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市府大院原在城中心时，大门前时常围着许多上访人员，以为搬迁到离城20多里的新大院后会没人来，却还是如此。在施光耀当市长时，大院的铁栅栏大门总是紧闭，上访群众就一群群挤在门前，敲门、摇门、踢门，有的还爬上去骑到大门顶上，门卫、信访局人员和警察，若无其事的站在一旁，只要他们不越过大门就行，门口岗位上站岗的武警，也如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后来新市长上任，访察民情，看到这种情形，说道：“白天关大门干什么，又没有死人。我就不信门开着有哪个敢闯进来。”果然门开以后，上访群众自动像潮水一样，退到了大门两旁，排成八字形两道人墙，仿佛夹道欢迎西哈努克亲王来访；大门口显得宽阔了，只有小车进进出出，不时有人在两边的队列里探出身体，像是望眼欲穿地盼望负约的情人似的朝里面张望；偶尔也会有一、两个年老伤残之人，跪在空荡荡的大门当中，这时门卫和信访干部就忙起来，将他们或是抬、或是拖，弄到旁边去。只有部队转业干部不好对付，他们要来就是几十个、上百个，排着队伍走进大院，就像在部队出操一样，喊着口令：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坐下！他们不随便走动，不大声讲话，上厕所大小便后，也“去也冲冲”，到中午时，派人去买盒饭，坐在原地吃饭后，将空饭盒打包，依然坐着不动。警察们像一群散兵游勇，在他们周围转悠，他们并未扰乱秩序、冲击机关，无法对他们下手——警察之中也有不少退役人员，说不定这些转业干部中还有他们昔日的战友、首长，淮海就曾一次看见刘洪湘上访被拦在大门口，他看见淮海时连忙把身体转过去，装作没看见——机关下班时，转业干部排着队，带着空饭盒离开了，第二天再来。这些部队转业干部，原都是团级以下军官，他们的战友，有的分到了党政机关，有的分到了事业单位，他们分在企业，企业亏损了、破产了、改制了，他们下岗了，工资、待遇比在行政、事业单位的战友只是个零头——这的确是个问题，但解决中国的信访问题，并不是看你是不是存在问题，是不是有理，军队转业干部工资低，但军队退伍士兵呢，同样是部队退役人员；还有千千万万下岗企业职工，他们难道就没有为国家做过贡献。在中国要解决上访问题，关键看你有没有力量镇住政府，他们能一直上访到中央军委，直接找到他们的老首长和老战友——于是政府给这些转业干部每月工资以外，再补贴2000元，加起来相当于一般公务员的工资水平。
这天上午上班，淮海下了公共汽车，看见大院门口又是黑压压一片上访人群，聚集在离大院门口50步之处，人群像小分头一样二八分开：一边是几十个防暴警察，都戴着黑色带白条的钢盔，穿着草绿色斑澜的防护服；在他们对面，隔着一条过道是上访的人群。淮海像是被迎接的贵宾，在两旁警察和上访人员的注目下，往大门走去。他在人群里看见他儿子学校的老师，有一个姓王的副校长，手拿喊话器，在做工作叫人们回去；原来今天又是教师上访——教师是除转业军人以外，最难对付的群体，难怪1949年以前，学潮最让政府头疼，那时他们打出的旗号是“反独裁、反内战、反饥饿”，现在教师可是不“饥饿”了，政府重视教育，不敢再拖欠教师工资，工资待遇不断提高，已超过人人妒嫉的公务员，还开办补习班收钱，还敲诈学生家长，但人对金钱是不会满足的，他们除像转业军人那样善于集体行动，还能说会道，更有一个“杀手锏”，会写“人民来信”。前年，市长说要“改革成果共享”，打算给离退休老同志发一些象征性的奖金，钱已拨到老干部局账上，被退休教师知道了，也要求发，到市政府门前集体上访，又向中央和省里写人民来信，结果让离退休老同志空喜欢一场。今天他们又来向政府要求什么？
警察队伍里有人向淮海扬了扬手，淮海见是刘卫东。刘卫东和淮海一起退伍后，安排在工厂当工人，他父亲离休时要求组织照顾一个子女进行政事业单位，正好公检法大批进人，他就进了公安派出所，现在市公安局政保支队任副科长。他告诉淮海，这些教师的学校，是个百年老校，也是胡乔木的母校，学校牌子是胡乔木题写的，算是一个文物单位，但现在要被拆迁，并且连同教职员工的宿舍，一起迁到离城20多里的新区。他们同意学校拆迁，但请求政府保留教职员工宿舍。
当淮海走到大门口时，又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他转头一看，门旁接待室的台阶上，站着两个老农民，他认了出来，是他的两个战友，一个是他的班长曹大财，另一个是他同排七班的夏沛林。淮海走过去问：“你们怎么在这里，也上访吗？”
曹大财还象过去那样，说话粗门大嗓，“哪里，我们不上访，我们就是来找你的，你带我们进去。”
淮海带他们走进接待室，办了手续，领着他们来到办公室。曹大财进了办公室，大呼小叫，夏沛林不说话，惊恐地瞪着一对牛蛋似的环眼。曹大财说：“没命，你办公的条件多好啊！比我们乡政府好多了。”
夏沛林说：“当然，乡政府算什么？比部长的办公室还好。淮海，陶寿宏你不认识吗，他是部长，他的办公室也没有你好。”
淮海说：“陶寿宏和我是初中同学，是我们上一批兵，他当部长了，什么部长？”
夏沛林说：“安徽毫州蒙城区人武部长，我去过一次。他是我姨妈的儿子。”他显出不好意思的神情，看了淮海一眼，仿佛他的一个了不起的东西被人知道了。
淮海问：“什么州？”
夏沛林眨巴着眼睛说：“毫州，安徽毫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毫’。”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贾玉来在传达中纪委的案件通报时也念过：“王怀忠，安徽省毫（亳）州人……”
曹大财又对淮海说：“我还是你的入党介绍人呢，你没忘记吧，要是你在部队没有入党，现在恐怕就没得到这儿上班了。”
淮海说：“如果我不是共产党员，就是局长了，现在党外人士可比共产党员要吃香——你们来有什么事？”
曹大财说：“是有事。有这么一件事，你知道吗？”
淮海等他说下去，他却反问淮海：“你知不知道？你肯定知道，我就对夏沛林说，路淮海肯定知道，他在市里上班能不知道。他不知道就没人知道了。”
淮海说：“究竟什么事，你说吧。”
曹大财说：“你肯定知道——就是办伤残证的事。”
淮海说：“是不是矽肺病办伤残症的事？”
曹大财又大呼小叫道：“我说嘛，夏沛林你看，我说他知道嘛。”
这事淮海知道，有一次，李兰江打电话给他，说建阳县那边有许多战友查出了矽肺病，办了伤残证，伤残补贴很高，还享受全额报销的医疗待遇，黄海这里许多人问他，他叫淮海到民政部门查查有没有文件依据。淮海到市民政局，市民政局优抚科科长对他说，是有这么回事，凡是从事过国防施工的部队——铁道兵、基建工程兵、空军工程兵、海军工程兵等，其退伍人员经市一级疾控中心检查患矽肺病，可以办理伤残证。但没有正式文件，是副省长口头讲话，要求各地根据具体情况掌握。
淮海问曹大财：“你们到疾控中心检查了吗？”
曹大财说：“查了，我和夏沛林、朱正庆——朱正庆你还记得吗？三排十一班的，也是我们公社的，嘴上有一个黑痣——我们三人去查，我们查出来了，朱正庆没有查出来——他查出来也没用，上个月被拖拉机撞死了。还有七班的孙桂宏，也去查出来了，说也要来找你。”
夏沛林在一旁插口道：“孙桂宏就是我们七班的孙大肚子，一顿能喝一桶绿豆粥。”
淮海问：“是不是民政部门不给你们办？”
曹大财一拍大腿嚷道：“那那，又被你说中了。我们先到县民政局，县里叫我们让乡里往上报，但乡里民政助理不肯。这个民政助理还是夏沛林的亲戚……”
夏沛林说：“我请陶寿宏给他打电话都没用——他和陶寿宏是战友，陶寿宏现在还是部长，说话他也不听。陶寿宏对我说：‘看来你们要出点血了。’”
淮海问：“你们送了多少钱？”
曹大财说：“哪，我们哪里有钱，我们的责任田全被征用盖房子了，现在就在城里搞搞绿化，在公路上当养路工，挣点生活费，吃粮、吃菜，什么都要钱买……”
夏沛林说：“市里、县里很多干部都去买地，两千块钱就买一块宅基地，盖一个别墅，一卖就是几十万。”
曹大财说：“哪里，有的根本就不收他们钱。淮海你怎么不去买一块？”
淮海问：“征用农民的责任田，多少钱一亩？”
曹大财说：“600块钱一亩，再分给我们一套房子。现在农村也住楼了，猪也养不成了，鸡也养不成了，吃个鸡蛋都要上街买，糞桶也没地方放了。”
淮海说：“地都没有了，还要粪桶干什么，那有没有养老保险？”
曹大财说：“有啊，但现在没有，要等到61岁以后，每月100块钱。所以我们来找你，要是伤残证办下来，每月可以补助600块钱。我们给民政助理送了三次东西，第一次一袋大米，他收了东西，事情没有办，第二次送了两只鹅，也没有办，第三次说要来我家那儿钓鱼，钓鱼就钓鱼吧，钓鱼倒少花些，反正鱼是河里的，钓过鱼后请他吃了一顿饭，临走他又拿走了一个咸猪屁股，这才把材料报到县里去了。县里又不肯办。夏助理说，你们还要出血。我们没有钱，就来找你了。想给你也带点土特产，夏沛林说，送到办公室不好看，以后送到你家去吧。如果你也办不成，我们就去找市长，我就不相信，市长的话他们敢不听。”
夏沛林坐在椅边上，直起身体，猛喝一口茶，瞪大眼睛对曹大财说：“淮海准能办成，我们跟淮海什么关系？一个锅里吃过饭的。”
淮海说：“办不办我没这个权力，我只能去给你们问问。好吧，再喝点水，我带你们去。”
夏沛林三口两口把水喝干，曹大财把茶杯往桌上一放，嚷道：“不喝了，办好了再来喝。”
淮海将他们带到市政府大楼，找市民政局一个曾在市纪委信访室当过主任的副局长，副局长听了情况后，把他们领到优抚科，听到确实有这个政策后，就打电话给县民政局，叫他们把两人材料报上来。县民政局还是不肯报，说报上去也批不下来。副局长感到威信受到损害，发火道：“立即报上来，能不能批不是你们的事。”
县里把材料报了上来，市里审批后，又报到省民政厅。不久，曹大财又给淮海打电话，说要进来。淮海对他说，伤残证已报到省里审批，要有一段时间，批下来民政局会通知你们的，如果没有别的事，就不要进来了。
曹大财说：“我想进去看看你，给你带了点土特产；你又不肯把家庭住址告诉我。”
淮海说：“你送土特产是不是送出了瘾——什么土特产？”
曹大财说：“几斤豆油，十几斤黄豆。我记得你在部队那会喜欢吃黄豆。”
淮海受到了感动，说：“什么土特产，你地都没有了，还哪有土长特产，又是买的吧？”
曹大财说：“我们买也比你买便宜呀，一点小心意。”
淮海说：“好吧，但该多少钱给多少钱，如果你不收，以后就不要来找我办事。”
曹大财和夏沛林的《伤残证》批了下来。曹大财到处嚷嚷，于是又有许多战友来找淮海，淮海都给他们办了——国家总算是没有忘记这些老兵，这种伤残补助，一般每月600元，以后很快增加到1200元，最高的机械连的芮金坤，达3600元，这对农村退伍老兵，真的是一笔怎样的收入啊。一天，洪水淼也来找淮海帮他办《伤残证》，淮海说：“你这个‘青年突击队长’壮得像头牛，能有什么伤残？”洪水淼退伍后分在地区纺织厂当工人，曾当过“青年突击队长”，扛大纱包。
洪水淼说：“战友差不多都办了。”
淮海说：“你要先到疾控中心去检查，拿到伤残证明，然后才能到民政部门去办。”
洪水淼说：“我就是为伤残证明来找你的。我去市疾控中心检查，说我肺没有问题，真奇怪了，我的肺怎么会没有问题呢？市疾控中心有个副主任，叫周大虎，你还记得吧，是我们连一排的，后来到合肥医学院上学，我请他给我出个证明，很多人都是他出的假证明——他不肯，我来是请你给他打个电话。”
淮海说：“这样的电话叫我怎么打？他给别人开假证明，我不知道，但我明知你没病，帮你打招呼，这不是弄虚作假吗？查出来要被处理的。这叫骗取国家伤残补贴。”
洪水淼说：“那我儿子得白血病死了，不是当年铀矿辐射遗传的吗？这能不能算伤残呢？”
淮海说：“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你如果查出有核辐射造成的疾病可以办《伤残证》，可跟你儿子有什么关系？”
后来洪水淼的《伤残证》还是办下来了，一次淮海跟他通电话，问他是什么病办的，他说：“人到这个年龄怎能没病呢？我有胃溃疡、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腰椎增生，都是那时在部队累出来的，不给我补偿吗？”
洪水淼的事情，让淮海对战友们办理矽肺病《伤残证》产生了疑惑：洪水淼是风钻手，受粉尘影响最大，但别人都查出了矽肺病，他去没有，难道真如洪水淼所说，“很多人都是周大虎出的假证明”。有一次大舌头王宏问他：“杜大凯，我们那一批兵都办了矽肺病的《伤残证》，不是西东年（施工连）的人也办了，你办了没有？”淮海说他肺没有病。王宏又说：“你太迂了，你以为他们就有矽肺病，十人有一个就不错了。我去查了，就没有病，送点钱就有啦。”淮海想，是啊，矿山施工连的人患上矽肺病倒也在理，但许多人不是矿山施工连的，怎么也查出矽肺病来的呢？芮金坤最重，但他是机械连的，离粉尘还远着呢，尹小飞先在警通排，后到运输连，也查出了矽肺病。就是矿山施工连的，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参加过施工，他们连的周庆书是炊事员，于洪祥先当炊事员，后当上士、事务长，一天都没有参加过施工，李兰江长年抽在团政治处，后到政治处当文化干事，他们也都查出了矽肺病……于是淮海也到市疾控中心去检查，一共要查三次，第一次检查没有问题，第二次检查也没有问题，周大虎说不用再查了，我可以给你提供《伤残证明》，被淮海拒绝。他从而得出结论，洪水淼和王宏所说并非空穴来风，他也决定，从此不再帮任何人办《伤残证》。
一天，刘玉林和刘洪湘来找淮海。刘玉林对淮海说：“现在你是我的上级领导了。”刘玉林在黄海区商贸局监察室。淮海说：“我是上级领导机关的办事员，不是上级领导。”刘玉林也提起淮海当年入党的事，对刘洪湘说：“他那时入党真让我愁死了。他父亲把这事当任务交给我，我不能不完成。但人人不同意，我就一个个做工作。总算解决了。当年如果你入不了党，现在你也进不了市纪委。”
淮海最不喜欢别人提起他的这些“背时”的事，何况又是在他办公室里，他说：“哪儿人人不同意，就两人不同意吧，一个是副指导员潘长寿，还有一个就是他，代理排长。”
刘洪湘脸涨得通红，干咳起来，用手抓着头发——他还是那个毛病，一尴尬就干咳。他说：“你那时点点小，活也做不动。”
淮海说：“做不动也没有比别人少做，也没有谁对我有一点照顾。好了，你们来有什么事？”
两人都是为办《伤残证》而来。
刘玉林说，他已在市疾控中心拿到了《伤残证明》，但民政局不给他办，因为在他的档案里没有找到“参加国防施工”这几个字。
淮海心想，不给他办就对了，但他是怎么拿到矽肺病证明的呢？淮海他们到部队时，他是连里上士，就是给养军士，后来提干当了事务长，淮海退伍后他当副指导员，根本就没有参加过施工，竟然也患上了矽肺病。他不想给他办这事，说：“按照民政部门要求，必须要能够证明参加过国防施工，就凭档案材料说话，档案里任何材料上，只要有‘参加国防施工’这几个字就行。别人的任何证明文字都没用。”
刘玉林说：“这我知道，我来找你，并不是让你给我写证明，能给我写证明的人多的是，而是请你跟民政部门打个招呼。”
淮海说：“这个忙我帮不上，民政部门不会因为我而违反规定的。”
刘玉林生气了，说：“那么多不相干的人你都帮忙，你倒不帮我！”
淮海说：“这个我的确帮不了。”
刘洪湘对淮海说，听说连里很多战友都办了《伤残证》，也想请淮海给市疾控中心的周大虎说说，给他开个证明。淮海说，这个不用我说，你将档案里我们部队番号和“参加国防施工”的证明复印下来，拿到市疾控中心，他们就会给你检查，共查三次，一次50块钱，有办法的还能报销。再说周大虎你又不是不认识，在部队时他和你的关系可比和我的关系近多了。刘洪湘仍要淮海给打个电话，说现在你比我们有面子。
淮海就打电话给周大虎，周大虎接了电话后说：“是刘洪湘啊，他不是昨天才在这里检查过吗？没查出有问题——现在抓得紧了，我不能给他开证明，请你理解。”
淮海说：“你想哪去了？我没有叫你开假证明。刘洪湘现正在我这里，说想去你那里检查一下。”
周大虎说：“这个刘洪湘，我不是跟他说了，6个月后再复查嘛。”
淮海放下电话，心里很不高兴，刘洪湘还给他放水呢！他当年老是逃避施工，当然不会染上粉尘——两人怏怏不乐地走了。
但淮海后来还是破了例，给他的副班长、“村长”常宝传帮了一次忙，但没有帮成。常宝传已经拿到了疾控中心的证明，但提供不出“参加国防施工”的证明。常宝传是个风钻手，又没有戴口罩的安全意识，受粉尘污染是最严重的。淮海问他：“你的伤残证明是真的吗？”
常宝传把诊断证明给淮海看，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现在抓得严了，我在市疾控中心查了两次，第三次他们叫我到省疾控中心去查。你看，这上面有省疾控中心的章。”
淮海又问他：“你怎么提供不出‘参加国防施工’证明的呢？你到档案里去找，肯定有。他们有的是从《入党志愿书》、《入团志愿书》、《五好战士》证书上找到的，但绝大多数是从退伍时的《组织鉴定》上找到的。只要有这几个字就行。你查过档案了吗？档案不让本人看，别人可能不知道在哪里找。”
常宝传从随身带着的包里掏出一个档案袋，说：“那，我把档案带来了，你再给我看看。”
淮海从他的档案袋里取出材料，一份份看了，还真的就没有这几个字，看了他那份退伍《组织鉴定》，淮海记起那还是他给常宝传写的呢，退伍鉴定都是由本人起草，组织落款盖章，那时重视政治表现，所以这份《鉴定》里，通篇都是怎样活学活用《毛选》、突出政治、争当五好战士一类的话，竟没有一字提到施工和军训，当时谁能料到20多年后的世事变化呢。
淮海将常宝传档案中一份《军人登记表》复印后，带常宝传来到市民政局，那位副局长不在，他们就来到优抚科。科长听了情况后说不行，一份《伤残证明》，一份“参加国防施工”证明，多了不要，少了不行。
淮海说：“可他的确是从事国防施工的呀，整整4年，和我在一个班，我可以证明——以党性、以一个纪检干部的人格证明。”
科长说：“就是许世友证明也没用，省民政厅规定，只凭档案里的材料。”
淮海说：“文件规定是死的，但人是活的，不然怎么还要求我们要提高执行政策的水平，有个小学文化不是谁都能做公务员了？比方说他没有文件规定的证明材料，但我们可以找其它的证明材料啊，只要能证明他参加过国防施工就行。”
科长问：“有什么其它材料能证明呢？”
淮海说：“我们是从事国防施工的基建工程兵部队，我们连是这个部队的矿山施工连，这些档案里都有证明材料——那么这个连里的战士，他们不施工又干什么呢？”
科长说：“那不一定，连里不是还有后勤人员吗？文书、卫生员、通讯员、炊事员、饲养员等，他们不参加施工吧。谁能证明他不是这些人员呢？”
淮海说：“如果是这类人员，《军人登记表》中职务一栏里是会注明的，没有注明的就肯定不是。还有，这份《军人登记表》上写着他在二排七班，这还不能证明他不是连部的后勤人员吗？你再看，七班长曹大财，是我市黄海区人，已经办理了尘肺《伤残证明》，那曹大财肯定是提供了‘国防施工’证明的，而他是七班副班长，曹大财的证明不正好也是他的证明吗？你看我说得有没有道理。”
那个科长接过常宝传的《军人登记表》，看了看，又在心里盘算了一阵，终于弄明白了，但仍然为难地说：“理是这么个理，但上面就是那样规定的，我们只认死理，不认活的证据。”
淮海说：“是不是还要我请陶局长跟你说呢？”
科长说：“你说、陶局说，不是一样吗？我们又不是不认识，你在我手里办过那么多了，我哪一次拒绝过。真不好办，报到省里也批不下来，除非你先到省里找好关系，我再给你报上去。”
离开民政局，常宝传问淮海：“省里你能找到人吗？团宣传队不是有许多南京兵吗？”
淮海说：“这种事不是一般人能帮忙的，再说，他们知道不是我自己的事，能帮也不会帮。”
常宝传的《伤残证》终于没有办成。淮海想，该办的不办，不该办的乱办，政府的确是有许多好政策，但怎么到执行起来就变了味了呢？现在群众上访事件那么多，其中绝大多数就是因为层层级级执行上的偏差，甚至玩忽职守、以权谋私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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