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都进屋里来，有好事告诉你们。”
我们心理话：
“有啥好事，无非又是要大会战了！”
也难怪我们那么想，自从来到乡下，除了干活找我们开会以外，也的确没有什么好事找过我们。那天还真是一个例外，当我们走进屋，看见队长手里拿着很厚一沓子钱，冲着我们抖落着说：
“看，这是啥？”
没等别人搭言，“四眼”抢着说：
“钱呗，啥，别看多长时间没看见它了，那我也认识。”
“四眼”说的还真不假，我们真就是好长时间都没看到钱了，都忘了它长得是模样了。当时大伙一看见队长手里的钱，眼睛都瞪得老大，站在前边的人恨不得要把钱给吃了。就见队长站起来，故意吊我们胃口，问我们：“你们说给大伙分点钱行吗？”
他话音还没落呢，就听屋里跟爆炸似的喊：“行！”
有的人就说：
“那就赶紧分吧，还等啥呀？”
“是呀，赶紧分吧！”
大伙你一言我一语，都嚷嚷成一个蛋了。站在后边的人还使劲往前挤，恐怕自己捞不着。
最后把队长挤到炕上去了，就见他手里仍然抖落着那沓子钱，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的，然后他抻着脖子冲大伙喊：
“大伙都静一静，别瞎嚷嚷了，听我把话说完了，要不然就不分了。”
这句话好使，一下子屋里没动静了，肃静的连掉根针都听着了。队长接着说：“都瞎嚷嚷啥呀，就跟那百辈子没见到钱似的，上边领导说了，今年大丰收，每个人发三元六角五分钱，没偏没向，都一样多，现在就发。”
他说完就开始发上钱了，我们手里拿着钱，都一遍一遍地数呀！尹桂琴凑到我跟前来，细声细语地跟我说：
“国英，你说一下子发这么多钱，可干啥花呀？”
她这话还是让队长听着了，还没等我说呢，队长说话了：
“你还嫌钱多了是吧？那拿回来点吧，正好钱还不够分呢。”
把尹桂琴吓得一缩脖子，急忙把钱揣进裤腰里，一溜烟似的跑了，等晚上睡觉的时候才把钱拿出来，还不知道藏哪好了。许丽过来凑热闹，小声对尹桂琴说：
“哎，你要是钱没处搁，就搁我这，我有地方搁。”
尹桂琴用眼睛白楞她说：
“去去去，哪都有你得，你还是好好想想把自己的钱搁哪吧。”
我跟你说，尹桂琴说的还真对，许丽真就不知道把钱往哪藏了，那天晚上我们都熄灯睡觉了，她偷摸坐起来摆弄上钱了，紧挨着她睡觉的王淑洁就跟她说：
“我说许丽你半夜三更不睡觉在那瞎折腾啥呀？又找猫呢？”
“没找猫，找地方藏钱呢。”
许丽看都不看她一眼，照样拿着钱东掖西藏的。王淑洁就没好气地说：
“好好藏，藏好了记住点，明天别自己都找不着了。”
许丽也不理她，接着藏钱。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起来后抹擦两把脸，扒拉两口饭，就急急忙忙都跟着青年点的大马车去公社粮库交公粮，其实我们几个女的就是想跟着车去公社那里玩，这不是有钱了吗？公社那里有商店，想借此机会逛逛，买点女人用的东西。大马车离粮库大门还挺远就站下不走了，我们抬着脚往前一看，我的妈呀，前边都是车呀，不用说别的，就车老板赶车用的鞭杆子在那车上插着，用眼望去，都跟高粱杆子似的，一排一排的。没办法，排号等着吧。
赶车的“二公子”心眼好，就跟我们说：
“你们几个女的就去商店溜达去吧，在这呆着也没事干，有我们几个男的在这守着就行了。”
“四眼”也在那敲锣边：
“你们去逛吧，但别忘了回来时给我们买几块糖球吃，不然回去不拉你们。”
俞媛媛跟她闹，冲他使厉害：
“去去，哪都有你得，还买糖球，我看你像个糖球。”
说完我们五六个女生就要走，可就在这时候，前边也不知道咋地了，聚了一大帮人，我们那时候也都年轻好事，赶上这事了就跑过去看热闹，我们挤进人群一看，原来是两伙人打起来了。
我跟你说，那时候人才好打仗呢，两个生产队，或者是两个大队的人，动不动就打起来，尤其是大城市来农村插队的知青们，两个青年点的知青经常打架。但今天打架的，其中有一伙是我们下乡的那个生产队的社员，今年夏天还跟“四眼”因为抢地瓜打过架的外号“冀彪子”，他也是跟着生产队的车来交公粮来了，不知什么原因，跟前梅林青年点的沈阳知青打起来了。
“冀彪子”和另外一个人明显吃亏了，俩人鼻子、嘴角都淌着血；那俩知青都光着头，其中一个手里拿着折断了的赶车用的鞭杆子，有大拇指那么粗，边上还站着四五个他们的同伙，其中有一个歪戴着帽子家伙，用很浓的沈阳口音“咱咱”地嚷嚷着：
“今天你就给咱使劲打，打死了算咱的，让他们知道知道咱沈阳人的厉害。”
“四眼”瞅着二公子小声说：“你们沈阳人咋这熊色呢，竟欺负我们当地人。”
二公子就对他说：
“这回他们替你出气了，‘冀彪子’挨揍了。”
这时再看那个拿着半截鞭杆子的人冲上去照着“冀彪子”后背就是一下子，把“冀彪子”差点打趴下，疼得他直咧嘴，眼看就要出人命了。正在这时人群里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革委会的人来了。”
再看人群“哗”的一下向两边闪开一条道来，随后有四五个身穿黄衣服，戴着红袖章的人走了进来，冲着“冀彪子”和那个挨打的农民就过去了，当中一个领导模样的人问他们俩：“为啥打仗啊？不知道打仗扰乱破坏安定吗？”
冀彪子就说：
“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打我。”
“谁打你？是谁，在哪呢？”
革委会一句不得一句地问。
“冀彪子”朝刚才打他的那几个人站着的地方用手一指刚要说：
“是他们！”
可话没说出口就咽回去了，因为他发现那几个打他的人没有了。我们大伙也都纳闷了，当时光看革委会的人进来了，可没注意那几个打仗的人啥时候跑了。
革委会这回有说的了：
“说你打仗你还不服，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回头冲他带来的人吩咐道：
“把这两个扰乱治安的家伙带回公社问话。”
这下可好，打人的人没抓着，倒是把被打得人给抓走了，“二公子”看着气不公，就上前冲那个革委会说：
“不对了，不是他们打仗。”
领导朝他一瞪眼：
“那是谁？是你吗？”
随后又问：“你是谁？”
“四眼”想保护“二公子”，就上前去解释：
“他是我们的头，不是他打仗，是那几个沈阳人打仗。”
革委会听了这话更急了：
“啥头？打仗的头吗？”
他用手一指“二公子”：
“他就是沈阳人，沈阳人都能打，还是打仗的头，对吧？”
然后吩咐他的手下：
“把那两个流血的，还有这个沈阳人和那个戴眼镜的，一块带走。”
我们青年点赶另一辆马车的孙勇刚要上去评理，被他的女朋友任秀梅一把给拽住了，小声跟他说：“别傻了，你上去也得被抓走，说不清楚。”
我们大伙也说：“秀梅说得对，现在得赶紧报告咱们领导知道。”
一句话提醒了孙勇，他急忙卸下一匹马来，骑上马就往青年点跑，回去向领导报信。剩下我们这些人就在那等着，还那有心思逛商店呀！等到快晌午，我们都交完公粮了，也没看见“二公子”和“四眼”的影。最后可盼着孙勇回来了，告诉我们说：“队长上公社要人去了。”
等到我们回到青年点，快黑天的时候，“二公子”他们才回来。听说我们队长去了也没用，最后还是公社派给我们知青点的妇女干部张素荣出面，才把人领回来的，人家她哥在公社当干部。
第二天我们接着交公粮，大车拉着粮食刚出大门口，正好碰上队长骑着自行车往院里走，他看见车出来了，就站在那冲我们喊：
“交粮就交粮，别瞎管闲事，你们也让我省点心。”
我们也没人搭理他，还冲她挤眉弄眼地笑，“二公子”赶着车，把那红缨鞭子使劲一甩“啪啪”响，马车“轰隆隆”地从他身边跑过去了。把他吓得急忙往边上挪，骂一句：
“他娘的，差点踩着我。”
马车到了公社粮库，照样还是排队，这回我们吸取了昨天的教训，直接去逛商店了。等到了白塔子大商店进屋里一看，哈哈，卖啥的都有啊！我们是东瞅瞅，西望望，看啥都新鲜，可看啥都挺贵，最后站在卖收音机那听上收音机唱歌了。我们听着听着，也都跟着收音机唱上了，一个女卖货员就撇着嘴、斜愣着眼睛说：
“呵，还唱的挺好呢？要不然买一台拿回去？
我就问她：“这个卖多少钱？要票吗？”
女卖货员带搭不理地说：“啊，不要票，要钱，有钱就行。也不算贵，三十六元一台。”
然后故意拉着长声问我们：“买吗？”
我一听不说话了，心里说：“用啥买呀？我干一年才给三块多钱。”
其实人家那女的也看出来我们买不起，是故意寒碜我们。但那个收音机可真是好听，我们回去好几天，总想着这件事。最后，黄丽萍就给大伙出主意了，但她还不直说，就听她拐弯抹脚地说：
“其实收音机那玩意谁买了也不能天天搂在被窝里听，就跟那广播喇叭似的，能一个人听吗？”
她说这话我们开始还没听明白，假小子庄芸芸嘴快心直，憋不住就冲她说：
“我说你们大城市长大的人咋就说话不痛快呢，有啥话直说过不行吗？非得带拐弯吗？”
黄丽萍刚要解释，就见俞媛媛一拍大腿，随后大声说：
“我知道老黄说的啥意思了，咱们大伙合伙掏钱买一个，放到咱们屋里大伙听，对不对老黄？”
黄丽萍笑着点头，不说话。大家一听都挺高兴，我们四十来个女知青，一个人掏一元钱都使不了，就把收音机买回来了。那收音机是“春雷”牌的，在当时算是名牌产品以了。买回来那天傍晚的时候，我们吃完饭，把收音机放到窗户台上，一大群人坐在院子里听收音机，住在我们青年点附近的社员们也过来听，离我们最近的老冀家那个裹脚的老奶奶也来听了，她管那收音机叫洋戏匣子，她听那里头唱歌感到很新鲜，就站起来，拧着小脚走到收音机跟前，前后左右转着圈看，“四眼”好事，就过去问她：
“老太太，你瞅啥呢？”
老奶奶也不瞅他，仍然盯着看，嘴上叨叨咕咕地说：
“这是人唱的吗？在哪唱呢？”
“四眼”就趴在他耳根子上告诉她：
“是人唱的，是歌星在匣子里唱的。”
老奶奶停住，抖了抖身子说：
“看看，果然不是人唱的。”
转一圈又问：“歌星是啥星？离着牛郎星织女星那个近？”
“四眼”急忙上前解释：
“歌星他不是天上的星星，是人，是人唱的。”
老太太用手一指着收音机说：
“那这匣子里有人吗？”
这一问，“四眼”变哑巴了，干眨巴眼睛说不出话来。老奶奶一看，用手指着四眼笑着说：
“看咋样，我说不是人唱的吧，这么大个匣子，人钻不进去。只有妖精能进去”
说着，拧着小脚走了。
我们大伙给四眼起哄：
“‘四眼’你不是能说吗？说呀，这回给你问住了吧。”
我们听收音机也不白听，长了不少见识，还了解了许多国家大事，其中最让我们感兴趣的还是与我们知青有关的新闻。我们从新闻里隐隐约约感觉到国家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有了改变，好像要让我们回去当工人了，所以，我们听收音机更来劲了。
农村冬天虽然要干的活也很多，但是自从“四人帮”被粉碎以后，1977年的冬天，就不跟往年一样了，不再干那些什么堵塘坝、修梯田等等劳而无功的活了。听收音机里说，那年邓小平说了算，他说干什么事都得讲究效率。这样一来，农村冬天除了送粪、修水渠干点零星活以外，不再象以前那样搞什么大会战了，这样一来比往年轻松了许多。我们每天晚上早早吃完饭，除了打篮球，还仨一群俩一伙地出去遛弯，当然有的也开始谈恋爱了，要知道，那时候我们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在女知青中，我岁数算是比较小的过了年就二十三了，比我大的都已经二十五六岁，所以，像张云莲、任秀梅、刘淑华等好几个都处了对象，人家也就不和我们一块出去溜达了。等到晚上八点多钟溜达回来，大家还是坐在一起听收音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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