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七、雪上加霜

　　看到符开明和潘先阳两位头头在这危急的关头争权夺利，大打出手，我们的确感到伤心。由于符开明跟潘先杨闹别扭，抗暴军成立不起来，打回紫贝去也成了纸上画蛋，不了了之。正当我们为紫贝县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感到无比忧虑的时候，又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象晴天霹雳，炸得我们茫然不知所措。

　　一天上午，我跟几位民兵正在房子里打牌，忽然听到外面的街道上锣鼓震天，鞭炮声不绝于耳，中间还夹杂着一阵阵的口号声。又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感到奇怪，大家扔下扑克牌，一齐向外面的大街上跑去。

　　大街上满是队伍，一队又一队的人群潮水般向市中心的人民广场涌去。一看那旗帜，我就知道是滨联司的队伍。

　　“他们又开什么大会呢？”我感到莫名其妙。因为我们来到滨海市后，就很少看到两派召开这么大规模的集会了。

　　“什么大会？你看好横幅上写的是什么东西？哼！简直糟透了！”一位象是东方红派的学生气忿忿地说。

　　我不看则已，一看那横幅就气得直跺脚。那横幅上醒目地写着一行大字：热烈欢呼四四一一部队退出支左！怪不得滨联司们那么兴高采烈，那么喜气洋洋，原来他们的死敌退出支左了！我心中的怒火在燃烧。一个个问号在脑子里闪现：为什么全国支左的一面红旗四四一一部队要退出支左？难道他们支持我们错了？以后我们这一派怎么办？为什么总该我们这一派倒霉？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一贯表示永远同我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四四一一部队突然一下子抛弃了我们，而且连一声招呼都不打？

　　以前，正当我们斗争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正当军区准备把我们这一派打成非法组织的时候，正当联总派即将把我们斩尽杀绝的时候，就是四四一一部队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我们，使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可以说，没有四四一一部队的坚决支持，就没有今天的井系旗派，就没有今天的东方红。四四一一部队是滨海地区东方红派的坚强后盾，是造反派胜利的希望。

　　现在，它走了，默默地走了，从此在滨海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史册上销声匿迹。怪不得滨联司们那样趾高气扬，那样大张旗鼓地召开庆祝大会，一个曾使他们感到寝食不安，日夜都想打倒的支左部队，现在不费吹灰之力，就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这怎么不令他们高兴万分呢？

　　也怪不得滨海市的大街小巷里到处都贴满了滨联司的大字报和大字标语。

　　“热烈欢呼海军四四一一部队退出支左！”

　　“最热烈拥护中央文革关于四四一一部队退出支左的英明决定！”

　　“完全信赖和坚决支持xx军区的正确领导！”

　　“谁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就打倒谁！”

　　“坚决打击把矛头指向军区的反革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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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跟着滨联司的队伍赶往人民广场，我们要看一看我们的对手是如何庆祝自己的胜利的。

　　大街小巷里挤满了滨联司的队伍，他们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帜，一面敲锣打鼓，一面高呼着口号，川流不息地开往广场去，每支队伍前面都高举着大幅标语：热烈欢呼四四一一部队退出支左！

　　广场里人山人海，旌旗蔽日，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一番节日的气氛。看来，滨联司们从未象今天这样高兴过。

　　我们没有在广场呆多久，那种令人丧气的场面实在使我们感到难以忍受。我们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回到了驻地。

　　政府大院里乌烟瘴气，简直成了一所狂人院，人们在大喊大叫。

　　“四四一一把我们出卖了！”

　　“他们为什么要抛弃我们？”

　　“这是背叛！打倒叛徒！打倒四四一一！”

　　“我们完蛋了！”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问王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跺着脚，睁着发红的眼睛瞪着我们：“你们问我，我问谁去？”

　　一会儿，潘先阳、王诚树来到政府大院，他们对这件事也一无所知。王诚树告诉我们：“刚才我打电话问东方红的头头，他们对事件的发生也感到突然，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东方红的头头正在跟四四一一部队取得联系。这件事的内幕我们大概不久就可以了解清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稳定人心。”

　　我们提出应该派人去跟四四一一部队取得直接联系，以便了解事件的真相。潘先阳表示反对：“这事办不到。联总派封锁了一切交通要道，从滨海市到紫贝县的道路盘查相当严密，联总派正在监视四四一一部队，我们无法跟他们取得联系，我们的人一回到紫贝县就会被抓。”

　　经过争论，潘先阳终于同意了我们的意见。王诚树对他说：“老潘，派一两个目标不大的人从铺前潜回紫贝县，我看是可以的。回县后，直接赶去清澜跟海军联系，了解情况后马上赶回来。”潘先阳写好介绍信，交给两位精干的民兵，立即打发他们走了。

　　两位民兵出发以后，潘先阳、王诚树等几位头头一直呆在政府大院里等候消息。他们心情沉重，个个显得焦躁不安。潘先阳一言不发，香烟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神情极其沮丧。王诚树平时不抽烟，这时也不断地向潘先阳讨烟。王波则虎着脸，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大声地骂人。

　　许多民兵集拢在房子外面，他们也想打听海军的消息。但从他们的神色来看，并不象头头们那样对海军的抛弃而感到心灰意泠，他们更多关心的是紫贝县的情况，是联总派对井系旗派的态度如何。他们现在已经失掉了信心，他们渴望跟联总派和解，好让他们能够平安地回家与家人团圆。

　　第二天下午，派去打听消息的两位民兵终于回来了。他俩精疲力竭，一付无精打采的样子，看来没有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他们对潘先阳说，他们赶到了清澜墟，但是无法靠近海军营地，军营外面满是联总派的武装人员，所有的路口都安上了岗哨，他俩不敢冒险进入军营，就是进去了也出不来。

　　不过，他们还是了解到紫贝县的一些情况。他俩告诉我们说，紫贝县境内还相当恐怖，联总派还在继续围剿井系旗派，到处抓人打人，许多被捕的井系旗派被关在圣殿里，县城的戒严还没有解除。

　　听到这些消息，我们都感到心情沉重，头头们更是束手无策。潘先阳长吁一声：“看来，我们只得听天由命了！”

　　八十八、北京大谈判

　　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文革形势的发展并不以毛主席“一年开张，二年见眉目，三年收尾”的意志为转移，而是越来越走向它的反面。全国局势一片混乱，文化大革命已经演变为“武化革命”，派性斗争日益炽化，武斗流血事件层出无穷。

　　面对混乱的局面，中央做出战略决策，组织各省市、各地群众组织负责人到北京来，参加中央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自斗私批修，促进革命大联合，为成立革命委员会做好准备。

　　1968年1月的一天，新年刚过不久，周恩来总理派出专机，到滨海市接三派代表去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还有xx军区司令员、政委，各市县武装部部长、政委以及驻军负责人。

　　赴京那天，由于各派之间对立情绪很大，从各自总部到机场几公里的路程，却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那是因为复杂的原因，使代表们几经改变从总部到机场的路线。结果，到当天晚上，他们才飞到北京。

　　当天晚上，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接见滨海代表团，接见还没开始，他就狠狠批评了滨海代表团一顿：“总理亲自派专机到滨海去接你们，还要花整整一天的时间你们才来，简直比当年刘备三顾茅庐还麻烦，你们是怎么搞的？”夜里，江青还请滨海代表团观看样板戏【红灯记】。

　　虽说是办学习班，但代表们谁都清楚，这是中央让滨海市三大派的代表在北京谈判，消除派性，准备进行大联合，为成立滨海行政区革命委员会做好准备。

　　滨海市三大派的头头都住在解放军政治学院里。刚开始时，代表们各自居住一方，在头头们之间，其中有不少是老同学、老同事，彼此之间都很熟悉，但见面时却相互不打招呼，对立情绪特别大。

　　两天后，滨海代表团负责人军区司令员孙干清宣布：重新调整住房，两大派代表参差居住。滨联司总司令李跃天跟东联站总指挥陈同川被安排同房，滨海兵司令杨来晴被安排跟谢仁倡住在一起。谢仁倡是滨海赫赫有名的滨海红总司令，原是滨海教师进修学校的教师。同房的第一天，冤家相见虽然也勉强打个招呼，但内心憋得难受。

　　被叫去北京参加学习班的人很多，各省市的都有，开饭时大家都得排队进饭堂。即使是那些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们，也得规规矩矩地排队，在饭堂打开大门之前，他们都得乖乖地等着。

　　这时，有些省市的造反派们就不安分起来，他们带头起哄：“打倒x老谭！”然后就将事先写好的“打倒xx老谭！”的高帽子戴在他们所在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头上，闹得一塌糊涂，场面不可收拾，后来，只得把军队代表和群众代表的就餐场所分开。

　　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在学习班里，造反派头头们的主要任务是斗私批修，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有时以“派”为学习单位，一边学习毛主席的指示，一边做自我批评，有时大会发言，有时小组检讨，有时个别谈话。

　　在大会发言中，滨联司总司令李跃天主动交代了在武斗中的一次军事行动：他们曾组织一支敢死队，带上100多公斤的炸药，从得胜沙的地下水道爬到解放戏院大楼底下，准备将东联站的指挥部一举炸平，但考虑到大楼里还有不少的群众，他们最后放弃了这个计划。东联站的头头们听了被吓了一大跳。我后来也听到这个消息，害怕了好一阵子，因为我当时曾在解放戏院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滨海虽然小，离北京又远，但在学习班里却创造了奇迹：即不仅动口，还动了手。在关于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的问题上，双方争得不可开交，最后闹了起来，结果动手打架，轰动了整个学习班，成了典型。

　　为了消除派性隔膜，促进两派大联合，中央首长联络员分别找各派主要头头个别谈话，做思想工作。有一天，周总理联络员找滨海兵【滨联司】头头杨来晴谈话，了解滨海市三大派的情况。杨来晴做了汇报：“我认为对各派都应一分为二，在滨联司中，转业、退伍军人多，干部多，产业工人多，相对地讲他们较讲政策、纪律，讲方向，缺点是造反精神不强，有点保守。东联站中学生较多，年轻人血气方刚，造反精神强，但越轨的行为也较多。工农兵属中间势力，人数较少，战斗力也不强。但不管那一派，大联合是势在必行，谁也阻挡不了。”联络员表扬了杨来晴：“你的认识客观、公正，有见解，与一般人不同，在学习班里你的思想进步很快。”

　　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反思，大家的思想觉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都表示愿意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派性也慢慢地消融。跟杨来晴同房的谢仁倡，夜里睡觉主动地帮他盖被子，两人之间的交流也多了起来。就这样，滨海市的大联合，虽然在名额上还有一些争论，但大方向一致，最终签订了协议。

　　1968年3月7日，毛主席接见各省市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员，滨海的代表被按排在前面。当毛主席和林彪登上主席台时，全场欢声雷动，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筹无疆！”毛主席特别问：滨海来的在哪里？林彪、宋时轮指向滨海学员的位置，毛主席在主席台上特别朝滨海学员座位的方向走来，频频招手致意。滨海学员们高兴地跳起来，大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回到驻地，学员们兴奋地在广场上唱歌、跳舞。他们非常动情地唱起“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那个晚上，xx军区司令员孙干清、副政委单印英也跟着大家载歌载舞。

　　但是，滨海代表团的学员回到滨海市以后，头头们又各自回到自己的据点里，迟迟不谈大联合的事，滨海市的形势还相当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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