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三、新的战士

　　送走王诚树后，我的心情轻松了好多，压在我心里头的包袱被摔掉了，现在我的活动再也不会受到指挥部头头的约束了，我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了。

　　第二天天一亮，我和庄雄相约去找潘先阳，联系加入民兵队伍的事。我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落脚点，这个落脚点对于我目前来说是至关紧要的，至于往后的形势怎样，我们的命运会如何，那是以后的事，谁也无法预料。

　　我俩走在田野的小路上，打着口哨，哼着文革时流行的歌曲，心情非常舒畅。小溪里流水“哗哗”地欢叫着，小鸟在我们头顶上飞来飞去，阳光普照，身上感到暖暖的。这一带靠近八门湾，村庄一个接着一个，人口很稠密，村民们绝大部分是井系旗派观点，是我们的“老根据地”，联总派暂时还不敢上来这里骚扰，在路上来来往往的都是持枪的武装人员，潘先扬的东南线红农会民兵就驻扎这一带的村庄里。

　　我们在堂福村的一栋很大的房屋里找到了潘总指挥，他正在跟几个人聊天。他看到我和庄雄到来，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俩。

　　潘先阳的精神有些不振，脸色黑中带黄，由于耐眠，他的眼眶深深地凹了进去，两眼布满了血丝。从他的神色上看得出他的精神负担很重，他带领红农会民兵上城以来还没有打过一场胜仗，这对他的心理上压力很大。

　　我们开门见山地把来意告诉了他，他非常高兴地笑了起来：“紫中井岗山很有名气，是紫贝井系旗派的中流砥柱，我非常佩服你们的造反精神。我是在你们的感召下起来造反的。我们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共同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而战。这一次仗没打好，没有很好地保护你们革命小将，我感到很悔疚，我们红农会没有尽到责任。”他对我们自愿参加他的队伍表示欢迎。接着，他的神态严肃了：“你们加入了队伍，就不得自由行动了，武装队伍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还要执行危险的任务，甚至会有流血牺牲，你们要有思想准备。”我们表示一切行动听从指挥，坚决跟队伍干到底。我把义平给我的一包好烟送给了他，作为对他接收我们的报答。他的烟瘾很大，香烟常常是一支接着一支地抽。

　　在谈话中，我们问他对紫贝岭形势的估计，他说，紫贝岭是绝对守不住的，井系旗派和联总派的实力差距太大，不能蛮干，只能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同联总派周旋，保存实力是第一位，绝对不能跟联总派顶牛。指挥部的头头们没有一个是打过仗的，他们不懂军事，瞎指挥，因而是要打败仗的。我们的头头们不会分析形势，海军也不会。他们不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保卫紫贝岭上，而是应该把我们的骨干力量撤下来，找一块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地方，建立游击根据地。过去我们琼崖纵队打日本鬼，打国民党反动派，总是在乡下打，依靠农村根据地打击敌人。我们要在农村依靠武装力量跟联总派周旋，以待形势的变化。这种变化会很快地到来。但是，如果骨干力量被吃掉了，即使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我们也就没有什么资本跟联总派较量了。指挥部提出与紫贝岭共存亡的口号是错误的，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提出这样的口号，我反对。我们不能把战友们的生命都垫上去，应该让他们看到胜利的那一天。末了，潘总指挥心情沉重地看着我俩：“我打了多年仗，难道连这一点点军事常识都不懂？我不主张硬拼，一定要保住实力。我不主张攻打椰子厂，因为我们的民兵军事素质较差，绝大部分人没有实战经验，叫他们去打攻坚战肯定不行，但老肖他们偏要打，结果打败了，受了损失。椰子厂和下东高地的战斗，我们伤亡了一些人，我感到非常难过，我不知道将来回去如何向乡亲们交代。如果再死了一些人，那我只有跳下南海去一条路了。所以，我对指挥部错误的决定，我必要时拒绝执行，有时应付一下，但我决不会把我指挥的队伍变成第二个紫贝岭。”

　　潘先阳精辟的分析，很适合我的口味，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觉得今后跟着他走，是再也保险不过了。

　　吃午饭时，我们结束了谈话。潘总指挥叫他的通讯员到后勧组领来武器，我领到一支步枪和几颗手榴弹。枪是新的，涂有牛油，还没有使用过。下东高地战斗后，有些人跑回家了，枪却留了下来。于是，我成了东南线一名新战士。

　　吃午饭后，我分到了二排六班。排长叫黄顺明，人长得身高马大，穿着一身草绿色的新军装，显得格外有精神。他在公社椰子厂工作，刚从部队退伍。班里有两位班长，一名叫潘先统，一名叫黄良才，年纪比我大得多，都是琼崖纵队的老战士，是经过了战火考验的。班里许多人我不认识，但由于是老乡，我跟他们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很快就融恰了。

　　我们是在一位群众家的大院里吃午饭的。全班十多个人蹲在地板上，围着一大脸盆菜，吃的是大米饭和猪肉煮白菜汤。饭碗是借老乡的，用完后就还给主人。班里的民兵都是同一个公社的人，虽然还不认识，但我并不感到陌生。

　　中午班里没有什么事，我便去找庄雄，他跟潘先阳比较熟，被留在指挥部里当联络员，我俩聊了一会儿，就呆在他那里睡觉，，一直躺到太阳落山时才起来。

　　五十四、夜里行军

　　晚饭后，东南线又要转移了，听说是要执行一项很重要的任务。

　　队伍在村外一个大树林里集合。东南线全部武装人员，按连排班的顺序，排列成几路纵队，等待着出发的命令。

　　一个大林子里挤满了人群，显得非常热闹。我看见几个同学也在队伍里，他们扛着步枪，缠着子弹带，精神抖擞地站在各自的班排里。我看着他们装着笑脸，他们也看着我笑，大家都尽量不使民兵们认出我们是同学。几位拒绝上紫贝岭的同学都没有回家去，而是留在民兵队伍里，找到了自己的岗位，继续坚持战斗。

　　指挥员们还没到场，人们就显得相对自由一点，原来排列整齐的队伍一会儿又成了散兵游勇，人们互相围拢在一起，有的议论着，有的嘻闹着，有的高声叫喊，林子里好象放养着一箱箱的蜜蜂，那骚动的声音很远都可以听到。

　　村子外面的一座小山包上，站着几个拿枪的人，村子周围也有一些武装人员走来走去，几个路口都有武装人员在站岗放哨，给幽静的村庄增加了紧张的气氛。

　　一会儿，指挥部的指挥员们过来了。走在前面的是东郊连连长王波，此外还有其他连队的连长和指导员。王波其貌不扬：身体短粗，大盘红脸，粗眉大眼，留着短须。他穿着一套蓝色干部服，腰间束着一条大皮带，斜插着一把短枪，活象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游击队长李向阳一样，显得威武精干。他在战争年代是琼崖纵队的一名连长，打过很多仗，后来转业回乡。他勇有余而谋不足，是东南线的一名干将。

　　王波走在队伍前面，直截了当地交待了今晚执行的任务，并提出行军中注意的事项。潘先阳没有在场，听说他已经带领尖兵排先行出发了。

　　太阳的余晖在大地上慢慢消失，东南线的队伍出发了。走在前面的是其它公社的连队，民兵们排着一路纵队，一个接着一个向前移动，队伍拉得相当长，当我班开始迈步的时候，已经看不见前面的队伍了。

　　我们越过了一片大田洋。地里的水稻早已收割完了，但从稻芷里又长出了一些苗苗，远远望去，象刚插上去的一片片禾苗，青的碧人。蓝天上飞来两只白鹭，发出“吆吆”的叫声，在田洋上空盘旋着。田野里空无一人，只有沟渠里的流水，不知疲倦地喧哗着，给人一种寂寞的感觉。

　　尔后我们从一条小路绕过一个村庄，一个放牛的村童骑在牛背上，盯着眼睛看我们这支奇怪的队伍。几条肥大的狗从村子里跑出来，看到这么多拿着家伙的人，便夹着尾巴跑到远远的田埂上，向着我们的队伍乱叫。

　　不久，我们爬上了一座小山梁。夜色已经很浓了，天色很好，一丝云彩都没有，蓝天上，星星向我们眨着眼睛。开始我还依稀看见前面的路，后来却迷迷糊糊的看不到了。上中学时我患了夜盲症，在晚上看不清路子，好在大家的手臂都绑着一条白毛巾，我只好睁大眼睛看着前面的白毛巾走，心里总是担心自己掉了队。

　　队伍静悄悄地走着，没有人说话，偶尔转来一两声咳嗽，也被带队的指挥员加以严厉制止。我耳边听着“嚓嚓嚓”的脚步声，心里感到很踏实。我想战争年代也不过如此罢了，尽管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现在想起来真好笑，几十年前的那段日子，我这个学生仔竟拿起枪来参加野战，而且连真枪实弹都没有打过几趟呢！

　　夜是静泌的，只有风呼呼地叫着。远处的村落转来一阵狗叫声，听上去非常真切。夜空中稳约听到一些枪炮声，这里离县城并不太远。那里正打得热闹呢，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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