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讨厌造反派,倒不是没有造反的资格,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它是酸的。关键在于他们不讲道理,也不讲怜悯,动辄盛气凌人地发造反派脾气,打倒砸烂一切。
保皇派倒是些有正义感的好人,虽不得势却重感情,不管明里暗里一味帮助老领导。尽管其中不乏一些“反戈一击”者,一开始不敢参加造反,看到形势大变,造反成了最安全的选择,便转过身来大打出手。大部分保皇派还是很得走资派的赏识,“文革”结束后,基本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用。我最喜欢逍遥派,他们总是宽待走资派,极富同情心,从不打人、侮辱人。比如在批斗大会上,逍遥派也随大流喊几句口号,看到哪个走资派撅得受不了,就暗示你上厕所休息一下。遇到有人用皮带打你,就主动接过皮带让打手歇会儿,自己干咋呼不动手。再比如,造反派头头让他去勒令哪个走资派来“小会帮助”,他会推说你正在患病……强迫你劳动改造的时候,他会分配你干些轻活儿,对你的“磨洋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不就干脆视而不见。
我看糖厂有一半职工是逍遥派,他们逃避运动,对周围的事情不闻不问,自己从来不想这些事情,也不许孩子惹是生非。每每上学前,家长都叮咛孩子千万不能打老师,下课早早回来帮家干活儿。因为彬子的父亲当过伪警察,铁南的祖母是俄国人,明利的祖父是地主,他们都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唯有春节和朋久根红苗正能加入红卫兵组织。我的伙伴们大多继承父辈的秉性,有自己的生活准则,即使我是糖厂头号走资派的狗崽子,他们也重哥们儿义气,从不歧视、嫌弃我,照样和我在一起玩耍。
我常去春节家串门,除讨厌那两只大鹅喜欢他家所有的人。
春节的父亲面黄肌瘦,和蔼可亲,是糖厂三楼单身宿舍的管理员。他很少管家里的事,唯一的爱好是喝酒。夏天不当班时,我常见郭叔叔和朋友蹲在三楼旁的大杨树下喝酒,大家摆上碟咸菜,倒上大半茶缸白酒,一喝就是大半夜。郭叔叔喝酒的手势很奇特,他从不握茶缸把端酒,而是张开拇指和无名指扒住茶缸的外沿,伸长食指抠住茶缸的内沿,探出中指抵死茶缸底,把那个用不上的小指翘成莲花指,捏起茶缸送到嘴边呷上一口,嘴里发出满意的吧唧声,再吃上一小口咸菜下酒,这便是他赛过活神仙的时候了。
在我的印象里,春节的母亲郭婶儿身体强壮,吃苦耐劳,是典型的山东女人,整天围裙不离身。尽管有一个贪酒的丈夫和六个孩子,生活窘迫,家徒四壁,郭婶儿却任劳任怨,乐天认命。她总是拿出水萝卜、洋柿子给我吃,一边忙着家务活儿一边说:
“小艾平,咱们是老乡,操他奶奶的,一个没文化的老娘儿们,谁管得着。告诉你妈来串门,别老一个人在家里憋出病,说说话,心里痛快痛快。”
母亲让我捎话:
“谢谢你郭婶儿,我不想给她找麻烦。”
郭婶儿在家属服务站拉氧气瓶。每天天一亮,她早早给家人做好饭,穿起一件深蓝色的大围裙,拉起铁架子手推车去市里的氧气供应站运回四瓶氧气,就算完工了。若在厂区碰到母亲,必唠一会嗑,逗得母亲笑逐颜开,她才拉起手推车离去。
“郭婶儿和你唠嗑,看你劳动的造反派不管么?”我问母亲。
“女人家的事,他不好意思听。”母亲微笑着说。
“都说什么?”
“有一次你郭婶儿告诉我,她拉氧气走到黄沙滩,想小便,见前后左右都没有厕所,人憋急了,索性用围裙蒙住脸蹲在马路边上就尿。吓得行人都不敢走道了,一直等她尿完才过去。你猜她怎么跟我解释的?”
我猜不出来。
“她说活人还能被尿憋死,管他呢,我一个大老婆子怕什么羞。我把脸一蒙看不见别人,别人也就看不见我了嘛,他认得我是谁。尿他奶奶的,谁怕看见,就绕着走!”
春节家的大院动物园一样热闹,有一条狗、两口猪、两只鹅、几只鸭、一群鸡。晌午头,郭婶儿下班回家,一进院门家里就炸了锅,猪扒着圈嚎,狗围着她摇尾巴,鸡鸭鹅追着屁股叫,所有的家禽都伸着嘴巴管女主人要东西吃。事情一大堆,得忙着干起来,眼是懒蛋,手是好汉。郭婶儿顾不得休息,放下葫芦拿起瓢,喂饱它们,孩子们也喊饿了,她又烧饭做菜,侍候一大家人吃午饭。按理说郭婶儿拉着四个氧气瓶子一来一回走二十多里路,吃完午饭该休息了吧,不能,她还要洗衣服、做鞋、买菜,准备做晚饭。一天到晚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如此这般,周而复始。用郭婶儿自己的话说:“待着也是待着,干活儿累不死人,省得锻炼身体了。”她张开双臂,两手往衣襟上一拍。“我没见哪个干家务活儿的人累死,倒见过不少人闲出来病的!”
我虽常去春节家玩,却不敢吃他家的饭。
有一次,邻居家的猪身上长满黄豆大小的囊泡,邻居怕传染“米猪”病,将病猪拖到铁丝网外的菜地里挖个坑埋了。人家前脚走,郭婶儿后脚就赶去挖出猪来。她给死猪放过血,扒去内脏埋掉,扛起猪身子回到家里,大卸八块用高温煮过,一家人吃得有滋有味。母亲说咱不能吃,吃了“米猪”肉,人的身上容易感染绦虫病,从此我不敢吃他家的东西了。其实母亲是偏见,大字不识的郭婶儿却英明无比。“文革”期间买什么肉都凭票供应,唯有“高温肉”不要票,排一次队每人允许买一斤。所谓的“高温肉”就是“米猪”肉,我们无一例外吃得很香,至今也没有感染绦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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