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小学时代的玩耍

　　小学时代是我人生的启蒙时代。有些知识我早在小学时代就打好了基础。例如，我爱阅读课外书籍，在小学时我就喜欢看【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说岳全传】，尽管还没懂得书中的奥妙。后来读的书越来越多，知识面也越来越广，我知道的东西比一般同学要多。我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良好习惯，我表叔的书差不多都被我“偷”光了，有些书籍影响了我的一生。

　　从1956年我读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在班上的学习成绩一直领先，都是班上的首名生，小学毕业后考上了文昌中学的试验班，当时班上仅有三人考上文中，我是第一名。在小学的六年中，我的学习并不是太勤奋，课堂纪律也不是太好，有点任性，平时贪玩，老师对我的操行评语都是“中等”，每个老师都说我纪律自由散漫，这是我操行中最差的一项。但所有的老师都喜欢我，主要是我的成绩好，他们都说我聪明，脑瓜子灵，学过的知识都能记住，而且能够灵活运用，有培养前途。跟那个年代的父母一样，我的父母从来没有过问过我的学习。我也从来没有把学习放在心上。当时，我是把较多的精力和激情投在游戏上而不是放在学习上。

　　小学的几位班主任对我都很好，从一年级的先生宝开始，到二年级的潘先琴老师，三年级的黄奇戴老师，四年级的何荣祥老师，五年级的潘先导老师，六年级的陈家骥老师，他们对我都是关爱如加，从来没有批评过我，或者骂过我，我在他们的心目中，是个好孩子，好学生。

　　我记得仅有一次，在四年级的时候，何荣祥老师不知因什么事批评了我一顿，我大发了孩子脾气，大哭大闹了一场，結果他躲在房子里面，再也不出来指责我。

　　在我小学的时候，我对于学习的记忆是模糊的，因为我对学习并不是太认真。但我对于在小学时代所参与过的游戏活动，现在还记忆犹新，清清楚楚。

　　贪玩是孩子们的本性，适量的游戏可以启发孩子们的智慧，多做游戏还可以培养孩子们之间的友情和对社会生活的热爱。在那个年代里，由于各种原因，国家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困难，老百姓把主要的力量都放在发展生产上，对孩子的教育没有倾注太多的精力。况且，那时国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很多家庭至少都有两个孩子以上，有些甚至有三四个孩子，孩子多了，家长考虑的问题主要放在吃饭上，其他的事想管也管不了。离开了父母的管束，孩子们就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了。

　　粮食关过后，我们吃得饱一点了，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于是，各种各样的游戏又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海滩还是我们常来常往的地方。最近，烟墩的炮楼一带，竟成了我们的根据地，我们成群结队地在那里安营结寨，抓迷藏，筑堡垒，有时甚至晚上也不回家，大人也不大管我们。

　　有一次，我们在炮楼附近的蕃薯地里挖薯芽，搞烧烤，挖着挖着，小黑竟挖出了一个子弹壳。亮晶晶的子弹壳很吸引人的眼目，大家都羡慕得不得了。我猜测这一带可能发生过一次战斗【这个炮楼是日本鬼子修建的】，遗留下来的子弹壳肯定不止一个，提议大家都去挖子弹壳。于是大家便在蕃薯地周围挖了起来，寻找资弹壳，结果挖了大半天，屁都没有一个。

　　小黑用子弹壳搞了一把手枪，里面装着鞭炮，一点火就响，感到很过瘾。后来大家都通过不同途径找到子弹壳，每人制作一把手枪，一到下课时间，教室内外“辟辟啪啪”地响个不停，老师一发火，把我们的枪都给没收了。

　　但有些游戏，老师就不管，例如打“海棠谷”是孩子们最常见的一种游戏，它既安全，又不影响学校的秩序。

　　海棠树是我们这一带最常见的乔木，它的木质很好，可以制作各种高质量的家具。现在大种椰子树，海棠树已经少见了。每到五六月份，海棠树上生长着数不清的果实，开始是绿色的，后来变黄了，于是我们便挑选一些较大的已经成熟的果实摘了下来，把皮剥掉，就成了“海棠谷”，我们把一些大的和比较坚实的留下来，浸在水里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拿来使用了。每个孩子都有十多个甚至二十多个“尖端武器”，比赛的时候就看谁的“武器”过硬，两个“海棠谷”叠在一起用力砸，谁的被砸烂了谁就认输。有时候十多个二十多个都被砸烂了，那你就得重新准备，又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跟人家比赛了。

　　最常见的打“海棠谷”比赛，就是把一个“海棠谷”放在地上，一手两个手指捏住，另一手一个手指向“海棠谷”弹去，看谁弹得又准又有力。比赛时孩子们分成两方或者三方，在地上挖两个或三个小洞，甲乙丙各守一个洞，不给对方进来，对方一来就打，如果对方进了你的洞，他就得了一分，谁的总分最多谁就赢。这就看谁打得准，打的狠。我读书可以，但打“海棠谷”的水平就很臭，很靠近的地方也打不中，同伴们一般都不让我加入他们一方，因为我滥于充数。在很多批次的“海棠谷”比赛中，我往往被冷场，谁都不想要我加入，因为我一加入那方，那方就会输。我只得站在远远的地方成了旁观者。

　　但这样对我也大有好处，因为很多孩子参加打“海棠谷”游戏都患了钩虫病，而我却不会染上。地上很脏，泥沙里有很多钩虫卵，孩子们伏在地上玩，经常接触这种虫卵，很容易传染到这种病。

　　还有一种游戏在孩子们中很普遍，也很受欢迎，这种游戏叫“打驾”。游戏者得准备好两支棍子，姆指大小，一长一短，棍子必须光滑，拿起来上手。游戏时分两方，一方在地上划一条小沟，短棍子横在沟上，然后把长棍子插在短棍子下面，用力把短棍子掀起来，掀得越远越好，另一方则在远处等着，如能用手接过掀起来的短棍子，就当主人，轮流做桩，否则继续在远处守着。主人则准备第二轮动作，把短棍子插在沟里，用长棍子敲打短棍子，短棍子被弹起来再打，也是越远越好，如对方能用手接到短棍子，就当主人，再来轮流做桩。这种游戏需要眼准手快，但相当危险，很容易打中人，我亲眼看到一位同学被掀起来的短棍子击中脸部，差点儿打瞎了眼睛。我很少参加这种游戏，也很少靠近搞这种游戏的地方，怕棍子打到人。

　　我最喜欢的游戏就是“打狗”，每到春节的前后，我们小鬼玩最多的游戏就是“打狗”。所谓“打狗”，就是把一个破烂椰子【干的】当做狗，我们就拿着椰子叶把当做棍子，在地上乱打一通，人越多越好，人们一边喊着一边打，非常刺激。“狗”被打死了，我们就在地上挖一个洞，当做锅，把烂椰子放在洞里翻来翻去，我们叫炒“狗”肉，一部分人把烂椰子捂住，一部分人拼命把它搞出来，如果烂椰子被撅出来了，我们就叫“狗”肉炒熟了，游戏再重新开始。

　　在学校里，老师们也经常带我们做游戏。有一种游戏叫“捉迷藏”，老师叫全体同学围着一个圈坐在地上，其中一位同学做“头”，先用手巾把他的眼睛蒙住，然后叫他就去捉那些同学，那个被捉到了，如果能叫准你的名字，你就得当“”。我最怕当“头”，因为当“头”很容易捉到女同学。我当时非常害怕接触女同学。

　　我们参加最多的游戏是拔河。这种游戏既刺激又安全，靠的是整体力气。当时学校里准备了一条大绳子，一到课外活动的时间，拔河游戏就开始了，在“一二！加油！”的呼喊声中，双方的大力士就拼死的用力，谁都想把绳子拉到自己这边来，有时候眼看绳子的红线就要往乙方那边去了，突然响起一阵震天动地的喊声，绳子一下子又给甲方拉了过去，乙方乱了阵脚，兵败如山倒，一下子就输。我体小力弱，班主任一般不让我参加拔河队，有时候缺人，就把我塞在中间，仅仅是滥以充数而已。

　　拔河是一种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大人们也经常参加。大年初一，我们大队一定有这种比赛。我们村里当渔民的人多，个个体壮有力，每次我们邦塘村都捞到冠军，因此我们感到非常的自豪，每次都当啦啦队，把声音都喊哑了才过瘾。

　　十四、应公学校的记忆

　　我在上四年级的时候，教室搬到了应公学校，从此便稳定了下来，我在这里读完了小学。当时应公学校还有五年级和六年级，一共三个班，一百多名学生。西沟凉正在热火朝天地搞建设，许多房子都建起来了，但学校还是没搞定。应公学校还是建华山的政治文化中心，群众大会、放电影和文娱演出还是在这里进行。

　　应公这个地方很适合办学校，它地方开阔，四周林荫蔽日，交通也比较便利，一条大道从学校旁边通过，可以通到邻近的大队。应公原来是一个大祠堂，里面很宽敞，有三间大教室，还有几间房子，除了安排老师的宿舍外，还有两间大房子可以提供学生住宿。

　　教室外面有一个正规的篮球场，学生除了打篮球外，还可以做早操和搞游戏。解放军建的土台子还在，后来人们在周围用石头重新建了起来，并抹了石灰，比原来的土台子更飘亮，更有气派了。学校还在台子旁边搭起了一间教工食堂，有十多位老师在这里用餐，附近的邦塘、南港、北港等分校的老师放学后都赶来这里吃饭，应公学校成了总校，这里就更加热闹了。

　　据说解放前这里也办过学校，还建有一栋两层楼，华侨出资建的，后来给日本飞机炸毁了，现在遗还留下一些残垣断壁，旁边还有一个大水塘，老人们说是日本炸弹炸成的。我猜这只是个传说，日本炸弹没有那么大的威力，不可能炸出那么大那么深的一个洞。应公水塘里的水很深，夏天我们经常在里面游泳，也往洞里掏鱼。

　　应公学校住有校长和教导主任。教导叫吴武淑，很年轻，才二十多岁，师范学校毕业出来的。他长有高大的身材，相貌也很威武，学生们很怕他。他的声音跟他的身材一样粗纩，非常响亮。他上我们算术课，有时也上体育课。每天早上学生起床，都是他起来叫的。“起床了，你们快起床！太阳都晒到屁股上了。”他的声音传得很远，我直到今天还记住他的声音。

　　校长姓朱，叫什么名字我现在记不住了，他的年纪稍微大一点，个子很高，背有点驼。他口吃得非常厉害，有时说话连我们都听不清楚，但他很会骂人，动不动就教训我们，学生们很讨厌他。有一次他在学校旁边的水沟里放置鱼笼，天还没亮我们就去收了他的鱼，他的鱼笼上还留下鱼的鳞片。他去收鱼的时候一条鱼都抓不到，回来后就把我们集中起来大骂了一顿：“你---你们----谁---谁抓了我---我的鱼，现在你----你们要坦----坦白交代，不然我---我一个---个收拾你---们。”搞得我们大伙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从四年级开始，我对学习就开始专心了。这时，“爹海”又留级，我再也不是他的“兵”了，他也管不到我了。在应公学校里，老师们非常关心我的学习，他们都把我当做“学习尖子”来看待，对我关照有加，努力提高我的学习成绩。在小学里，只有语文和算术是主要科目，而我这两个科目的成绩都很好，每个学期都被评为“好孩子”【那时还没有三好学生】，学期结束后老师都奖励给我一些练习本和笔记本，我感到非常自豪。

　　那时已经有了少先队【全名：中国少年先锋队】，从三年级开始，学生可以申请参加少先队组织。何荣祥老师是学校少先队的总辅导员。我虽然学习成绩很好，但纪律较散漫，有点放任自流，也不热心集体活动，在同学中没有什么威信，最主要的是，我对加入少先队组织的情绪不高。我想：我学习成绩好就行了，还加入少先队干什么？少先队管那么严，还要参加这个活动那个活动，我受不了。那时候，少先队的活动很多，什么打扫卫生啦，为生产队积肥啦，为军烈属挑水拣柴啦，我对这些活动都不感兴趣。三、四、五年级的班主任叫我加入少先队组织，我都不动于衷。

　　到了六年级，班上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加入了少先队，除了几个调皮捣蛋的同学之外，就只有我一个人徘徊于队组织之外。班主任陈家冀老师急了，他对我语重心长地说：

　　“你学习成绩很好，但直到现在你还不是一个队员，这是你致命的弱点。一个好学生，除了学习好之外，思想上还得要求进步。我希望你赶快解决这个问题，这对你以后考中学有很大的好处。”

　　在小学临毕业前，我终于向中队递交了我的入队的申请书。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小鸟在树上唱歌，好象它们也为我高兴。中队为我举行了入队仪式。全班同学都穿得整整齐齐，戴着红领巾参加我的发展会。出旗，敬礼，敲鼓，唱队歌。接着中队长宣布接受我的申请，批准我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

　　我激动地走在队列的前面，在咚咚的队鼓声中，中队长为我系上红领巾，并向我敬了一个队礼，我也向他敬了一个队礼。之后，我站在鲜红的队旗下宣誓。中队长念一句，我也跟着念一句。多年之后，誓词早已忘记，好象最后一句话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

　　在六年级，我终于加入了少先队，这时，我已经有13岁了。

　　从四年级开始，我就成了住校生。学校请来工匠，在应公学校的一截围墙上又盖起了两间学生宿舍，并在里面搭起了一排通铺，每间宿舍住十多个男生【当时不准女生来校住宿】。宿舍低矮，密不透风，在冬天住还可以，一到夏天，里面就象蒸笼一样，酷热难耐。于是们不约而同地搬到学校外面，搭楼而睡。学校门前有一排龙眼树，长得很旺盛，密密麻麻的枝叶把学校的大门都盖住了，我们就在树上搭起了木板楼，每栋楼睡两三个人，既舒服又凉快。

　　起初学校并不在意，以为学生在搞着玩。有一天我睡到半夜，尿急了想起床撒尿，当时我睡意未消，还以为这里是平地，迷迷糊糊的向前跨出一脚，差点儿摔倒在地上，吓得我大叫了起来，把同学们都惊醒了。

　　第二天吴武淑教导知道了这件事，把我们集中起来大骂了一顿：“谁叫你们在树上睡觉？而且搭那么高的楼，摔下来怎么办？谁来负这个责任？”吴教导是刀子嘴豆腐心，他骂了一顿后就慢慢的劝导我们：“我知道你们在宿舍里面很热，我们也一样，忍一忍就过去了，在树上很不安全，刮风下雨怎么办？你们还不是要搬下来？你们快搬到宿舍里去，不要在树上睡了！”吴教导的一番话打破了我们的住楼梦。

　　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我就读了六年级。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陈家骥老师，他是一个爱生如子的好教师，他对我的恩爱我终生难忘。他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我们这里当老师时还不到二十岁。他在建华山小学任教的时间最长，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有很多成了国家有用的人才。1960年，他当班主任的那个六年级班竟有17个学生考上了文昌中学试验班，轰动了整个文昌县。

　　陈老师对我们的学习要求非常严格，上课时他的眼睛总是注视着每一个同学，谁要走神是逃不过他的眼睛的。他经常鼓励我们：“你们都是农村的孩子，你们的父母都是农民，只有读书才有出路，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大厦，需要大批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你们一定要认真学习。”讲这番话在当时大抓阶级斗争的年代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

　　有一天晚修过后，当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进宿舍准备入睡时，陈老师一句甜美的声音把我拉出了宿舍：“奇电同学，你出来一下，我有事找你！”我走出来时，只见他站在宿舍旁边的一个角落里，手里拿着用纸包裹的一块东西，他的声音小的只有我才能听到：“我们老师做东道，每人分得三块炸包，我知道你饿了，给你一块。”我当时感动得眼泪差点儿要流了出来，赶忙推辞：“老师，我不饿。”他一手把那炸包塞给我，一手拍着我的肩膀：“你快点吃吧，吃完了赶快睡觉，明天还要上课呢！”

　　陈家骥老师和我的师生情谊一直保持了几十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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