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我喜欢读吴晓波的《大败局》，后来再读觉得颇为寡淡，并不是因为他的文采不好，但似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洞察力和思考，这一问题也反映在《历代经济改革得失》这本书中。从这个角度讲，吴晓波应该是一个大秀才，而不是个大才子。傅雷早年也经常从老舍的作品中汲取营养，晚年谈老舍则兴味索然。我自不敢跟上述诸位相比，只是感觉随着时间的变化，不同的经历会改变一个人的想法。
吴晓波说过，如果一个人能够穿越时空，他最希望返回宋朝，类似的话易中天好像也说过，对此我很迷茫。
宋代的经济和技术水平当然是中国历史中最好的，私人生活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品味的，但那绝对是个三观不正的朝代。赵匡胤原本是个武将，欺负孤儿寡母，演了一出“黄袍加身”的闹剧；随后制定了一个“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专捡软柿子捏，直接灭了西蜀、南唐、吴越、南汉等一众小柿子；得手了杯酒释兵权，给开国武将们放终生带薪年假。
这也就算了，他居然还任用一个叫赵普的秀才做宰相，赵普这个人幼年浪迹街头、少学寡闻，但善于藏拙，成天拿着本《论语》晃来晃去，装作很高深的样子，这一点很像像于丹，但他的学历比于丹差很远。于丹可以到电视台讲《论语》，熬心灵鸡汤，赵普可不行。所谓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并不是说《论语》真能治天下，只是赵普刚看懂半部《论语》。宋代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开局的。
《论语》怎么看都是一本小学生行为守则，赵匡胤也不是不是什么文化人，但是这个人敢把都城建在开封，常驻80万禁军，这就比较刚猛了。因为开封城四面不靠，只要黄河一结冰，那就只有用步兵跟北方游牧民族死磕了，所以北宋虽然来路不正，但不乏雄健的气度。当然老赵家也知道自己文化低、格局小，所以一直以来重文轻武，轻徭薄赋、鼓励农商、发展经济，一百年出了无数的高知和文豪，皇帝自己兼任中央美院院长，司马光编纂了《资治通鉴》，王安石颁青苗之法，按理说已经穷极造化、天人协和了。
然而此时大家才发现，帝国已经变成一个肥嘟嘟、虚胖绵软的蠕虫，过亿的人口在金兵的铁蹄之下，都成了待宰的羔羊……
秀才干不了大事，高学历的也未必能干好事，宋代的教训告诉人们学历和认知有时候不成正比。
前阵子有的的社科专家就说：“从1976年以来，美国人和中国人合作就从来没赢过，中国人太聪明了，……讲双赢，就是我们要赢两次。”这个话说出来，就基本可以判定是白痴了。如果这样的人去研究国际战略，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中国缺乏战略家，不乏宣传家，可怕的是宣传家总把自己说成战略家。
美国人的霸权思维都是跟罗马人学的，罗马人认为：“在以国家的利益为最大的前提下，我们绝不考虑正义或不正义，仁慈或残酷，褒奖或耻辱等，我们要的只是采取那个能够救国家、争自由的手段。”“凡是善良的人绝不会去责骂那个为国家而努力奋斗的人，不管他的这一爱国行为是怎样表现出来的。”
这就是罗马人的所谓“天然法则”，也是美国人的信条，由此就可以看出美国为了维护自己利益，出手一定是很重的。从去年开始，国内企业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国际贸易逐渐萎缩，工程项目不断面临信用风险，加上今年新冠疫情耽误了三个月的正常经营，入夏的暴雨洪水灾害频频，都需要我们一一应对，不能有任何误判和闪失。同样也需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可靠的执行力，以及对趋势和幻象的认知能力。
个人的美德决定了民族的美德。相对于谦卑、顺从、温和、安详的品质，也许决断、刚强、智慧、勇气、敏锐更具魅力，没有智勇深沉的气质，就没有豪迈雄壮的国家，公司也是一样。
公司的兴衰是靠所有员工的情感制造出来的，没有情感的倾注，公司就是一具“僵尸”。这种感情不分过去、现在、甚至将来。永远有杂多的贤愚、善恶、贪嗔和美丑并存，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姿态。然而轮回是不变的：勇气产生和平、和平走向懈怠、懈怠产生混乱、混乱招致灭亡；当然了，混乱也可能产生秩序，秩序产生扩张的勇气，而勇气又会带来光荣和兴旺……
在很多时候，我们应多问实际应当如何，而少谈理想上应当如何。在布满荆棘的恶劣环境中空谈理想，追求至臻完美，无异于加速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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