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手抓血肠野蛮的话,那吃手扒羊肉就更野蛮。就是把羊杀死收拾干净后,把整只羊放在大铁锅里,加入鲜姜、大料、花椒等调料,然后用大火把羊煮熟、烀烂,最后把羊吊在房梁上,人们可以直接用手扒羊肉吃。
据说那是草原蒙古游猎民族的吃法,北塔子那地方离内蒙近,当地人自然也学会了。王岐和张队长当然也会。现在想想,那时候有不少事都是跟他们学的。
吃着猪肠子、手扒羊肉,我们还听着王岐讲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故事,但让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接下来李书记那破锣似说话:“马上我们就自己烧酒、开粉坊漏粉条。”
我们在底下小声议论:“就是干活生产,就没点新的?”
还别说,我们的话音刚落,新的来了,就听他宣布:“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知青可以报名参加高考。”
我们想听的不是这个,我们也考不上,我们想听招工的消息,就问:“我们当工人有信吗?”
他笑了,好像故意吊我们胃口,这才慢腾腾地说:“你们不问我还真忘了,有信,听矿里领导说,明年有可能就大批招工。”
哗!大家鼓掌,我跟你说,就听这个消息比吃啥都香啊!啥手扒羊肉猪肠子都不行啊!
别看咱们对考大学没兴趣,咱们也考不上,可有感兴趣的人。人家矿职工医院郑大夫的女儿郑晓丽,感兴趣不说,最后还考上了,她也是我们知青,可人家干不到二年就考上大学走了。不仅如此,她还帮助张素荣也考上大学了。嗨!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呀!
庆祝丰收的宴会刚结束,还没等我们烧酒和漏粉呢,就接到了公社让我们参加修建白塔子防洪大坝的命令。第二天我们就开赴现场,投入了战斗。
那些防洪大坝都是用石头砌成的一个个石龙。就是用石头砌成十几米长,两米多宽大小不一长条形状的石坝,最后用铁线,当时叫八号线,做成网状,然后织成一张大铁网,和渔网类似,将石头垒成的石坝用铁网罩住,就像一个大网兜,只不过这个网兜底在上面,而兜子口在下面的水里,再用大石头把埋在水底的铁线牢牢压住。这样一条石坝就完成了。在发洪水时,就不会殃及两岸的耕地和村庄。而这些石坝,从远处看,就好像是一条条玉龙横卧在河的两畔,成了当地好看的风景了。
我们分到的任务是建三号和四号石龙。就干那个活来说,垒石头其实没啥技术,要求也不高,更不需要怎么美观,关键的关键就是运石头,那可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啊!
我们当时治理的那条河叫白塔子河,在河的北边就是白塔子山,石头要从那山根底下运过来,中间有二里多地。当时的运输工具除了一架大马车,还有一辆牛车和一个驴吉普,那无论如何也供不上工地的进度要求,怎么办?那就得用人推、用人挑、用人抬。
那时候我们女的都和老爷们一样,就差没光膀子了!干活都和小老虎似得,挑着、抬着几百斤重的大石头来回地跑,都你追我赶的,惟恐自己少干一趟。
我现在有时候会自己问自己:那时候人可能傻吧?为谁干都不知道,就知道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问多少钱一天,就是傻干,给饭吃就知足了。更不知道找尖蹭滑,有多大劲,使多大劲。
记得有一天上午,我由于早晨没吃多少饭,再加上抬石头那活也实在太累。所以,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就觉得饿得不行,心发慌,浑身冒虚汗。可这心里一发慌,脚底下就没根了,两条腿来回打摽。跟我一伙抬石头的是尹桂琴,我这来回一扭不要紧,她受不了啦,可她在前头,还看不见我,就边走边说:
“国英,你这整的是那出啊,咋还跳上摇摆舞了呢?”
我哪有心思搭理她呀,仍然来回扭着走,想坚持到地方。尹桂琴实在忍不住了,就咣铛一声把抬筐扔地上了,转回身来刚要跟我发火,一看我那样,吓的冲我大声喊:
“国英,你这是咋啦?有病了吧?”
我跟你说,当时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啦,就觉得天昏地暗的。我也跟抬筐一样,也咣当一下坐地上了。尹桂琴以为我中暑了,怕我有生命危险,就慌慌张张的举着手指冲着我鼻子就来了,她是要掐我仁中穴,对我实施抢救。我就是脑袋有点晕,还没达到失去知觉的地步,所以,当尹桂琴手指过来的时候,我一歪脑袋,她一下扑了个空。这下她笑啦,她绕道我身后抱着我脑袋说:
“哎呀,我的姑奶奶呀,你可吓死啦,我还以为你咋的了呢?”
当她得知我是因为肚子饿才晕倒的之后,就见她从上衣兜里摸出一个馒头来,递给我说:“国英,给,快把馒头吃了。”
我接过馒头三口两口就吃没了,就差点没囫囵个吞下去。
馒头吃完了,心里觉得好多了。我就问尹桂琴:
“你在那还整个馒头来呢?你会变呢?”
她笑着说:“我可不会变,我是留着自己吃的。”
我跟你说,尹桂琴心眼可多,上山干活身上总忘不了带点吃的东西,干活累了歇着的时候,别人都在那东扯葫芦西扯瓢,可她在一边待着,不是吃干粮,就是啃咸菜嘎达。有的人跟她说笑话:“小老尹,你空嘴啃干巴咸菜不渴吗?小心变成蝙蝠飞了。”
你猜她咋说?“渴了不会喝水吗,你没看羊吗?到时候还得吃点咸盐谈谈呢,人也一样。”
这下可好,跟她说笑话的人想说的话,让她自己给说出来啦。
垒石坝是男人的事,站在那冰凉的水里一站就是好几个时辰,其中有我们男知青,也有各个生产队抽来的的社员,大伙都管他们叫瓦工师傅。到中午我们青年点有人送饭,而那些社员都是自己从家带饭。我跟你说,那时候当地农民生活比我们还苦啊!要是我们分的馒头吃不了,我们会送给他吃。工地上干活的人很多,那个生产队的人都有,我们也不认识他们。但那时候讲究革命友谊,农民和知青是阶级兄弟。记得有一个瓦工,我们送给他馒头,他还舍不得吃。我问他:
“为啥不吃?”
他说:“留着给我爸吃!”
我又问他:“你爸多大了?”
他低下头小声说:“五十多,他有病,想吃馒头。”
再后来我们经常给他,可有一天他突然对我们说:“你们吃吧,别给我了。”
我们不明白,就问他:“咋地啦!为啥不要?”
就看他含着眼泪说:“胃病严重了,只能吃稀的了。”
那汉子就住在河北岸的山根底下,由于隔着河,我们晚上就住在当地的社员家里,和他是熟人,我和尹桂琴就住他家,没过几天,他爸就死了。我们俩害怕,就又去别的人家住。大概七天以后,他十来岁的小姑娘来央求我俩回她家去住。
小姑娘名叫小秀,乖!嘴甜,整天大姐姐长大姐姐短的叫,还缠着让我们给她讲故事,有时候她也会给我们讲故事听。那几天他们家人心情都不好,全靠小秀调节空气。有一天晚上要吃饭的时候,小秀看着炕上的饭桌子问我们:
“桌子有四个角,砍掉一个角,还有几个角?
她妈用眼睛瞪她,嘴里就说:
“这孩子也不知在哪跟谁学的学的这些话,还剩三个角呗!”
还没等我俩说呢,她妈抢着回答。小秀听完咯咯乱笑:“不对,不对,是五个角。”
他爸听了,想笑又笑不出来,就板着脸说:“那来五个角了,你爷爷一死就砍去一个角,现在就剩三个角了。”
可小秀又嚷嚷开了,用小手指着我们俩说:“是五个角,还有两个大姐姐呢!”
防洪大坝完工我们要走的时候,小秀哭啊!我们都走很远了,回头看看她还站在那向我们挥手。临别时,小秀跟我们俩说:“现在我们家太穷,下回你们再来,让我妈给你们做驴打滚和牛犊子汤吃!”
一晃冬天又来了,说实在话,我们愿意过冬天,冬天农活少,可冬天又太冷,冻得我们受不了。尤其白塔子那破地方,一到冬天就刮大风,真就像许丽说的那样,外边刮大风,屋里刮旋风,那话还真不假。早晨起来被子上都很厚一层砂土。下雪了,天会更冷。但下雪有下雪的活,那天早晨我们刚起来,队长就喊上了:
“都上场院扫雪去。”
我们女生的头儿陶秀云故意问:
“扫雪干啥!还要在场院会餐呢?”
队长没好气的说:“美地你们,还会餐呢,干活,打谷子。”
还有一大垛谷子没打,他能不着急嘛!说话哪有好气。他又去男生宿舍门前喊去了。我们那时候和男生宿舍,中间就隔一道墙,他那院里说话我们都听的真真的,就听队长敲着窗户冲屋里喊:
“起来吃完饭,男的去刨粪送粪,女的打谷子。”
那谷垛一人多高,上边还盖了一层雪,我们就从底下往外掏。用左手拿着谷秸秆,右手拿着镰刀,用刀把谷穗砍下来,农民管那叫捎谷子。
我们以前也只是看过,没干过,可像郑晓丽、黄丽萍这几个大城市长大的知青哪见过这个,没一会,就听郑晓丽“妈呀”一声尖叫,我们停住一看,手指头削去一块皮。张素荣赶紧跑过去给她包扎。她俩好,我跟你说,张素荣后来能考上大学,全靠郑晓丽教她,帮她复习功课。
冬天再忙也没有春秋两季忙,还是有空闲的时候,我们会跑出去十多里地看电影,我跟你说,就是白天干活,要是听说哪里放电影我们非得去看不可,就是宁可饭不吃,电影也得看!有一回听说白塔子生产队放电影,我们几个女知青就和头、点长二公子说:
“要不你赶车,咱们坐马车去得了?”
头说:“不行啊,队长知道还不撸死我呀!”
我们就说:“偷着呗!大伙都不说,他知道啥。”
他架不住我们撺掇,就赶车去了。可你不知道,去白塔子要路过白塔子河,虽然冬天河套冻上冰了,可也有冰窟窿,看完电影回来时,马车就砸进冰窟窿,你说那个倒霉劲啊!整了好长时间,又是垫土,又是人推的,最后才弄出来,等回到青年点都快半夜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还没起来就听队长在屋外嚷嚷开了:
“这马昨晚上干啥去了,下半身咋都湿了呢?”
没人搭理她,我们都装睡,用被子把脑袋蒙上。不一会就听他气急败坏地喊:
“都起来,上班干活去!”
我们一听干活赶紧起来,我跟你说就这招才好使呢!
就听那边有人问他:
“队长,干啥去呀?”队长说:
“修梯田去。”
队长的话就是命令,有谁敢不听。我们起来,嘴上嚼着干粮,手里拿着铁锨就往山上走。到了工地,队长看着我们几个大腿跟那马下半身一样湿,就知道咋回事,还故意捉弄我们。说:“今天晚上白塔子演电影,咱们赶车看电影去。”
他看我们女的没人搭言,就冲男知青去了,对二公子说:
“二卜,今晚上你赶车,咱们看电影去。”
二公子明知道他是在拿话溜他,实在扛不住了,就把实话全端给他了。从那以后,二公子又多了一个“叛徒”的雅号!
现在想想我们那时候,上那里去干啥,只要队长一声令下,我们就会奋不顾身,蜂拥而上,就跟一群疯子似的,跟着队长就走,那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呀!
【作者自述】
当她说道一群疯子,不禁让我想起人工放养的蜜蜂,遭遇恶劣天气或异味,蜂王就会带领蜜蜂离开蜂箱,集体出逃,到处乱飞,会发出嗡嗡的响声。因此才有了形容词“一窝蜂”和成语“蜂拥而上”。
当时他们知青俨然恰似一群蜜蜂,而那队长就是蜂王,领着那群蜜蜂到处飞,当然看电影除外。更让我联想到我自己,在二十岁之前没参加工作在老家农村时,生产队长也和他们队长一样跟蜂王似得,带领社员干活,到处乱飞;站在村子中间那棵大柳树下使劲敲那口破铁钟,只要那口破钟“当当”一响,人们知道不是召唤上班,就是开会,要么就是分粮食,都朝那棵树跟前跑。年轻人看见队长都叫他“赵老钟,”与电影《地道战》里的高老钟一样。可有一天晚上那铁钟半夜让人敲钟响了,这回社员没去,队长去了,等它到跟前一看,把他吓了个半死。多亏那个人给他打了个立正、行了个军礼,他才认出那人原来是疯子。倒是没吓死,可差点被气死;扛起破铁钟往家走。第二天早晨招唤社员上班改吹口哨了。可后来猪倌、羊倌都吹口哨,这下可好,哨声一响,人们分不清是人官吹的,还是猪倌羊倌吹的。队长一气之下,干脆啥也不用了,就用嘴巴召唤!
当时我爱人虽然早已退休,可仍在一家医院做清洁工,每个月几百元的收入让她感到知足,我心疼她,常跟她说:“都干大半辈子了,别干了,咱不缺那几个钱!
她笑着说:“就是干活的命,待不住。”当我说“清洁员工资太少”时,她会故意笑着对我说:“不少了,比知青那时候多多啦!”我也当玩笑地说:“那时候还挣过钱吗?”
她说:“挣过,给煤矿打工,给青年点挣钱。”然后,她长长打一个嗨声,开始讲起那个打工挣钱的“钱”故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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