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习惯性的将事物一分为二，好与坏,事与非,贤与愚,忠与奸,光明与黑暗,昏昧与睿智,进步与倒退,封闭与开放,束缚与自由,而在一些戏剧与小说中亦是如此表述的。你看,那些人物忠奸分明,良莠判然。心系家国者,正气凛然,刚直不阿。淫泆邪妄者,道德败坏,无义无耻。可问题就来了。许多促进历史发展,改善民生,有益大众的为后世所熟知的名士却被相关史料定性为佞谲的小人。其中最著名的莫如北宋时主持过变法的王安石了。这位倍受争议的悲剧人物为百姓们所怨愤,为反对者所攻击,为官僚们所不容,就连他的爱国情怀亦被刀笔史们称为大奸似忠。在他们眼中,此辈生来就包藏祸心,那是一门心思要败坏大宋的锦绣江山。严格地说,完全否定其人的功业,一味加以挞责甚至妄顾事实地诋毁诽谤已然违背了一个有道德的士人良知,但可惜的是,持有此观点,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的人并不在少数。这个中原由啊,恐怕也只有他自己知晓吧。

　　人类自从进化伊始就一直在探索外物,体究己身。我们从何而来，又归于何处？这善恶良劣到底由什么所决定。对于人性，一直存在二种不同的认知。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持有前种观点者认为，既然我们生来淳诚那么就更要体恤友朋,治身修业,把持自性,哀愍万类。认定后者的人则觉得生来恶劣者就当深悔其过,洗除心垢,端守言行,和合仁德以报偿天地。按照圣人的本意,不管是善是恶,只要认清自己,严于自律,便会调伏忧恼,清净安乐。但若是心存偏见,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看待某一人便会不由自主地失去客观公正,或给其戴上天生慈忍,哲仁端钦的高帽子,或为其扣上辜纵放恣,长成荡逸的屎盆子。就说王荆公吧,赞誉他的人将之捧上了天,诋毁者将其骂的狗血喷头。俗话说世事无常,成败难料,谁敢保证某件事一定就能做好？一场事关国家存亡的变革一定就能成功?想必如此浅显的道理任谁都会明白。可那人或那个集团妨碍了自身或己方阵营的利益,那就另论了。哪怕是一丁点的差池都会被无限地放大,并加以恶毒地攻击。政治斗争历来都是残酷的,私欲权势会令人性与良知荡然无存。你看熙宁变法之初，王安石和司马光他们还只是施政之辩,律例之争,尽管其意见相左,但还是彼此敬重,相互欣赏的。因为他们都深爱着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同胞。他们是君子,他们坦荡无私,即便对方再怎么执拗迂腐,再怎么不可理喻,亦是尽最大可能地克制者。高尚的操守,博大的情怀,敦厚的人品,使得他们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可到了后来,一些野心家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将正常的争辩探讨逐渐演变成了对抗纷争。他们为了邀充上宪；他们为了政绩声望；他们因为憎嫉贪厌;他们因为违戾恚怒使出卑劣手段有意激化矛盾,引发冲突。他们拉帮结派,沆切一气,结成了利益同盟,企图在混乱中博取前程。至此,污蔑中伤替代了直言进谏;倾构打压替代了据理力争。于是乎,二者之间动则以风节自持,言必以忠正诩瑜,遂之党邪起焉,清浊分焉。他们称念圣人之言而行侵胁威势;他们反复无义,钻营投效,与党社中分党,在朝班内交媾;他们纳拜与戚阉,游走与士绅,谋计与封藩,其所作所为蛀蠹仓硕过犹不及。

　　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历史就会发现，但逢变法便会起党争,人主若不能制,则宵小弄权,畔发萧墙,近而祸延家国,离那破灭倾覆亦不远了。二汉,唐,宋,明,清莫不如此。圣人讲忠义斥谄秽,以期天下大治,却不曾想这忠奸之论反倒成了杀人的利器。尽观五千年历史长河,这些‘正身无玷,死心社稷之辈’竟相标榜着刚肃忠纯,却假借恩宠禁锢正士,死徒良臣。他们杜塞众口,盲聋四海,再加之府县钩连,无辜者不知几何。一旦名流殄尽,万众寒蝉,这千秋基业亦算是亡了。

　　回顾往昔,多少繁华如过眼云烟。你在凭吊哀思的同时亦会发现真正能够葬送家国的并非是外敌的入侵,频繁的灾难,国策的失误,物资的匮乏,民众的抗争,实乃是险恶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