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公捕大会以后，紫贝地区的混乱得到了扼制，派性斗争慢慢地消融，观点不同的人也逐渐的走在一起，社会生活又恢复到文革前的状况了。

　　八月底，校革委会宣布：紫贝中学高中十六、十七、十八、十九等四届学生可以“毕业”了。我领到了毕业证，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学校。

　　我是作为第十八届高中生毕业的。但实际上才刚刚读完高一，文化革命的大风暴就席卷而来，白白荒费了两年时间，高中文化基础知识可想而知。最可悲是十九届学生，他们才考进高中，连教室门槛都都没有跨进，在社会上混了两年以后，也能领到一张“毕业证”，成了名不符实的“高中毕业生”。

　　运气最差的是高十六届【六六届】学生，文革风暴到来之时，他们正逢高考即将来临之际，如果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晚来三个月，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肯定会坐在大学的殿堂上。可怜一场风雨，十年光阴，人生道路由此转向。

　　我是带着在文化大革命中“站错了队”的身份回乡的，所以一直被“另类”对待。为了改变人们对我们这些人的看法，我决心通过艰苦的劳动来洗刷自己的“污点”，以换取大队干部和群众对我的“信任”。因此，我一回到家乡，立即报名参加了数次劳动强度较大的兴修水利的劳动，每次都获得所谓“五好民工”的奖状。

　　1970年，我当了一名渔民，在一次出海捕鱼中，我因公负了重伤。

　　1971年，我已经获得了大队干部们的好感，在我休养了半年多的时间以后，他们一致推荐我到大队小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1977年，邓公上台，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也参加了普高招生的考试。当时，刚刚粉粹“四人帮”，左的思想还相当严重，在政审个人表现一栏中必须如实填写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我心有余悸，如实地填写了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

　　“本人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但由于自己政治思想觉悟不高，在运动中站错了队，参加了井系旗派组织，犯了严重错误-------”

　　后来我幸运地考上了滨海师专，三年后我毕业了，竟被分配到我的母校------紫中工作。对此，我百思不解，我的成绩不是太突出，而文中却是一所名校，我因何能分来此校？后来，我带着疑惑询问了当时主管人事的吴副校长。

　　他笑呵呵地答复我：

　　“我到教育局查阅了你的档案，得知你也是一名井系旗派。我们都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不要你要谁呀？！”

　　原来如此。

　　报到那一天，我再一次来到我的战友-------潘先傅、郑家益的墓地。他们的尸骨早已被家人检回去了，墓地也被填平，此地已成了绿树成荫，野草凄凄的地方。我找到了他俩被掩埋过的地方，各自点了三柱香。这时我又回想起当年安葬他们时的情景，我的心一阵悲切，眼眶中含着泪水，我偷偷默念着：

　　“战友，我又来看你们了。我现在已分到这里工作。我会经常来看你们。愿你们在天之灵，多多保佑我吧！”【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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