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8月3日，又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拔点结束后，建华山大队革委会举办受蒙蔽群众学习班，要求所有井系旗派红农会群众都要参加，我只得硬着头皮来大队部参加学习。

　　上午，我带着紧张的心情来到大队部参加学习班。这是第三天的学习班了，今天的学习班又增加了一个新内容：每个人都要捡讨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并捡举和揭发井系旗派头头的“罪行”。

　　该说些什么呢？我在心里掂量着：说重了不行，他们会把我送到县城的学习班里去，有可能会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井系旗派许多骨干分子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遭到关押】，那可就惨了。说轻了呢，也不行，他们【联总派】又会说态度不好，故意隐埋自己的错误，要打态度【指惩罚】。我回顾了自己一年多来参加派性斗争的经历，确实做了不少“坏事”，也说了许多“错话”，井系旗派的许多活动，哪一次没有我的份？我真的是一个“可恶分子”。要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事情都抖出来，那可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经过认真的思考，我明确了自己的捡查思路：原则性的问题不说，只说一般的。如打砸抢啦，冲击专政机关啦，偷窃国家机密啦，这些我绝对不能说。至于一般的武斗之类，井系旗派许多群众都参与，我就尽量说，越多越好。我要尽量争取在这一次检查中获得联总派群众的好感，以求他们对我的“宽大处理”。

　　今天的学习班也跟前两天有所不同，有一大群联总派群众赶来参加。我知道，这是上面的意图，他们表面上是来帮助站错队的群众认识错误，实际上是给井系旗派群众下马威，增加他们的心理压力。联总派又一次找到了报复井系旗派的机会。

　　由于参加大会的人太多【联总派群众也来参加】，大队革委会指示各生产队自己组织会场。我们这个会场由生产队长三叔主持，治保主任负责记录。

　　为了争取主动，我第一个发言：“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贫下中农同志们，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许多坏事，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习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经过深刻的反省，在思想上有了新的认识，我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在这里，我要向大家做认真的检讨，痛改前非，重新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接着，我向他们讲述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如五一二行动啦，六二二大围攻啦，八一四抢枪啦，等等，我特别着重介绍自己跟随潘先杨参加武斗的经过。由于潘先杨已经毙命，死无对证，我尽量往他身上泼脏水，以显示自己“重新做人”的决心。

　　我讲得非常生动，有条有理。因为这些事我都经历过，才刚刚成为往事，我历历在目。

　　人们象听故事一样地听我的发言，整个会场悄然无声。

　　正当我在社员群众面前滔滔不绝地讲述我在文革中的故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也加入到听众的队伍中来，他一身公安人员的装扮：草绿色军上衣，蓝色的裤子，头载解放军帽子，红色领章，红色国微显得格外醒目。他正虎着脸，目不转睛地瞪着我。

　　我侧目一看，大吃一惊：原来他不是别人，而是大名鼎鼎的公安局口牙派出所所长陈家云。以前在县城里多次遭遇，我们相互认识，并多次发生过磨擦。他是联总派的一名干将。

　　看到他也在场，我心里冷了半截，赶快结束了发言。

　　他还是虎着脸，一付盛气凌人的样子：“说呀！怎么不说了呢？”

　　我心里虚得很：“陈所长，我的检讨完了。”

　　陈家云挥手叫我站起来：“我认识你，你是井岗山一纵的！你也做了不少坏事！”

　　所谓“一纵”，是指文中井岗山中最早起来造反的那一批同学。陈家云说“你是一纵的”，意指我的错误相当严重。

　　在他的面前，我只好装作“孙子”：“陈所长，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一定认真接受革命群众的教育，深刻反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希望陈所长帮助我改正错误！”

　　陈家云对我的回答毫无回应，他满脸冷峻，他瞪了我一会儿，若有所思，接着叫我跟着他走：“你跟着我，我有事找你！”

　　我象挨了一悶棒似的，脑子里乱糟糟的：我完了！我完蛋了！谁叫我讲那么多？

　　我默默地跟他走，我不敢问他找我什么事。

　　他把我带到大队革委会办公室，叫我站在门口，独自一个人进去了。一会儿，他出来了，沉着脸：“你进去吧！”

　　我心里“呯呯”乱跳，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的走进去的。我心里想：是祸是福，就看这一刻了。

　　大队革委会主任黄某某【大队总支书记、联总派头头】坐在办公台旁边【注意：不是正中，这个位置使我的心情轻松了许多】，他微笑地看着我：“刚才陈所长向我介绍了你的情况，说你的检查比较彻底，他感到满意。他有个想法，让我来跟你说。今天县革委会在我们大队召开万人祝捷大会，需要有一个受蒙蔽的群众在台上讲话，我们决定让你在大会上再做一次检讨，以教育广大受蒙蔽群众，你看怎么样？”

　　天哪！是这么一回事！我的头“嗡”的一下炸开了，我浑身发抖，几乎要跪了下来：“黄书记，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我知道我犯了极其严重的错悟，但我从来没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过话，就是上了台，我也讲不了，我怕讲错了！”我极力装作可怜兮兮的样子。

　　黄书记站了起来，用手托着下巴，想了一下，做出了新的决定：“这一次你无论如何要在群众大会上作检讨，这是考验你忠不忠于毛主席，忠不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最好机会。我通融了一下，刚好有个民兵大会正在开，有几百人，你就在这个大会上作检讨吧！”

　　这一次我不好再推辞了，再拒绝就等于把自己推向绝路。于是我答应了：“我同意，但我不知道自己讲得好不好。”

　　黄书记把我带出门外，他自己赶往会场去了。

　　一会儿，来了两个民兵，他们把我象押送犯人一样地带往大队幼儿园大院。

　　大会正在开始，一个民兵的头头正在台上讲话。幼儿园大院里坐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人数有好几百。民兵们个个肩上都压着枪，虎视眈眈地瞪着我。一看着阵势，我有点胆怯了。

　　一到会场，民兵头头就叫我在讲台前面站着，有点象审讯犯人的架势。我浑身发抖，不敢正眼看下面的人，心窝里“扑扑扑”地直跳个不停。怎么啦？我在心里暗骂自己：以前那样惨烈的武斗场面自己都毫无退宿，今天怎么象个缩头乌龟一样！他们会吃了自己？镇定！再镇定！千万不要讲错话！要尽量表现好自己，争取再领一张“放行证”。

　　民兵头儿很快地结束了讲话，接着由我向民兵们做检讨。这时我的心慢慢地安静了下来，不象刚才那么慌张了，头脑也清醒过来了。我向台下的民兵们重复了我早上的“检讨”，并有所发挥。在检讨过程中，我把更多的污水泼向潘先杨、王诚树他们，以赢得民兵们的欢心。我重点介绍我跟随潘先杨队伍参加武斗的经过，象讲故事一样，时间、地点、人物、经过都讲得清清楚楚，具体生动，民兵们都听得津津有味，有些人还咧着嘴巴笑了起来，再也不象我刚来时那样凶神恶煞了。我一口气讲了很长时间，最后被民兵头儿打断了：“不要讲了！散会！”

　　民兵们都走了，我被孤零零地搁在那里，再也没有人管我了，我自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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