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一个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他认为只有在国家范围内，才有完整的所有权。按照我们前面所说，在自然状态中也有财产，随之也有完整、自然的权利，也就是道德权利。这种权利，如果不加以不义行为，就不被损害；而对它加以全力保护，却不是不义的。如果我们说，只有在国家范围内才有刑法，这话是不错的。整个刑事处理权力都由现行法律奠定其基础。现行法律在有人犯罪之前就对该行为规定了刑罚，而刑罚作为威吓犯罪者的的反动机，在分量上会超过该行为的所有动机。这种现行法律应该视为由国家所有公民批准和认可的。因此，现行法律是建立在一个共同契约之上的，在任何情况下国家所有成员都有义务履行这一契约，也就是说，他既有施刑的义务，也有受刑的义务。因此，强制受刑是合理的。在个别场合，刑罚是把法律当作契约来履行的。而法律唯一目的是威吓人们不要侵犯他人的权利，因为人们只是为了让大家都可以避免承受不义，才结合为国家，才放弃施行不义而担负起维护国家的责任。因此，法律及其执行，也就是刑罚处理，其原则是着眼于未来而不是过去。这就是刑罚跟报复的区别，报复的动机是落在已经发生的事件上，也就是把过去只是当作过去。所有施加痛苦于人来回应不义，对未来却无任何目的之行为，都是挟私报复，为的是看到别人遭受痛苦而让自己的痛苦获得安慰。这种行为是充满敌意和残忍的，在道德上没有任何可以为之辩护的理由。别人以不义施加于我，并不等于我就有权利以不义施加于他。以怨报怨而无其它，这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合乎理性的。把报复权作为刑事处理权利的最后一个独立原则，这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康德学说把刑罚看作是单纯的报复、为了报复而报复，这是错误的，毫无根据的。

　　刑罚的目的，更确切地说，刑法的目的，就是威吓人们不要犯罪，这是一条不言自明的真理。其目的是为了未来，这才使刑罚不同于报复；而且只是为了法律的有效性，刑罚的执行才有这一目的。只有这样，刑罚才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才能够让法律起到威吓人们不去犯罪的作用，而法律的目的本来就是这样的。说到这里，康德主义者或许会反驳说，这不就是把被刑罚的罪犯当成手段了吗？所有的康德主义者都不厌其烦地重复这句话：“我们只能把人当目的，而不可当成手段。”这话听起来很有意义，对于那些只想背住一个公式而不愿深思的人们来说，也许十分合适；然而只要深入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这话十分空洞，很不明确，并未直接表达出康德的本意。在任何情况下运用这句话，都得加上特别的说明，给出具体的规定和限制，就这样笼统地说，不能说明什么，而且还有问题。对于依法判处死刑的杀人犯，就只能当作工具来使用，法律有权这样做。这是因为，他破坏了国家的主要目的即公共安全，如果法律还不发生效力，公共安全就会不存在。因此杀人犯的生命现在就必须成为法律发生效力的工具，为的是由此成为恢复公共安全的工具，而且为了履行国家契约，法律也有充分权利把他作为这样的工具。这个杀人犯也曾是一个公民，他也参与过国家契约，而根据契约，为了享有其生命安全、自由和财产，也为了所有人的安全，他已经将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作为抵押，现在因为他破坏了契约，法律没收了这种抵押。

　　这样，我们在国家里看到一种工具，是用理性武装起来的利己主义通过它来避免自己对自己产生的恶行；于是每个人都来促进全体的福祉，因为其中也有他的一份。如果国家能够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集中人们的力量，逐渐征服自然界来为自己服务，最后消除了各种灾祸，就有可能出现理想天国才有的情况。然而实际并非如此，国家要达到这一目标，还有很遥远的路要走；而从根本上说许多恶行是不可能不存在的，从而无法消除许多痛苦；即使痛苦都已消除，那些空虚无聊就会乘虚而入，占领所有的地盘。此外，个体之间的争执并非国家能够完全消除的：小的争执被制止，大的争执又会出现。即使一国之内的争执被平息，作为国与国之间的争执又会异军突起。最后，假如这一切问题通过人类数千年积累的智慧都被解决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在地球这颗行星上的人口会出现大量过剩，这导致的可怕后果现在还只能通过大胆的想象才能予以估计。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本文摘自《叔本华自述》（黄忠晶编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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