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臭老九帽子还在

　　我来文中工作一年后，学校分给了我一间新宿舍，这时我才有了一个象样的家。开学后，我把大儿子带来学校，把他送往在附近一所小学里读书。我还没有自己的厨房，我就叫他在学校大饭堂里吃饭。

　　不久，我爱人也带小儿子来了学校。小儿子还没上学，就在学校里玩，他个性调皮，经常跟班里学生们吵架，给我惹了不少麻烦。家里生产队解散了，我爱人没分到几分地，我们那里农业生产条件差，没有水利，种了也没什么结果，就丢荒了，我介绍她在县城的罐头厂做了临时工。罐头厂是季节性的工厂，专做菠萝罐头，菠萝季节过后，她也没有工作了。后来有人介绍我爱人到县炮竹厂工作，那里安全没有保障，我不同意她去。我当民师时有一次到公社开会，恰逢东郊公社炮竹厂发生爆炸，我赶去看现场，整个厂房被炸毁，两个工人当场死亡，被烧成焦炭，场面惨不忍睹，我心有余悸。

　　我爱人来学校后，所有的家务都由她包了下来，我轻松多了。但却给我带来了一个大问题：我每月工资仅56块钱，要解决四个人的生活问题，确实感到头痛。一个月还没过完，我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我只得硬着头皮到出纳那里去预支下个月的工资。出纳问：“这个月还没过完，你的钱都用在哪里了？”我说：“爱人没工作，我的钱由四个人来分，你说，我能怎么办？”她说：“这也是个问题。”

　　日子很难过，但是看到其他老师也比我好不了多少，也就得过且过了。

　　经过了一年的拼搏，我终于在文中站稳了脚跟：我用不着担心被淘汰出局了。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尽管恢复了高考制度，学校的教育恢复了常态，开始重视了智育教育，但教师的地位还没有改变，臭老九的帽子还没有摘下来。这种现象直到1985年国家制定了【教育法】才慢慢改变过来。文中虽然是个名校，许多人都争着把自己的子女送来文中读书，但在这所学校里的教师并不被世人所看重，歧视教师的现象比比皆是。

　　开学后不久，著名歌星苏小明在文城紫贝岭露天剧场举行演唱会。这是大歌星第一次在文昌演出。为了体现政府重视教育，尊重教师的诚意，县政府特意安排50张优待票，招待文中教师。

　　吃过晚饭，我们高高兴兴地赶往剧场，只见剧场内外，黒压压的一片人潮，剧场里面已经坐满了人，在场外的人还拼命的往里面挤。我们找到剧场工作人员，请他们帮忙我们找座位。出乎意料之外，他们竟把我们带往二十多行的座位。演出开始，我们既看不清楚演员的面容，也听不清楚她唱的歌曲，许多老师当即就退了场。我耐着性子看了一会儿，心中愤愤不平，就赶往前面去，想看看前面的位置上究竟坐的是什么人，结果在前面的位置上，坐着的不是老太婆，就是小孩子。我的肺气炸了，原来他们都把我们当猴子耍了！

　　我那时年青气盛，跟几个老师去找剧场工作人员评理。剧场工作人员说：“这么大的剧场，总得有一部分人坐在前面，一部分人坐在后面吧，你们文中老师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坐在前面呢-------”此外还有一些难听的话。

　　在一些人中，所谓重视教育，尊重教师还是挂在嘴巴上的话，在他们的心眼中，臭老九还是臭，帽子还掉不了。

　　八十年代初，我父亲在县汽车修配厂当会计，我也在文中安了家，两地距离不远，但彼此之间来往甚少。每个礼拜天，我父亲总是骑着单车来文中看体校学生打排球，我家就在校道旁边的教学大楼上，他从来就没有上楼看过他的两个孙子。有一天，林老师带我两个儿子到县城去，半路上遇到我父亲，我儿子叫他“爷爷”，他给了我两个儿子一人五毛钱。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可能是看我当了老师吧！

　　文中距离县城只有一两里路，如果没有什么大的事情，晚饭后我经常同一些老师走往县城去，一来是散步，二来是到县城去看热闹。肖明干老师总是对我们说：“到县城去喝杯咖啡吧！”

　　当时县城的规模很小，只有几条街道，一逛就完。紫贝岭下的文南街最热闹，那里是商业街，两旁都是店铺，咖啡店也在那里。走在街上，我看见楼房的墙上还留下不少的弹坑，那是文革大武斗时留下的印记。在县银行大楼顶上，文昌文革大武斗第一个死难者印刷厂工人吕先利就倒在我身旁，一颗枪弹要了他的命，时间还没过多久，当时的情景我记得非常清楚。文南街的北端有一栋巨大的建筑物，那是县城里仅有的一间影剧院，文革时两派为了争夺它，上演了不少闹剧，我曾在楼顶上挨了几颗“石弹”，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文革还刚刚过去十多年，每次下县城，我都感触颇深。

　　八十年代初期，四人帮刚刚被打倒，左的思想还非常严重，很多好的电影还没有解放出来，文艺演出就更少了，在偌大的县城里，只有一间影剧院，人们的文娱生活非常贫乏。

　　有一次，一个著名的省级歌舞团在县城影剧院里演出，我非常喜爱文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票很难买到，只能通过走后门才能买到票。恰好我当班主任的那个班里有一个学生叫郑某某，她的母亲在影剧院里工作，于是，我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我把她找来，叫她母亲帮我买两张戏票。

　　第二天，戏票送来了，晚上，我高高兴兴地带爱人到影剧院看演出。可是，一到影剧院，我按照戏票的号码找到位置，一股怒气从心中升起：位置既偏又远，前面还有一根大柱挡住视线，根本看不到舞台。我想，你看不起老师也不能这个样子。当晚，我是耐着性子听完了这场演出。

　　第二天上课时，我在学生郑某某面前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一个月后，又有一个歌舞团在县城里演出，这一次，我可要考验考验她的母亲了。我又把她找来，吩咐她叫母亲帮我买两张戏票，其他什么话我都没有讲。票送来了，还是那个样子，位置既偏又远，根本看不成什么演出，我发火了。

　　一个礼拜后，我在班里宣布，学生的座位重新调整【调整学生座位是正常现象，一般半个学期一次，目的是为了保护学生的视力，班主任仅有的权力】，我把郑某某的座位调到最后最偏的一个位置。这下子她可惨了：一个班六十多个学生，教室又小，坐在那个位置连黑板都看不清，你还读什么书？

　　没多久，县城里又来了一个演出团，这一次，我不再叫她母亲帮我买票，我要坐观其变。第二天，她高高兴兴地找我：“班主任，我母亲请你看戏，给，两张票。”

　　晚上，我大摇大摆地走进影剧院，高高兴兴地坐在第一排最正中的位置上。

　　过了一个礼拜，我又重新调整学生座位，郑某某同学被调到最佳的位置上，享受班里成绩最好学生的待遇。

　　在后来的日子里，凡是县城里有好的演出，郑某某同学的母亲都会给我送来戏票。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象郑某某同学的母亲那样，看不起老师。我在文中当了三年的班主任，有不少家长对我非常尊重，非常信任，热情地支持我的工作。许多乡下的家长，有时也来学校找班主任，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他们来时也带了土产品，如花生、菠萝之类，“进贡”给班主任。我也收到不少“礼物”。这些家长的目的很清楚，无非是要我们对他的孩子多加关照，“重点培养”。我在来访的家长面前，绝少说孩子的“坏处”，总是说“孩子的表现还不错”，“他很听话”，“有培养前途”等等之类的好话。有些家长很爱面子，你在他面前说孩子的“坏话”，本是好意，他们反而不高兴。学生在学校的缺点错误，由我来教育，我绝不会推给家长，这是我当班主任的工作方法之一。

　　大部分学生都能接受老师对他的批评和帮助，少部分接受不了，因为他们特别爱面子，批评的方式不适当，就会起反作用，我特别注意不要在家长面前揭孩子的“短处”。

　　要想当好班主任，既要树立威信，严明纪律，还要把握批评的尺度，少用处罚，以情动人。教师要用父母心来对待每一个学生，应该象对待亲生儿女一样，给予他们无尽的关爱甚至比亲生儿女还要更加注重方式方法，如果自己儿女不听话，作为家长可以随意打一下，如果是学生，教师就没有这个权力。教育学生要以“情”为中心，去感化他们。而不能一味地处罚甚至体罚他们，那样不但没有效果，有时反而适得其反。

　　几十年后，一位学生告诉了我一件事，使我感到震惊。他姓潘，其父在文昌师范当教导主任，对子女的管教很严。有一天，潘同学的班主任为了一件事，招来了潘的父亲。原来是潘同学在午睡时间偷摘了几个椰子，被校警发现了，带来班主任处理。这事如果发生在我身上【我也当过潘同学的班主任】，我是绝不会告诉给他父亲的，因为我知道潘同学很爱面子。潘教导来到后，这个班主任竟当着学生的面把偷椰子的事情告诉了他。潘教导大发雷霆，当场掴了他孩子几巴掌，由于下手太重，潘同学差点儿摔倒在地上。潘同学后来对我说：“我记恨他一辈子！”本来，教师批评学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对着家长挖学生的“老底”，也不可非议，但是，处理的的方式或方法不适当，双方都会遗憾终生。

　　班主任的工作应该是充满人性的工作，它的宗旨是尊重人，关怀人。有时候，我们常常以爱解释我们的粗鲁和武断。我们也常常不分析我们的教育的对象，而用我们自己的目光来看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这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取的。罗曼、罗兰说：“人的进步是曲折向上的。”我们应该允许学生犯错，这也是班主任必须拥有的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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