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又到了7月份。今年的7月可真热，整整的7月份没有下过一场透土雨，天天是骄阳高挂，热浪滚滚，酷热难挡，难受得很。我们只得躲在乡下的林阴底下，一边打消无聊的日子，一边打听各地传来的坏消息。

　　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地传到我们这里，同学们都感到惶慌不安，束手无策，许多地方的造反派组织都受到了围剿，一个个被打进到了坟墓里面去了。眼下我们这里还算安静，但我想，一场大风暴会很快地降临到我们的头上，井系旗派被裁决只是时间问题。

　　去年7、/8月份，我们井系旗派才刚刚起步，显得非常活跃，逢勃发达，蒸蒸日上，正象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初见眉目”，可是很多地方都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天天发生。就连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样板，最早建立起革命委员会的黑龙江、山西、山东、贵州和上海也大动干戈，大乱不止。

　　1968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到了“三年收尾”的阶段，但这个“尾”要“收”得也难，全国局势更加混乱。全国各地两大派打得天昏地暗，刀光剑影，炮声隆隆。

　　今年的7月，肯定是中国文革历史上最不寻常的一个月份，紫贝井系旗派乃至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都在这个月里给划上了一个句号，只有个别的造反派组织坚持到了1969年。

　　7月3日，中央颁布针广西造反派的“七三布告”。

　　7月24日，中央再颁布针对陕西和全国造反派的“七二四布告”。

　　7月25日，中央高层领导接见广西两派代表。

　　7月27日，毛主席派三万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

　　7月28日，毛主席召见北京五大红卫兵首领。

　　其中两个最后通牒式的“布告”和两次厉言疾色的“接见”讲话都和同在7月造反派召开的“北航黑会”有关。

　　所谓“北航黑会”，是指广州造反派旗派头头武传斌和广西造反派四二二头头朱仁于7月中下旬在北京航空学院联手召集的一次全国造反派座谈会。紫贝井系旗派和这两个造反派组织都有密切的联系，情同兄弟，亲如手足，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中央高层【包括毛主席】对此次座谈会非常震怒，几天后，中央颁布了针对全国造反派的“七二四布告”，第二天，周恩来及中央党政军高层几乎倾巢出动，召见广西两派代表，厉言疾色此次“黑会”。

　　周恩来在会上点明了：“两个当黑会主席的，一个是广东的武传斌，一个是广西的朱仁。”他当众宣布：“反共救国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康生更进一步点明：“旗派的头头有的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

　　这等同宣判两广造反派，乃致全国造反派的死刑。

　　7月28日，毛主席紧急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北京五大红卫兵首领。在长达五个半小时的谈话中，中心就是一句“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毛主席还特别点了“北航黑会”。

　　“现在还在搞串联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四二二，河南分出来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辽宁的八三一的一部分，广州的旗派------不要搞这一套。”

　　“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告，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布告上要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抓起来。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如果说在1967年，当时全国局势一片混乱，造反派打内战，搞武斗，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甚至杀害解放军指战员，但军队整体【除青海、新疆个别地区失控】一直坚持对造反派“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任何时候都不开枪的原则。

　　但是到了1968年7月两个布告颁布以后，马上就不同了，不是开几枪那么简单了，而是军队整体出动，武力围剿造反派，铲平山头。其背后是毛主席“三年收尾”，下决心结束内战，稳定局势。毛主席要稳定大局，当然要清除不稳定因素，要整要杀，整谁杀谁，当然要拣软的下手。整保守派整不下去，因为他们背后有强大的干部和军队。只有牺牲造反派，才能做到。先是利用，然后打击，造反派现在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了。

　　毛主席说：“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说明他要开始整造反派头头，他口中的“错误”，就是指走向对立面，往这一挂，造反派就完蛋了。

　　造反派从来就没有好日子过。红卫兵只辉煌了几个月，66年底就失势了。造反派也一样，只有1967年一年的时间。紫贝县井系旗派也就是活跃了几个月的时间，12月底失掉紫贝岭，被联总派赶出了紫贝县境外，到1968年就再也恢复不起来了。

　　1968年7月3日，中央颁布针对广西四二二的“七三布告”，广东省各级革委会和各地驻军，闻风而动，坚决执行“七三布告”，武装镇压造反派，拔除据点，荡平山头，广东造反派【包括井系旗派】已经到了垂死挣扎的地步。

　　7月初，中山大学红旗头头武传斌和工联邱学科、广州工人林基球等七八个人，带着海陆丰、阳江、封开、怀集，还有海南白沙【可能还有紫贝井系旗派】------等广东各地当局镇压造反派的材料，上京告状，广铁总司【广州旗派】为他们安排了一个软卧间。

　　火车到了韶关，军管会上来查票，把100多人赶下车来。出发前武传斌【广东省革委会常委】已经通知省军管会报备，军管会知道武传斌等人要上京告状，想以查票为名把他们截下来。下车后，站台上的主义兵抡起武装带打人，武传斌他们正站在站台上，皮带对着武传斌抽过来，林基球挡在他前面，眼睛差点儿被打坏，后来军管会赶来制止了。

　　100多人被关在饭堂里，大家都互不相识。后来一个军人问武传斌：“你是不是武传斌？是不是要上北京？”武传斌回答是，他们请示了黄永胜【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后，就让他们重新上车了。

　　7月10日，武传斌到了北京，先到北京航空学院，第二天就给周总理的谢秘书打了电话。12日，武传斌到了中南海后门，通报后谢秘书出来，武传斌把带来的材料交给了谢秘书，他接了。临走时，谢秘书说：“据我所知，总理还是支持你们【指广州旗派】的。”

　　材料交了上去，谢秘书答应转交给总理，武传斌的任务算是完成了，但他还不想马上回广州，他想见周总理一下。

　　武传斌在北航住了下来，他通过北航红旗对外联络部的负责人段孔蓉的关系见到了北航红旗的头头韩爱晶。

　　韩爱晶同他进行了交谈，答应把广东的情况向上反映，接着韩爱晶也向武传斌大吐苦水：“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只是比你们要好一些。首都的情况比较复杂，比如蒯大富要借枪，给也不是，不给也不是，虽然我们在北航一统天下，还是压力很大-----”

　　后来武传斌还分别见了蒯大富、王大斌和谭厚兰等人，除了聂元梓外，其他四大学生领袖都见了一遍，主要是请他们帮忙反映广东的情况。武传斌对他们说：

　　“现在全国造反派都处在受压的状况，而且非常厉害。文革的气味不对，造反派要完蛋了------海陆丰几千军警包围一个有五、六千人的村子，用机关枪和大炮攻进村，估计死伤有几百人。还有广东阳江，滨海白沙，以及和广西交界的封开、怀集等地，也打得相当厉害。现在沿西江一直出海流到香港的河里有大量的尸体，不仅是广西的，也有广东封开、怀集等地的-----”

　　武传斌同他们见面时并没有想到开会的事情，主要是请帮忙反映广东的情况。

　　在北京，武传斌还见到了来京告状的各省造反派头头，主要是通过广西四二二头头朱仁联络的。

　　广西四二二来京告状的代表都住在和平里，那是十多栋七八层高的居民楼群，没有电梯，过道是大走廊，楼梯也比较宽。楼梯底、阳台甚至连侧所都住满了人，还支锅做饭。武传斌看见大人小孩都衣衫破烂，有些妇女甚至衣不遮体------真是惨不忍睹。

　　还有其他省来京告状的代表分散住在各处。朱仁联络各省的造反派代表同武传斌见了面，因为武传斌的人脉比较广，北京五大学生领袖，除了聂元梓外，其他四位都比较熟悉。大家看到武传斌，都向他吐苦水，希望他能找人向上【指中央】反映情况。

　　武传斌看到各省造反派的处境都很惨，远比广州恶劣。他向朱仁建议：“请你负责联络各省造反派头头，大家坐在一起谈谈情况【开座谈会】。”所以“黑会”确实是武传斌发起的。

　　开始武传斌决定在清华大学碰头开预备会，因为在五大学生领袖中，蒯大富的名声最大，见他和见其他人不一样，大家都认为他往上【中央文革】能说上话。

　　17日，各省造反派代表都来清华开预备会，清华井岗山的陈岩【蒯大富的秘书】来了一下，但没有看到蒯大富，陈岩说找不到。武传斌告诉陈岩：“大家都想见蒯司令，希望他能够出席北航的正式会议。”陈岩答复：“我去跟老蒯说。”当时清华园的武斗打得很厉害，到处都乱糟糟的，在清华开会不安全。大家议论了一下，决定把会议移到北航去开。

　　当天晚上，武传斌回到北航，同段孔融商量开会的事，并请韩爱晶出席会议，同时希望韩帮忙找蒯大富参加会议。

　　武传斌也给北师大的谭厚兰打了电话，但谭表示不会来参加。

　　武传斌还亲自找了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王大宾说你们到地院来开，我一定参加。言下之意是他不会来北航参加会议。

　　当时北京分天派和地派，地派同清华、北航势不两立，如果会在地院开，蒯大富一定不会来。蒯的影响比王大宾大，武传斌宁愿在北航开，这样表面上就变成天派比较支持他们，其实地派也支持他们，只是两派尿不到一块去。

　　18日开会那天，王大宾也派代表来参加，只是在会上表现不太明显。北航红旗的段孔融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韩爱晶一直没有露面。

　　在18、19的两天北航会议，蒯大富只出现了一次，在18日上午，蒯除了表示“我们清华是支持全国造反派的”，就没说别的了。在会上大家争相发言，控诉都比较激烈。蒯大富只坐了一个小时就走了。

　　整个会议由武传斌和朱仁主持。各省造反派代表争相发言，都显得比较激动。广西四二二代表发言的时间最长，他控诉了广西军区和联指打压四二二的情况，当时韦国清已经动手了，抓了不少人。各地代表的发言主要是诉苦。武传斌在会上很少讲话。

　　18日下午3时左右，会议差不多要结束了，辽宁八三一代表提议成立【全国造反派联络站】，这是一个新话题，大家议论纷纷，争论得非常激烈。

　　当提到这个话题时，蒯大富的代表不出声，很快就溜了。武传斌征求韩爱晶的代表候玉山时，他也不敢表态：“哎呀！这事可能我们也不敢担啊，我得回去请示一下。”后来他也走了。

　　武传斌不敢做主：“这怎么弄啊？要是真的成立的话，那就看老蒯能不能牵头了？”

　　提出成立联络站的事比较突然，当时开会时并不打算要成立什么组织【指联络站】，也没有想到后来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当时武传斌认为这事比较复杂，得征求北京造反派的意见，由北京造反派来决定。再说，广东的事已经够头痛了。但他不想得罪各省造反派，结果这事就成了有议无决，不了了之。最后武传斌建议大家留下联络方式，会议就散了。

　　会开完后，武传斌准备回广东去，但他没有马上走，他想见一见总理。20日晚上八时多，武传斌见到总理谢秘书，把广东新送来的材料交给他，并提出想见一下总理。小谢接了材料后只说了一句话：“你快回广东吧！”武传斌明白见总理没希望了。

　　北航会议一开完，中央马上就知道了，于是引出了“北航黑会”的话题。

　　中央抛弃造反派，下手解决造反派的方针是早已定下来的了。这从【七三布告】中可以看出来。如果没有“北航黑会”，也一定会这么做，只是时间推后一点。“北航黑会”提供了一个镇压造反派的借口，起了“催化”的作用，它“催化”了【七二四布告】，也“催化”了七二五讲话和七二八毛的召见。

　　【七二四布告】是针对全国造反派的。而“北航黑会”之前，已经是一个个文件不停地下。七二五中央高层接见广西两派，会上就大讲韦国清上报的黑材料，什么坏事都是四二二干的。这些材料都是早已准备好的，并不是在“北航黑会”后准备的。材料里很多话，许多都是无中生有的东西，而且还是通过周恩来的口讲出来的。

　　“北航黑会”原来只是一个串联会，放在一年前不会有什么问题，只是赶上这个时候了。

　　【七三布告】选择的突破口是广西。七二五讲话里面有很多“炸药包”，每一个爆炸出来都有很大的杀伤力，一个是反共救国团，另一个就是北航黑会，这样，对全国造反派的扫荡和镇压就正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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