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市的大武斗是从西南师范学院开始的。自从1967年1月24日山城市的大夺权以来，西师造反派内部发生了分裂，两派学生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1967年6月中旬，西南师范学院的井岗山和春雷两派发生了武斗。熊富亲自带领山大红总司的武斗队赶去支援西师春雷。熊富在山大红总司的地位仅次于周铁汉。造反大军的学生、工人也赶去支援井岗山。双方的援兵在张家梁不期而遇，数千人在荒坡上用石头、木棍、钢钎进行搏斗，双方你来我往，打得难分难解，连前去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指战员也被打伤了许多。在武斗中，军医大学的红反团把红总司的头目熊富抓住，给他打了一支麻针，套上雨衣，做为战俘送往北京告状。当天正在下大雨，双方的武斗在大雨中不得不结束。在火车上，由于造反大军看守不严，熊富被乘警发现，觉得事情反常把人交给了卫戍区，使他得以逃脱。

　　此后，武斗的规模越打越大，双方的武斗先是用拳头和棍棒，后来使用了钢钎和小口径步枪。6月10日，山大红总司建立了警备司令部，成立了331野战队和332部队，配备武器，加强训练，准备应付更大规模的武斗。

　　在武斗中，两大派开始抢占山城市的战略地盘，控制自己的单位。红总司首先控制了山城大学，继而占领了山城市中部的沙坪区，一经控制住就把造反大军统统赶出去，否则就当战俘。

　　造反大军的总部在体育馆，这里到处住满了被赶出来的人，有学生，也有工人和机关干部，人数不少，因而这一片地区就被造反大军控制住了。从6月底开始，山城市逐步形成派别割据态势，交通也开始断绝了。

　　7月7日，两派在陵江南桥头展开武斗，红总司331野战队在进攻造反大军占据的市二轻局大楼时，被造反大军武斗队小口径步枪打死两人，这是山城市武斗中第一次开枪打死人事件。此后，两派开始抢夺军用武器装备。因xx军坚决支持红总司，明抢暗送，红总司331野战队获得大量枪支弹药，成为一支实力强大的、装备精良的武斗队。

　　7月25日凌晨4时，连结沙坪区至市中区的公路龙化桥山坡上，天空晴朗鲜明，众星齐现，周围的街市楼房是那样的舒适宁静，静卧在平安的长夜里，被躁热折腾了一天的人们才刚刚入眠。突然从西南角的一所小楼房上，升起了两颗红绿信号弹，划破了蓝色的夜空，随着它们降落的残辉，一阵猛烈的枪声响了起来。红总司331野战队向山城市工业学校发动了攻击。

　　因造反大军控制的山城市工业学校位于连结沙坪区至市中区的公路龙化桥山坡上，对来往两区的红总司形成威胁，红总司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多路人马攻打工校，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勾通两区之间的联系。

　　工业学校是一栋三层高的钢筋水泥大楼，在里面坚守的是该校造反大军红岩兵团近200名学生，他们的武器是大刀、长矛和石头。当造反大军指挥部得知红总司攻打工业学校的消息后，派来两位公安干警担任指挥人员，并带来两支小口径步枪。

　　武斗开始后，红总司331野战队武斗队员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载着钢盔，手持步枪和冲锋枪向工业学校发起冲击，冲在最前面的两位队员被小口径步枪击中，当场死亡，进攻一度停止。

　　天快亮时，红总司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击，他们冲上了大楼，打死了红岩兵团10名学生，工业学校近200名学生和两名公安干警全部被俘。

　　当天，造反大军在体育馆外召开声讨武汉七二零事件，支援武汉造反派大会，会前得知工校被红总司占领。王卫东非常激动，在发言中连续三次将“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口号错呼为“敌人不灭亡就叫它投降”，酿成笑料。

　　为了应对紧急形势，造反大军六大司令部头头在滩口电影公司片库里举行重要会议，讨论应对局势。会议中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是要坚决打下去，一种是打不了。争论得非常激烈。

　　山城大学红岩公社头头徐昌明提出“人民战争救山城”的观点。他指出：我们到处在挨打，处处败退，红十条、红五条贯彻不下来，否定二月镇反只停在口头上，为了保卫造反派的利益，必须用武斗来对待武斗，坚决打退保守派的进攻。军工井岗山头头邓大春也赞成用武斗来对待武斗。

　　王卫东批驳了徐昌明的观点，他说：“目前第二次资反路线是对着毛主席大字报和红十条的反扑，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疯狂抵制。保守组织和跟错误路线走的造反派转不过弯来，斗争的复杂性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走资派是坐山观虎斗。我们群众之间相争，走资派是渔翁得利。现在解放军还是毛主席掌握，关键还是做军队的工作，也要相信中央能够做军队工作。如果我们的行动偏激了，用武斗来对待武斗，就会给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造成借口。”

　　王卫东最后说：“我们没有全面反击的力量，我们缺少武器。工厂里已有的原材料固然能够生产一些武器，但后继的供应从哪里来？没有任何物质和技术上救助的条件，伤员怎么处理？红总司也是群众组织，只是受少数坏人的操纵。群众和群众打起来，死者算什么？是歹徒还是烈士？致于后勤给养，就更不用讲了。武斗升级最后无非是两种前途，一是一派消灭另一派，二是两败俱伤。实在不成我们就撤退，别人拿起枪来，不跑是不行的。

　　王卫东的意见受到了徐昌明和邓大春的批评，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是逃跑主义。几个兵工企业造反派组织主张坚决还击，反对逃跑主义。会议最后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红总司攻势凌厉，造反大军节节败退，丢掉了大部分据点，只有几个大型军工企业的造反派保住自己的地盘。被赶出来的造反大军有几十万人跑去内江、宜宾、省城去了，形成了武斗大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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