗不算什么，但我在男孩子的眼光里看出鄙夷，于平静中常有不平静之感。关键我像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的洪长青，一举一动都和女人在一起，是个“名副其实的党代表”，绝对自惭形秽。这种想法使我难为情，提不起精神来，我想姐姐要是个男孩儿该多好，我有个哥哥，别的孩子就不会再讥笑我整天混在女人堆里，也好有干活儿和玩的伙伴，可惜哥哥不在身边！
问题不止这么简单，那时我还不懂得，即使同父异母哥哥在身边，他们也会因为母亲而远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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