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一、成了难民

　　文革中的滨海市虽说是滨海岛的最高首府，但也只是个巴掌大的地方，规模很小，仅有几条象样的街道，城市居民不超过10万人。滨海市濒连滨海，地域有限，街道狭小，楼房一般两层左右【因为怕台风】。滨联司的据点五层楼是滨海市最高的楼房，东联站的据点解放戏院虽然只有三层，但在当时也算是较高的楼房了。解放路、博爱路、新华路是商业区，历来是滨海市最热闹的地方，这些地方都为东联站所控制，被东方红派称之为“解放区”。

　　来到滨海市后，我继续留在东南线的民兵队伍里，因为我无路可走，在宾海市没有一个熟人。根据东联站指挥部的决定，东南线大部分人马驻扎在地区政府大院【在红坎坡、新市区】里，此外还有一部分武装驻守在新华路、博爱路一带的东方红据点里，潘先杨和指挥部的人员都住在那里。

　　一个多月来的碾转流离，我几乎失掉了一切生活用品，连身上穿的一套衣服也破烂不堪，弄得我连街也不敢上，怕人笑话。有时候晚上我不得不光着身子睡觉，因为我没有衣服替换。后来，有位民兵看到我太可怜了，送给我一条旧军衣，我才有了替换的衣服。

　　不久，驻地附近有一家百货商店失火，东南线乘机打劫，抢来一批日用品，我也分到了一套新衣服和一双鞋子。现在，我可以堂堂正正地上街去，因为我已经有了一套象样的衣服了。

　　这时滨海市的形势虽然紧张，小规模的冲突天天有，但市面上还是比较繁荣的，几条主要大街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各种各样的店铺也正常营业，生意兴隆。

　　有一天，我和几位队友上街去，我们逛了几条街市，累了，就走进一个小食店里，里面用餐的人很多，饭菜的香味不断的钻进我的鼻孔，引起我的食欲，我的手不由自主地往衣袋里模索，想找出一分半分钱来，可是，我的手模了半天，半分钱也没找到。我问了同来的伙伴，他们也是分文不名。没法子，我们只得吞着口水乖乖地走了。

　　忍着这口气，我一连几天都没出街去，因为我一想起那难堪的场面就觉得难以忍受。

　　不久，我的同学光头义平也来到了滨海市，他是随着符开明的队伍上来的，符开明的队伍驻扎在三门坡农场，他跟符开明来到了滨海市。一天中午，他把我带到一家饭店里大餐了一顿，我们三个人一共花了几块钱。我第一次喝了啤酒，觉得很新鲜。钱是义平付的，因为直到现在我的口袋里还是不名一文。

　　一连几天，义平都带我上街去，而且都是饱餐一顿，钱照样是义平付。有一次，他居然给了我2块钱，还说以后要花钱可跟他要。但是后来我并没有胆量向他开口要钱。

　　义平同学在海口花钱大手大脚，他哪里来那么多钱？我不敢向他打听，我想大概是他在县城大武斗时发的横财吧。可是有一次他竟对我说，你想要花钱就跟我干吧，干什么他也不告诉我，我支支吾吾地应付了他一声，后来也没有看到他叫我干什么。

　　八十二、武斗据点

　　解放后，滨海岛还属xx省管辖。滨海岛的最高党政机构是滨海行政区党委和滨海行政公署，办公地点在滨海市红坎坡一带。红坎坡是新市区，以前是一片荒芜的地方，附近还有一些村庄。这里地势稍高，位于府城和滨海老市区之间，距离老市区较近，交通比较方便。50年代，这里建设了许多相对独立的两层小楼，作为党和政府的办公场所，这里就开始出了名。

　　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经过半年多的折腾之后，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各地的造反派响应毛主席“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号召，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夺权斗争，这就是所谓的“一月风暴”。

　　孤悬海外的滨海岛，也拉开了夺权的序幕。在红坎坡的政府大院里，机关干部们也上演了一场“假夺权”的闹剧。

　　1967年1月22日，xx省委被造反派夺权后，省委书记处打电话给滨海区党委书记杨泽江安，要他做好交权的准备。杨泽安随即召开区党委会议，讨论如何应对交权问题。与会代表认为，当前夺权已是势不可挡，必须按照中央的精神、省委的指示，权力只能交给左派，决不能落在坏人手里。

　　1月23日，区党委党群战线文革主任林道联来上班时，听文革办的同事说，昨晚省文革办来电，称省委已被夺权，询问滨海现在情况如何。

　　林道联想到【人民日报】的社论，想到滨海区两个重要单位【滨海市公安局、滨海市委】已被夺权，便建议：“我们是不是通知大家都来学习社论？看看怎样夺权？如果权被坏人夺去就麻烦了。”他的建议得到大家的同意，于是分头通知各部门文革小组的负责人，共二十多人讨论即将到来的夺权。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推选林道联为夺权代表，他罢了罢手：“社论要求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夺权，我只是机关的代表，肯定不行。”于是又推举了联合总部的负责人。当时大家只有一个心愿，与其让别人夺权，不如自己夺自己的权，这样才能确保党的领导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在确定了夺权的代表人选后，林道联就派人去通知区党委书记杨泽江。

　　杨泽安和其他书记急急赶到办公室，和办公室的人提交接，让后来的造反派扑了一个空。这就是所谓的滨海一、二三夺权，后来造反派说这是假夺权真保皇。

　　滨海一、二三夺权后，滨海岛各县市相继被夺权。由于夺权与反夺权的存在，最终演变成一场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

　　夺权后，杨泽安等书记成了“宝贝”，今天被这一派楸走，明天被另一派批斗，整天忙于做检讨、“赎罪”。最可笑的是，这些“走资派”都成为造反派的“战利品”,变戏法的把他们都藏起来，不让其他群众组织楸斗，“抢走资派”成了各造反派组织之间的闹剧。

　　“走资派”们忙得很，他们都忙于写材料，做检头，但一般干部却闲得很，因为党政机构都瘫痪了，他们再也无“公”可办了，于是也起来造反，杀向社会去了，原来非常热闹的红坎坡【区党委大院】却变得冷落起来，一栋栋办公楼人走楼空。井系旗派东南线逃难到滨海市后，瞅准机会，在红坎坡上抢占了好几栋楼房，就在区党委大院里安营结寨了。

　　1月底，滨海市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东联站和滨联司都准备着大干一场。滨联司从秀英港调动了大批武斗人员，进驻了市中心，并在大同路和得胜沙路设立了新的武斗据点。滨联司还多次扬言要对紫贝井系旗派采取暴烈行动。东联站也毫不示弱，各组织都成立了新的武斗队，在市中心解放路和新华路建立了一些牢固的武斗工事。

　　有一天，潘先阳和几个头头来到政府大院井系旗派驻地视察，同来的还有东联站的总指挥陈同川和潘家辉【汽运东方红头头】等人，他看到我们这里既没有构筑工事，戒备也非常松弛，人出人进非常随便，便大发雷霆，把王波等人大骂了一顿：“我带你们来滨海市是让你们来这里是来看光景的吗？你们这帮人整天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将来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他命令我们立即修筑工事，并对该地区实行戒严。

　　当天傍晚，政府大院里灯火辉煌，一群群人忙得不可开交，挖壕沟的，竖木桩的，垒沙包的，安装电网的，干得热火朝天。我们忙碌了整整一个晚上，终于把武斗工事搞了起来。第二天，大楼周围出现了很多土包子，一条条壕沟围绕着大楼，四通八达。建筑物门口堆放着沙包，设置了射击口，大楼四周竖立了木桩，绑上了电线，并安装了电灯。原来笔直整齐的街道被破坏了，政府大院变成了一座坚固的战斗堡垒。

　　第二天早上，我们封锁了政府大院所有的路口。民兵们在路口设置了障碍物，安上岗哨，检查过往人员，并派出巡逻队在这一带市区进行巡逻值勤。这样一来，政府大院和附近市区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当时我认为这样做是多此一举，因为我觉得形势还不至于这么紧张，滨联司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对付紫贝井系旗派的，而是为了对付东联站。

　　可是，我的估计错了，几天后，滨联司对井系旗派采取了行动，他们派出大批人马，在市区内设立检查站，大肆搜捕井系旗派人员，结果，我们有很多人给滨联司抓走了。

　　这样，紫贝井系旗派和滨联司的斗争公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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