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我插嘴说：
“矿山有澡堂子，洗呗！”
她看着我说：
“美得你！澡堂子是给工人用的，我们是工人吗？”
她又接着往下说。
后来领导嫌一辆马车运得慢，就用人往站台挑媒，成群结队的用条筐挑着煤走，肩膀子都磨出血，可谁都不少挑一趟。
煤运完了，我们几个女的去找领导，想要几个钱花，你猜领导咋样，他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眯着眼睛大口大口都抽烟，好像让烟把我们赶出去似的，半天才说：“要钱干啥花呀！”
我们赌气说：
“买纸，卖雪花膏。”
领导故意不懂，继续慢声慢语地说：
“也不抽烟要纸干啥？干活用不上雪花膏。”
你说这是人说的话吗？我们知道也不给，就一摔门走了。我跟你说吧，那时候我们女的整天跟个老爷们似的，没人把我们当女人看，我们自己也忘了自己是女人，只有那几天才当几天女人，用点卫生纸都没钱买，雪花膏更别说。要说起这些当时我们那些女知青比起男知青来还要苦的多呀！
在领导那生一肚子气没出撒，回家拿家里人出气。看着当工人的大姐下班了，就没好气的说：
“都怨你，没有你，当工人的就是我，害得我下乡受罪！”
大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更不知道我那根弦发紧，看着我呆呆的发愣。看她不说话，我气更大了，命令她：
“给我点钱！”
大姐这回说话了：“我那来的钱，钱都给妈了。”
我又冲我妈去了。我妈看着我，半天从兜里掏出个手绢来，从里面拿出两毛钱递给我：“这是咱们家这个月吃盐的钱，给你吧！”
我一听，这是给我钱吗？简直就是跟我要钱。又赌气摔门走了。临出门时扔下一句：
“我不是你亲生的，当时你们准是抱错了。”
你不知道，我妈跟我讲过，我两岁时，我爸要带着我妈还有我们姐俩去煤矿住，要走那天我正和几个一样大的孩子一起玩，我爸过去也没看抱起一个就回家，扔到挑筐里，把我们姐俩一头一个，挑起来就走，都走出多远了，才想起来看看，说别再抱错了。结果放下担子，我爸一看没抱错，是我。
我妈就说：“能错吗？要是错了孩子早哭上了。”
有时我还想过，我爸当时别真抱错了，把我扔给别人家，其实那都是瞎想，爸妈哪能干出那蠢事来。现在为了气我妈！把这话想起来用上了，觉得解气。我倒解气了，可我妈受不了，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都走出家门多远了，回头看看，她还站在那没回去呢！
这回走着回青年点了。拿人出不了气，就用干活消气，去加工厂干活，就那一袋子高粱一百多斤，扛起来就往斗子里倒，我跟你说，那都是气的，年轻时侯气大竟赌气干活，现在好多毛病都是那么落下的。
回青年点没几天，有一天我爸来了，除了给我送一元钱以外，还告诉我，我是他们亲生的，当时没抱错。
我爸说：“国英啊，当时我眼睛还没坏，自己的丫头我那会不认识，再说，当时和你一起玩的是你二舅家的俩男孩子，不会错。”
我爸来到煤矿后，在井下把眼睛弄伤了，所以才说那话。我其实早把那事忘了，听爸爸一说，觉得很惭愧，就不好意思地下头，轻声说：
“爸！别说了，那都是我气我妈的话。”
我爸打着嗨声走了，我手里拿着爸给的一元钱，着实兴奋了好一阵，一时间竟不知道怎么打发它了。其实我根本就不买纸和雪花膏，就想买一顶军帽戴，可又不知道哪有卖的，害怕丢了，就把钱编到辫子里，一直到一个多月后我跟青年点的大车去煤矿拉木头，顺便到家看看，又把钱交给了妈妈，当时对妈妈说：
“我在乡下，钱没地方花，还是留给家里吧！”
妈接过钱，和爸给我钱时一样打着嗨声说：“唉……咱家就是苦了你了，依着我，再苦再穷也不让你去乡下。”
我就故作高兴，笑着说：
“农村有啥不好，天天都吃饱了，没准，我还在农村扎根了呢！到时候你记着去农村看看我，可别把我忘了呀！”
我看我妈也笑了，可那笑看上去比哭都难看。
不是有那句老话吗？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吗！这话一点不假，就因为我下乡这个事，的确没少让我妈着急上火，有时侯跟人家唠嗑还掉着眼泪说：“我们家就是苦了我二姑娘了，让孩子在乡下受罪了！”
有一年过年我没回家过，在青年点过革命化春节，把我妈急得就跟疯了似得，屋里院外来回走溜。到这年正月我回家，大姐跟我说：
“妈最想你了，你知道吗？”
我说：“不知道”
我反问大姐：“咋想了！”
大姐说：“年三十晚上，妈连饺子都不吃，说等着你回来和你一块吃。”
我妈真就那样，我们哪个孩子没吃上，她都会惦记着你！
运煤的人再多也没有大马车拉得多跑的快，大马车要是跟汽车比起来那又天地之差。我们好几十人忙活了好几天，最后运到站台的媒都不够一火车皮。我们不说煤运的少，埋怨火车太大，车皮太能装。车站站长就对我们说：
“看看吧，你们干了这么多天，我的火车连半饱都吃不上，没有煤装，装啥呀？来回跑着玩呢？”
我们队长找到矿上的领导，跟他说：
“这煤是运不了啦！火车太大，人挑一筐还不够蘸芝麻盐的呢。”
可你猜领导咋说？他用手指着队长眼睛，却看着我们说话：
“这火车要是不大，一回就拉一筐煤，那还叫火车吗？”
他看队长没吱声，就又接着说：
“你就知道瞎干，就不会动动脑筋吗？”
说完，背着手走了。队长一看领导没管，还说他瞎干，一来气领着我们走了。我们问他，队长咱们这是干啥去呀？不挑煤了？他瞅瞅我们，气呼呼地说：
“就知道瞎干，就不会动动脑筋吗？
他用领导训他的话来训我们。从那以后大伙再也不问了，你说让干啥就干啥，都听你的。后来他领着我们挖煤，不干挑煤的活了。在火车站不远的地方我们好几十人就挖上煤了。那地方地底下到处都是煤，听说有的人家打井，挖菜窖都能挖出煤来。所以我们没用几天就把煤挖出来了。二公子为了讨好队长，就指着那些煤说：
“还是咱们队长脑筋灵活，矿里领导一说，马上就想到挖煤。”
队长斜瞪着眼睛瞅他，二公子觉得话说的不对了，就赶紧笑着补上一句：
“矿上的领导就是不说咱们队长也想到了，哈哈。”
可挖煤没几天就出大事了，差点挖出了人命来。男人到井下挖煤，我们女的在井上要把井下的煤弄到井上边来，当时也没有什么先进的东西可用，就用传统打水井的办法，用辘轳把筐放到井下，装满以后，井上这些人开始使劲绕辘轳，就把煤从井下提上来了。女人力气小，人少了绕不动，队长就说了：
“力气小怕啥呀？咱们架不住人多，蚂蚁力气小吧？能把大树整倒，靠的就是多。”
二公子这时候赶紧过来拍马屁：
“队长经得多见识广，说的真对。”
然后他冲我们女的一挥手：“听队长的，全给我上。”
话音刚落，大伙呼啦一下，都扑上去了，就跟抢面包似的，恐怕自己分不到。这下可好，一拨五六个人全冲上去一块用手抓那个不到一米长的绕辘轳把柄。别看人是一块上去的，可劲却没用到一块，结果三绕两绕一下没抓住，辘轳发生了倒转。往上绕的慢，往下去那可是快得很，一眨巴眼睛功夫连筐带煤就都没影了，幸好当时井底下的人离开了，不然全都得砸死。别看井下没砸着人，可井上出事了，辘轳发生反转，辘辘把柄把站在前边的尹桂琴和庄芸芸一下子打懵了，两个人齐刷刷躺在了地上，半天不省人事。我们也都懵了，我们是被吓懵的。等我们回过神来，就开始冲上去喊：
“队长，队长。”
队长答应：“干啥？出啥事啦？”
我说：“快点吧，死人啦。”
队长一听，差点吓死，就看他好像疯子似的扑过去，边跑边喊：
“快闪开，我看看，咋还打着人了呢？”
这时候大伙不住地喊俩人的名：
“尹桂琴！庄芸芸！”
队长过来冲我们说：“你们别叫魂啦，还听着了吗？赶紧往医院抬吧。”
等我们大伙七手八脚地把她们俩抬到矿山职工医院，庄芸芸醒过来了，而尹桂琴还没醒。把我急的都不会哭了，跑过去冲着她耳朵喊：
“尹桂琴，你这是咋地啦？你听见我说话了吗？我胆小，你可不能吓唬我呀？”
队长没好气地说：
“她能听见吗？她要是能听见就不会躺着了。”
紧接着，好几个白大褂都戴着大口罩进来了，其中一个对我们说：
“把病人留下，剩下的都出去吧。”
我平时就跟尹桂琴好，现在我放心不下她，就对其他人说：
“你们都出去吧，有我在里边就行了。”
男医生冲我一瞪眼：“你也出去。”
我说：“我是她好朋友，我得看着她。”
医生这回急了：
“你在这能干啥？你会看病吗？”
接着又吓唬我说：
“你要是不出去，那我出去吧。”
我一听，吓得赶紧转身往外跑。不大一会，有个女护士从里面出来了，告诉我们说尹桂琴没事了，已经醒过来了。后来几天，我就被领导安排在医院护理她。等她身体完全恢复正常出院以后，知青们已经离开煤矿二井，不再运煤，也不再挖煤了，又回到了白塔子青年点。听说矿上领导知道我们知青出事了以后，把李书记狠狠撸了一顿：
“让你领着他们下乡去了，可没说让你领着去下井，谁给你的胆，你敢这么干。”
李书记看都不敢看他一眼，低着头小声说：
“都怪张队长，那天你说让他动动脑筋，他就动开脑筋领着挖煤去了，结果出事了。”
领导听了一拍桌子就站起了，用手指着李书记呵斥道：
“大胆，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李书记吓得一激灵，再也不敢出声啦。领导看他不说话，气稍稍小点了然后坐下说：
“照你这么说，这个事赖我，都是我的错，对吧？”
李书记急忙摆手，连连说：
“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都赖我们。我这就领着知青们回农村去。”
等我们回到青年点，布谷鸟就叫唤上了，我们来到乡下的第二个春耕生产马上就要开始了。可是不是能顺利种上地，不是我们说了算，那得看老天爷下不下雨，那地方十年十旱，听说有的年头已经到了五方六月，可连地里的粪堆都没散开。今年会是啥样，谁也不知道，只是人们都在心里盼着能有个好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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