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编“12月血案”

　　4月上旬，紫中井岗山兵团恢复了正常的活动，来紫贝岭上报到的井岗山同学越来越多，许多同学的派性情绪又重新被煽动起来，井岗山兵团这部造反机器又开始运转了。同学们在接受了任务以后，下乡的下乡，搞调查的搞调查，各司其职，忙得团团转。在原县人委物价局的一间小房子里，成了资料组的临时办公室，人们进进出出，非常热闹。我在资料组里，有二十多位同学在搞资料，我们要搞调查，又要编写材料，也忙得不可开交。

　　资料组的工作是调查在大武斗期间我方战士被联总派杀害的具体经过，写成文书材料，最后汇总成书，名日“12月血案”。

　　在文革大武斗中，对立的双方常常把己方战死的战友称为“烈士”，并把他们“壮烈牺牲”的经过详细地记录下来，写成文章，刊登在自己的小报或传单上面，作为对方的罪证，把它变成攻击对方的子弹，具有较强的杀伤力。我们也想以此作为打击联总派的重型武器，发挥更大的效力，以便在谈判中捞取更多的资本，占据有利的地位。

　　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完成这项任务，难度的确很大。这是因为联总派实际上已经控制了紫贝的局面，我们的活动空间和能量大大地削弱了，许多群众都不敢接触我们，更不敢向我们提供真实的材料。我们不敢大张旗鼓地搞，只能小心地秘密地进行，而且绝对不能让联总派知道我们在做这件事，否则又会使联总派找到攻击我们的把柄，说我们又在搞派性斗争，破坏革命大联合。

　　在文革中，各地都出现了许多离奇古怪的事情，有些至今都不能解释清楚。在文革后期，文斗变成了武斗，“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变成了全面内战，街头辩论变成了街垒血战。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连他自己都控制不了局面，毛主席的红卫兵连毛主席的话都听不进去，一意孤行，越走越远，这是谁都想不到的。

　　在血腥大武斗中，对立的两派都高举着同一面旗帜，都呼喊着同一个口号，都高唱着同一首战歌，但他们却在捍卫“红太阳”的旗号下互相残杀，毫不留情，都把对方致于死地，甚至连被俘人员和无辜群众也遭到杀害，手段非常残忍，毫无人性，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据我所知，在四川云阳县的大武斗中，死了一千多人，其中大部分是被俘后被对立派杀害的。在重庆大武斗中也出现了互相杀戮俘虏的行为。后来广西杀人更多，许多没有参加派性武斗的人也给杀了，据说有好几万人，而且是有组织的杀掉。这些人在临死时也不知道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文革实际上是一场大杀戮。紫贝县也出现这种情况。

　　说干就干，资料组马上动手。我们几乎是白手起家，一切从零开始。资料组除了几张白纸以外，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我们有很强的派性情绪，对联总派杀害我们的战友感到非常的愤怒，有强烈的复仇心理，我们是带着派性的色彩来做这件事的。大武斗才刚刚过去几个月的时间，许多事情我们记忆犹新，一清二楚，现在回顾起来一点也不含糊。例如红旗工人吕先厉的羅难经过我是亲眼目睹的，他就死在我的身旁，我是他死难的见证人。因此，他的材料全部由我来做。我把他死难的经过记录得非常祥细，清清楚楚，实实在在。至于当时是谁杀害了他，谁是凶手，那当然是联总派武斗人员。在这次大武斗中联总派打响了第一枪，吕先厉是在第一阵枪声中倒下去的，我在现场看得清清楚楚，但我们不可能到联总派那边去调查这个案例。

　　我们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先易后难，先从武斗中羅难的第一人吕先厉写起，按照时间的顺序，一个个列出名单，然后再详细记录他们被害的经过。

　　我方在武斗中死难的第二个人是东郊公社建华山小学符策勇，他当时仅满16岁，是个小学生，还是一个不韵世事的少年，当东郊红农会民兵上城时，他也跟着上来了。他是在下东高地遭遇战中被打死的，许多红农会民兵和我们的同学都在现场，他们都是见证人。紫贝岭前线指挥部的总指挥陈华训在执行任务中路过凌村桥时不幸被清澜公社联总派民兵抓到，他宁死不屈，被联总派残忍杀害。第二天我们在海军战士的配合下，在他被害的地方找到了他的遗体，我当时也在场，目睹了他死亡的惨状。东郊红农会民兵连指挥员郑家益、潘先甫在攻打椰子厂战斗中壮烈牺牲，我们的同学冒死抢回了他俩的尸体，在第二天晚上队伍转移前才把他们下葬。紫贝岭前线总指挥黄大和在指挥战斗中壮烈牺牲，许多井系旗派战友都在场，亲眼目睹了他战死的经过。这些案例都好写，因为他们在战死时我们的人都在现场，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们都是见证人。

　　联总派在攻下紫贝岭后，就大开杀戒，公开或秘密的杀害了许多井系旗派红农会被捕人员。在紫贝岭被攻下的第二天【1968年1月1日】，联总派武装对文南街上的井系旗派进行了大清剿，俘虏了六百多人，他们先在紫贝岭的人民广场上开枪打死了紫中井岗山的广播员符翠颜同学，接着又在就在县委大门前公开枪毙原县团委副书记冯所奇。1968年新年这一天是联总派杀人最多的一天，被杀害的有县委、县人委干部黄循望、何敦法、符史荣、冯增敏、周长武等5人。紫贝中学教导主任符郁文也在紫贝岭上被枪毙，同时被杀害的还有紫中学生史振川和陈韧波。这些人都是在紫贝岭上被公开杀害的，死后便埋在战壕沟里，几个月后我们才找到尸体。在紫贝岭被攻下的十多天里，联总派还枪毙了很多井系旗派和红农会的被捕人员，例如在1968年1月1日，联总派在人民广场公开杀害了人中井岗山学生周昌全，在圣殿杀害了人中校医梁赛珍。联总派在1月2日在人行门前公开枪毙人行职工林先训，同天在清澜码头杀害清澜银行营业所干部云大克，抛尸大海。3日，联总派公开在车站枪毙南下干部、东路农场党委副书记吴子玉--------联总派还在农村杀害了很多红农会人员，在这里我们就不一一例举了。有很多人在这场大武斗中被联总派杀害，他们的案例难以下记述，这是因为，他们或被公开枪毙，或被秘密处击，我们的人都不在场，他们被害的经过只有凶手们知道，而这些杀人凶手就是联总派的人，联总派是不可能供出他们杀人的经过的，他们早已销毁了这方面的材料。我们至今都不知道这些杀人凶手是谁。对于这些人的案例，我们由于缺乏人证物证，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记录。就是在这些简单的记录之中，由于缺乏证据，有一些是我们带着派性的情绪去想象出来的，因而是不可靠的。

　　在文革中，我们这个县非正常死亡的人究竟有多少【在大武斗和拔点中死人较多】，我们直到现在也弄不清楚。有人说死了三百多人，有人说死了一百多人，当局【革委会】从来就没有统计过，也从来没有认真调查过，这就永远也说不清楚了。我们估计有两百人到三百人之间【井系旗派死的人较多，联总派在武斗中也死了一些人，此外还有一些五类分子也给杀了】，1967年12月29日，在下东高地战斗中，印刷厂红旗工人林日琼也被打死，这样，连同吕先厉、陈华训在内，一个仅有数十名职工的县印刷厂，就死了3个人，这说明在这场大武斗中人员的伤亡是很大的。在滨海岛来说，紫贝县是文革中死人较多的一个县【单县死人最多，大概有700多人，主要在1968年8月平暴中被杀害】，不过，跟广西各县比起来，是小魔见大魔了【广西宾阳县死了3900多人】。

　　在文革大武斗中，真正死在武斗战场上的人并不多，许多人是被俘以后被杀害的。井系旗派也杀俘虏，符开明武斗队就杀了联总派的俘虏【我们曾经遣责过】。在文革武斗中滥杀无辜常见不鲜，联总派就杀害了一些五类分子【受湖南道县、广西的影响】。这说明文革是我国历史上一场最野蛮、最残忍、最没有人性的大浩劫。文革根本不是一场什么“伟大的革命运动”。文革使人变成了兽类。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我们花了九牛五虎之力，终于搞出了一本【12月惨案】，还写了一篇【看，紫贝县触目惊心的大屠杀】的文章，刊登在派性小报上。严格来说，由于当时的派性斗争相当复杂激烈，联总派实际上控制了紫贝县的局势，井系旗派全面受压，活动的空间有限，根本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渠道去做这件事，调查和取证的方法是相当粗慥的，不可能真正地反映出这些所谓的“烈士”们的真面目。当时我们是带着派性来做这件事的，所以一些“烈士”们的材料也不是真实的，有些是我们捕风抓影故意捏造出来的。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把它们“做”出来了。县革委会成立后，这份东西落在联总派的手里，结果成了井系旗派反对“三红”的又一条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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