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爬起了床，把枪支子弹整理好，放在床铺上，乘着无人，悄悄地离开了据点，我也不告而辞了。

　　阳光灿烂，空气清新。我吹着口哨，象小鸟一样，自由自在地行走在大街上。

　　我早就想离开队伍了，只是没有机会。以前我跟随潘先阳的队伍，是为了自身的安全，是迫不得已的事。现在两派要大联合了，武斗也进入了尾声，生命安全有了保证，我为什么还要呆在那里呢？在那里受纪律的约束，一点自由都没有，还要站岗放哨，挨苦受累，说不定哪一天队伍还要拉回紫贝县搞武斗，到那时想脱身就难了。再说，连班长都跑了，我留在班里还有什么用？

　　我在市区里逛了好长的时间，看到吃午饭的时间快到了，便到解放戏院去找我的朋友“胡须李”，那时他刚好带一个班驻扎在解放戏院里。

　　解放戏院位于市中心，解放路和新华路的交叉点，有三层楼高，历来是滨海市最热闹的地方。滨海市发生武斗后，这里成了东联站的主要据点，文化局东方红战斗团就驻扎在这里。滨联司多次争夺这个据点，都被东联站打的落花流水，始终没有占领这个阵地。

　　紫贝县井系旗派撤到滨海市后，东联站的头头们看到井系旗派枪多弹足，颇有战斗力，便跟井系旗派协商，要求派一个班武装来守卫这个据点，头头们答应了东方红的请求，派一个班进驻解放戏院，文化局东方红同时撤离。于是，解放戏院就成了井系旗派的“领地”。

　　这个班的班长就是“胡须李”。他姓李名介，在县供销社当采购员，是个退伍军人。文化大革命中，他参加井系旗派，是县财贸红旗兵团的骨干分子。他的老婆却参加了联总派，两个人不同观点，夫妻反目，经常在街道上辩论，后来家里也变成战场，成为县城上的一个奇闻。他满脸胡子，人们都叫他“胡须李”。

　　我走上二楼，“胡须李”正跟几位民兵打“上游”，看见我走进来，赶紧把扑克牌扔掉，站起身来，眉开眼笑地把我抱在怀里用胡子猛扎，逗得民兵们哈哈大笑。

　　我的脸皮被“胡须李”的胡子扎得发痛，很不好意思，挣扎着从他怀中脱身出来，吞吞吐吐地对他说：“老李叔，我来看你了。”

　　“我知道你开了小差。也好，跟我们一起过日子吧！现在我们正闲得发愁呢。有你这个学生仔在一起，我们也许会有一些乐趣。来来来！我们再来打几局上游。”他把我抱上了床，笑呵呵地招呼民兵们又玩了起来。

　　于是，我便跟他一起打“上游”，每打输一局，他就用胡子扎我的脸，扎的次数多了，我的脸发痒发痛就更加厉害了。后来，我真有点儿害怕跟他一起打扑克牌了。

　　吃午饭了，“胡须李”带我到伙房报个名，然后帮我领了饭菜。

　　饭菜很简单，大碗米饭，上面加点菜，有时也有几块肥肉。我的饭量很大，这一点点的饭菜是不够我吃的。“胡须李”有时也照顾我，给我添加一点饭菜，但我总觉得吃不饱。

　　我成了守卫解放戏院的一员，跟“胡须李”睡在一个房间里，再也不为吃住而担忧了。同时，我也成为一个被照顾的对象，民兵们夜间轮流站岗，我却没有这个任务，我一躺下来就睡到天亮。

　　我在解放戏院里呆了将近一个月，闲着没事干，有时跟“胡须李”们打打牌，有时逛逛街。解放戏院三楼还有一座乒乓球台，有两个小孩整天在那里打乒乓球，于是我也凑了过去，跟他们在一起玩。这段时间我过得分外快乐，只是，饭吃得不太饱，不久，这个大问题也解决了。

　　一天，义平来解放戏院，碰巧跟我相遇。我们都很高兴，相互打听对方的情况。我问他住在哪里，过得怎么样。

　　他说他在打“游击”。我看他满脸红光，挺有精神的样子，便说：“怎么搞的？你怎么成了胖子？”

　　“吃得饱，睡得好，玩得够劲，不就胖了吗？”他哈哈大笑起来。

　　接着他问我过得怎么样，我说有时候吃不饱，他说：“我带你去打游击怎么样？保证你吃得饱玩个够。”

　　到了开饭的时候，我跟义平到和平戏院去。他把我带进伙房，吩咐一个工友：“他是我的同学，井岗山的，刚从县里来，请你加个名额。”

　　接着，我们领到饭菜，在饭厅吃了起来。我刚吃饭，现在又再来一份，吃了一半就不想吃了。义平瞪着我：“这份饭菜你无论如何要吃下去，以后就随你的便。”

　　自此以后，我跟义平在解放戏院、和平戏院等“难民营”里打“游击”战，一顿吃几份饭菜，肚子问题解决了。义平还给我一些零用钱，叫我到外面去吃零食。

　　这一个月我过得分外快活，以前的一切痛苦和烦恼都烟消云散了。有一次我在磅秤上量自己的体重，竟比原来重了好几斤。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过得称心如意，连家里的父母弟弟妹妹都抛在脑后了。

　　九十三、三派大联合

　　一天早上，天已经大亮了，我还躺在床上睡懒觉。这趟觉睡得实在不安宁，净在做梦，做各种各样的梦，一会儿，跟小伙伴们在沙滩上追赶螃蟹，一会儿，又跟小伙伴们在海里打水仗，最后，我还梦到过年跟小伙伴们去捡鞭炮，一个哑炮在我手中突然爆炸，我被惊醒了。这时，我听到窗外响起了一阵阵的炮竹声。我觉得奇怪：明明在做梦，怎么外面也打起了鞭炮？

　　我转过身来问躺在我身边的一位老民兵：“老王叔，为啥今天外面打那么多的鞭炮？”

　　“小黄，今天是大年初一，你忘了今天是过年呀！真是的。”老王有些生气。接着他大谈其以前过年的情景。未了，他长叹一声：“小黄呀，现在我们是有家难归，有年难过呀！”

　　老王叔的话勾起了我对往年春节的眷恋和回忆。

　　在童年时代，春节对于我们小孩来说，是一种奢望，它是人们一年中最大的事，也是我们孩子最高兴的日子。在那个年代里，人们虽然缺吃少穿，物质上非常匮乏，但农村的人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多买一点年货，过一个快乐的春节。我家里很穷，母亲一个人要养活4个孩子，年年超支，没有一分钱来买年货，每年春节都是由父亲在县城买好年货，再由母亲从县城带回来。有一年母亲从县城回来，什么东西都没带，回家后大哭，说父亲没良心，这年不过了，我们也跟着难受了几天。

　　过了3天，父亲骑着单车从县城回来，车上载着一大袋年货，有猪肉、糖果、饼干、鞭炮之类，还带回了两条鸡，我们兄弟和妹妹破涕为笑，大喊：“过年了！过年了！”

　　到了蜡月23，家家户户举行送灶君，人们备好果品、茶酒，在“祖公厅”点上香烛，举行了“送公”仪式，许多人家还打了很多双响炮，当双响炮在沉重的晚云中间生出朵朵闪光，耳边响着沉重的炮声时，我们个个欢呼雀跃：“年到了！年到了！”

　　文革3年，有2年的春节我是在外面度过的。1967年春节我在广州度过，那时我正在北上大串联的途中，对那年的春节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今年的春节我在滨海市逃难，保命要紧，哪有心过春节？我连春节在哪一天都记不住了。

　　这不，我受到老王叔的感染，心情也有些沉重起来。

　　吃午饭的时候，伙房好象也记得今天是大年初一似的，每个人的饭碗里居然也有几块鸡肉。

　　春节过后，我照样无忧无虑地过日子，一个多月前那种惊心动魄的日子，好象离我越来越远了。

　　春节过后不久，滨海市的武斗基本上停止了，社会秩序在恢复正常，一些单位正酝酿着实行大联合，人们的活动也越来越自由了。有一次，我和义平等几位同学到海联司控制的街道上去散步，看到那里的许多工事已经被拆除，人们也正常上班了。

　　又过了不久，滨海市三派正式签订了大联合的协议，并在人民广场上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庆祝大会，三派头头在主席台上握手言欢。我和许多同学都赶到那里去凑热闹呢。

　　后来听说井系旗派头头也同军区签订了协议，同意把在滨海市所有的枪支弹药全部封存，上交给军管会。军区答应派出部队护送井系旗派回紫贝县，并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

　　在封枪的那一天，井系旗派驻地出现了一些麻烦。许多民兵对封枪有抵触情绪，反对把武器交给军管会，但头头们坚持一定要把枪交上去，于是民兵们把枪搬到楼顶上，一齐对空射击，以此发泄心中的怒火。一刹间，步枪、冲锋枪、机枪一齐炸响，“僻僻剥剥”地响个不停，象过年打炮竹一样热闹。这一来，政府大院附近街道上的行人便惊慌得逃之夭夭，以为大院里又打起武斗来。

　　我抱怨自己消息不太灵通，否则也会赶回去过过枪瘾。大武斗以来，我虽然也有一杆枪，可是，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打过几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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