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向大海里要钱财

　　我在应公分校里只干了两年的时间，庇股还没坐热,分校的负责人“三爹选”就把我赶走了。“三爹选”跟我同村，人叫三叔，他的份辈很高，我可以叫他叔公。他当民办教师比我早一年，文革前初中毕业。我对他非常尊重，因为他曾救过我的命。在县革委会执行七、三布告时，他曾把消息泄露给我，我把我的同学及时带离村子，免除了一场灾难。但不知道为什么事他跟我发生了矛盾，经常在学生面前挖苦我，同我发生争论。我忍无可忍，又不敢在他面前发作，只好向学校领导提出了调离的要求。

　　由于我坚决要求调离应公分校,学校领导只得把我调到南港分校。这个分校设有四个班，两个一年级班，一个二年级班，我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这个分校有四位老师，一个人管一个班。

　　我来到南港分校，继续带领学生搞校办农场，但这里条件更差，周围都是椰子树，没有一块空地，我没有办法，只能带着学生在树荫底下办农场。农作物离开了阳光就无法生长，我们种的甘蔗不象甘蔗，蕃薯不象蕃薯，根本搞不出名堂来。我记得我在一块地里种了一片苦瓜，結果闹出出一场笑话来。那块地虽小，但阳光充足，土地也肥沃，我精心管理，苦瓜长势良好。当苦瓜結果的时候，我选了几个大的瓜留作种子，准备下一轮种，我怕人家把它们摘走，就用纸把它包起来，在纸袋上写了“留长”两个字，肯定是我写错了：我把“种”字写成“长”字。

　　有一天，“三爹选”来到我的瓜园里参观，指出我把“种”字写错了，又在老师面前取笑我，说我不懂写字，我很爱面子，拒不认错，在他面前强词夺理：“我这长是长大的意思，我的瓜还没长，请你们不要摘！”結果我俩又吵起来，搞得大家都下不了台。

　　我调到南港分校时,已经是1973年下半年了。这时,一场运动又降临到我们头上,这场运动叫批林批孔运动。上面发来文件，叫我们掀起批林批孔的新高潮。

　　林彪叛党叛国,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毛主席,罪大恶极,应该彻底批判,肃清其流毒。但孔子是古代人,又是个文人,跟林彪从来没有什么瓜葛,他姓孔，林彪姓林，没有什么渊源关系，两人相隔几十代，怎么也把他拉上了审判台?

　　我对孔子没有什么概念,只记得读初一历史时,知道他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仅此而已。文革中，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之一谭厚兰，带领造反派两百多人到山东曲阜捣毁孔庙，挖了孔子的坟墓，名声大噪，我对孔子才有所了解。我读书有个坏习惯,只喜欢看那些有关于政治家和军事家的书,而对于思想家和文人学士的书,很少顾及到。孔子有一部著名的著作叫[论语],我就从来没看过。至于什么儒家呀,道家呀,法家呀,我更是莫名其妙。

　　据说,九一三事件后,中央派人在清理林彪有关材料时,发现藏有一些写有孔孟言论的卡片,又在床头挂有"克己复礼"的条幅,于是认定林彪跟孔子一样,都是”复辟狂”。

　　文件说，1973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第一次提出在批林的同时要批孔的意见。此后，他反复强调，要抓路线方向，防止出修正主义。在中共十大召开前，批孔成了毛主席经常谈论的话题，明确否定了党内批林纠左的路线。

　　1973年7月4日，毛主席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中指出，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

　　7月前后，毛主席作诗两首，批评郭沫若尊孔骂秦始皇。

　　9月23日，毛主席接见埃及副总统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皇帝。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子。

　　因此，批林批孔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经毛主席批准，发起的批林彪、孔子为主旨的一场政治运动。

　　毛主席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为防止所谓“复辟倒退”，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江青一伙接过这个口号，经过密谋策划，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总理。

　　1974年1月16日，毛主席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此后，这本资料散发全国，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批林批孔运动来势汹猛，又有江青一伙人推波助浪，规模颇大，我和全校师生又被卷入这一洪流中去。

　　1974年春节过后，全体教师集中在公社开会，听取传达中央文件精神，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每位教师都领到一本资料【林彪与孔孟之道】。此后，公社数次召开教师大会，对批林批孔运动做了具体部署。

　　后来我们又到公社开了几次会,都是讲批林批孔的事。有一次,公社的韩培光书记给我们作了重要指示,他讲得慷慨激昂,肆意发挥,我们也听得热血沸腾:

　　“当前,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认真落实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各条战线革命和生产的形势越来越好。形势大好,还要不要把批林批孔运动当作首等大事来抓呢?要。继续搞好批林批孔,是毛主席党中央历次指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才能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新的胜利。大好形势是在斗争中得来的,是批林批孔的结果。在这场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我们批判了林彪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孔孟之道,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上层建筑领域阵地,有力地推动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建华山大队党支部和学校领导班子多次举行会议,讨论和研究本单位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问题,制定了具体的方案和措施,大队和学校还联合组成立了批林批孔运动领导小组。大队还要求学校指定教师分别下到各生产队中去,具体指导群众的批林批孔运动。

　　大队党支部挑选教师和生产队干部组织五大员[即理论辅导员、广播通讯员、图书管理员、革命故事员、文艺宣传员],让五大员登台讲课,办墙报,编演文艺节目。大队还规定了学习时间,每周有半天加两个晚上集中学习,地头休息时说段批林批孔快板。大队利用广播说新书,讲故事,群众随时随地受到教育。社员们说:咱们大队批林批孔可真带劲,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有位贫农老大娘外出探亲,刚住上两天就呆不住了,急着要回家,她说:"咱生产队天天说新书,我一天不听就觉得不舒服.”

　　大队还组织教师搞了儒法斗争史墙报,对宣传孔孟之道的坏书[论语]、[三字经]、[弟子规]进行了批判.

　　在学校里,教师组织学生狠批[三字经],学生们在作文里写道:[三字经]是贩卖孔孟之道的骗人经,是维护反动统治的卫道经,是地主阶级用来开倒车的复辟经。大力吹捧[三字经]的刘少奇、林彪是孔孟的忠实信徒。

　　学校号召教师积极投入批林批孔运动,我联系实际,写了不少批判孔孟之道的大字报,还编写了一首[新三字经]的歌谣,刊登在大队的墙报上,得到大队党支部和学校领导的表扬。歌谣里写道:

　　孔老二,编邪说,要克己,为复礼,搞复辟,开倒车。说三纲,道五常,贩中庸,搞调和。天命论,讲唯心,散谬论,为剥削。要革命,必反孔!

　　新世界,谁创造,是奴隶,有记载,多歪曲,三字经,是其一。工农兵,齐奋起,把历史,定评论。无产者,新阶级,干革命,最彻底。红十月,炮声激，传真理,红太阳,韶山起。

　　批林批孔运动是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步骤。1974年1月24至25日,江青一伙在北京连续召开驻京部队单位和中直机关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在大会发表煽动性的演说,对周总理等中央领导进行不指名的攻击。江青还以个人名义,给各部队领导机关写信,派亲信到某部队防化连送材料,煽风点火,妄图搞乱部队。

　　1974年,中国的新闻媒体都掌握四人帮手里,在报刊上大量刊载他们写作组的文章,他们不批林,假批孔,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总理,并吹捧女皇,为四人帮一伙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反周组阁制造舆论。

　　四人帮后来把批林批孔运动变成批林批孔批周公,不但在历史研究领域和社会伦理道德方面造成混乱,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而且在四人帮一伙煽动所谓"反潮流"的冲击下,使周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出现的各方面工作好转的局面又遭挫折,整个社会秩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又一次遭到破坏,全国重新出现大动乱局面。

　　在整个批林批孔运动中,荒谬至极,丑态百出,社会上流传了不少政治笑话,这里我仅举三例：

　　其一,某单位开批林批孔大会,一领导领呼口号:”打倒林彪!”众呼:”打倒林彪!”领导呼:”打倒孔老二!”众呼:”打倒孔老二!”领导呼:狠批克己复礼!”众呼:”狠批克己复礼!”口号完毕,领导准备讲话，传达室老张跑到后台对领导大呼:”王主任有电话!”于是全场革命群众大呼:”王主任有电话!”

　　其二,一老贫农参加了批林批孔大会后,怒火填膺:"林贼,你是啥东西?你还敢笑话孔老二呢!人家可是个大圣人哩,你凭笑话人家?”原来,他把中央文件中的”林彪效法孔老二”听成是”林彪笑话孔老二”了。

　　其三、县路线工作队下到某大队指导群众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在一次批判大会上，工作队老周狠批了林彪的罪行，说林彪如何如何跟两千多年前的的孔老二同穿一条裤子的。一位老贫农起来反驳：“老周同志，你说其他的我们都同意，但这一点我有意见了，林彪是副主席，权力那么大，每天吃的是山珍海味，享受荣华富贵，不可能没有裤子穿，更不会跟两千多年前的的那个姓孔的合穿一条裤子，你说是不是？”社员们哄堂大笑起来，老周差点下不了台。

　　1974年底,中央又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林批孔运动转向低潮,渐无声息。

　　1974年,我们一边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一边搞勤工俭学。社会上提出“批林批孔促大干”，我们学校也提出“批林批孔促开门办学”的口号。

　　在南港分校，我班的校办农场搞得非常糟糕，其他的班级也好不了多少，主要原因是我们这里的生产环境确实太差。不久，学校又传达了上级关于开展勤工俭学活动的指示，于是，我们就把注意力放在勤工俭学方面。当时，我们学校没有一整套的学期和学年的工作计划，只是上面叫做什么，下面就做什么。在那个年代，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政策时时变，我们也只能随风走，根本没有想到我们自己该做些什么。

　　为了搞好勤工俭学，学校召开教师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会上，教师们议论纷纷，各抒自见，但讨论来讨论去，还是没有找出一个好的办法来。最后，郑教导一锤定音：“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我们面对大海，不靠海吃什么？我最近去了一趟口牙，收购站大量收购狗毛菜【指海菜】，现在正是狗毛菜收获季节，而且价钱也不薄，我建议学校组织学生下海拣狗毛菜，这是搞好勤工俭学活动的最佳办法。”大家一致同意郑教导的建议，学校领导也认为这一活动可行有效，并提出：各班要组织好队伍，特别要注意安全，防止发生溺水事故。

　　狗毛菜是一种海底植物，依附在珊瑚礁上生长，它可以提炼一种医学药品，对治疗心血脑病有一定的效果，每年五六月份是它的收获季节，现在正是拣狗毛菜的最佳时间。

　　建华山，是我美丽的家园，这里，碧海蓝天，椰风海韵，在这里，有金子般的沙滩，有多彩的珊瑚礁。这里，海底资源丰富，有著名的七洲----清澜门渔场。可是，在那个年代，这里的经济发展落后，人民生活困难。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教育阵线更是一片惆蔽，学校千孔百疮。

　　我决心在这次勤工俭学活动中做出成绩来，好让学校领导不敢小窥我，为此，我进行了精心的准备：我的学生大多数都在海岸边的生产队里成长，男的是闹海的好手，女学生很多都跟着父母在海里拣过狗毛菜，她们知道哪里菜多。我把他们分为几个组，男女混杂在一起，这样，他们就可以互相帮助，出现意外事故能够互相帮忙。每个小组都指定了责任心很强的同学当组长。我告诉他们，安全第一，拣菜是次要的。在大海里组织活动很危险，那里浪高滩险，水流湍急，我不能掉以轻心，马虎不得。

　　星期五是大海大退潮的日子，我带着班里的学生来到了海边，等待着下海的时刻。下午三点钟左右，海水慢慢的退下去，但珊瑚礁还没有露出来，几位心急的学生要下海，被我严厉的制止了。一会儿，海水完全退下去了，大海里冒出了一大片一大片的珊瑚礁，很壮观。这时，我才下令学生下海。大海里到处都是人，热闹得很，好象一个大市场，都是拣狗毛菜的师生。

　　我的学生知道哪里菜多，于是我们班占领了最佳的位置。我们在海里划分势力范围，每个组都有一定的地域，有狗毛菜的地方都被我们占了，这样，我们的劳动效率很高，男男女女都非常的投入，没有偷懒的，不到三个钟头，我们班带来的篮子都装得满满的。在整个劳动中，我始终站在海水最深的地方，绝对不让学生到海水深的地方拣菜。

　　黄昏，太阳挂在大海边上，迟迟不肯下坠，万道金光铺满海面，闪闪发光，显得非常壮观。白色的浪花轻轻地拍打着礁石，发出阵阵呻吟。海风微微吹来，身上感到阵阵凉意。不久，太阳掉进海底，大地一片苍茫，我才把学生全部赶上海岸，我叫班长清点人数，当学生全部到齐时，我们才高高兴兴把菜挑到收购站。校长亲自过称，我班得了第一名：二百五十多斤，比高年级的班还要多。

　　在五、六月份，每到大海大退潮【我们这里称海流】的时候，学校都组织全体师生到大海里去拣狗毛菜。由于我的精心组织，全班同学的积极参与，每次都有好的收获，校长多次在会上表扬了我，于是我沾沾自喜，忘乎所以。起初我把学生带到大海里，还是非常的提心吊胆，怕出意外事故，后来脑子里总想“争第一名”，忽视了“安全第一”，有一次差点出了大事。当时我正全神贯注地带领学生去拣菜，几个比较调皮的学生离开了我的视线，独自到水比较深的地方去拣菜。大海退潮以后，珊瑚礁虽然露出了水面，但是珊瑚礁高低不平，有些地方还沉在水里面，甚至没过人头，而且水流很急，稍不注意就会被漂进大海。这时学生们都惊叫起来：“老师，xx掉在水里了！”我一看大事不妙：他正在水里挣扎，慢慢的离开了珊瑚礁，我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扎在水里面，幸好我水里工夫很好，把他捞了上来。我当时怕得要死，气得要命，把他们几个全部赶上岸来，再也不敢让他们下水了。

　　后来我买了一条红带子，每到拣狗毛菜的时候，我首先下海，先把地形了解得清清楚楚，再用红带子把深水区跟浅水区隔开，然后才叫学生下海。学生下海后，我时时刻刻在那里守着，决不让学生跨过一步。捡菜是次要的，学生的安全最重要，我时刻遵循着这一条原则。

　　拣狗毛菜是我们学校开展勤工俭学以来最大的一次活动，它不但增加了学校的收入，还锻炼了学生不怕苦不怕难的顽强意志。在这次勤工俭学活动中，我班多次受到表扬，学校还奖励给我班五十多元，我买了许多本日记本，奖给那些在拣狗毛菜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学生。

　　两个月以后，这一带海滩的狗毛菜差不多被我校的师生拣光了，学校也就停止了这一项活动。

　　拣完狗毛菜后，学校又号召我们拣海藻。海藻是大海里一种浮生植物，据说晒干后可以提炼一种医药用品“碘”。六七月间大潮时有大量的海藻浮上海面，然后被大浪推向海滩。早上我第一个来到海滩，只见一堆堆的棕红色海藻铺满了海滩。一会儿我的学生也来了，于是我们分工合作，男同学把海藻拖拉上沙滩，女同学则把海藻分开来，铺在沙滩上给太阳晒。中午我也没有休息，带领一部分学生到海边去翻晒海藻。在劳动最紧张的时候，我干脆停了课，叫学生把晒干的海藻挑回学校，学校领导也没有干涉，反而对我进行了表扬，说我在开门办学活动中又打响了一炮。

　　在开门办学活动中，我多次受到学校的表扬，可是，我就没有想到，正是我的莽干，白白的浪费了孩子的青春。

　　几十年以后，我早已退休了，我的那一帮学生也是四十多五十岁左右的人了，每当我们在一起喝茶聊天的时候，他们聊得最多的是我带他们拣狗毛菜拣海藻的事。我有点纳闷了：是他们留恋那段时光呢？还是有别的意思？

　　十七、困难日子的活法

　　我当民办教师后，并不沉沦于平时的琐碎小事，我非常关心当时的国内外大事，了解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时刻跟上形势，不使自己再落伍。当时每个分校都有一份【人民日报】，报纸一送下来，我都先睹为快。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各条阵线开始有了转机。眼睁睁望着中国权力最高宝座的江青一伙，把此全部看作是与他们的权力之争，他们借批林批孔运动，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周恩来总理。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为了篡党夺权，江青一伙一方面网罗心腹亲信，向权力最高宝座攀登，另一方面把他们认为有“造反”精神的冒尖人物，大力支持，加以培植，以作为攻打对方的炮弹。

　　李庆霖原来是福建省蒲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的教员，家庭经济比较困难。他的子女均到了最贫穷的山区插队，生活艰难，也很少得到父母的接济。1973年，李庆霖上书毛主席，如实地反映知识青年的情况和自己的经济困境。毛主席亲自复信李庆霖，把他誉为“反潮流”的代表，并馈赠人民币300元。中央将毛主席的复信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全国，供大家学习。江青一伙从李庆霖身上看到了可以利用的东西，对他进行宣传，一时间，李庆霖也被吹得飘飘然。

　　李庆霖从此被当作教育阵线的反潮流代表，公社多次召集全体教师开会，学习毛主席对李庆霖的复信和中央文件精神，号召大家学习李庆霖的反潮流精神，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李庆霖成了教师心目中的“反潮流英雄”。

　　李庆霖在1973年第十一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谈反潮流】的文章，居然以“反潮流”大帅的口吻论述了毛主席所说的“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他成了江青一伙利用反潮流来反对“极右”，反对周恩来总理的走卒，最终走向了人民的反面。

　　另一个典型是张铁生，他由“白卷英雄”变成了“反潮流英雄”，曾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学习”榜样。当张铁生的“事迹”传达下来的时候，教师们都议论纷纷：“交白卷都能上大学，还办学校干什么？还要教师干什么？”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大家都不敢往深里直说。

　　张铁生是辽宁省的一位知青，担任过生产队的队长，1970年恢复大学招生后，便一心一意想读大学。1973年，他通过公社的文化考查，被推荐参加兴城考区的文化考试。他的成绩是：语文38分，数学61分，化学6分，物理交了白卷。他不能说是交了白卷，但这样的成绩是根本不能考上大学的。

　　不过张铁生在考试中留了一手：他在答卷时将早已准备好的一封信抄在试卷背面：------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7月10日，在辽宁省大学招生文化考查座谈会上，锦州市招生办负责人在汇报兴城县考试情况时，谈到一个生产队长答不上卷子给领导写信一事。在场的毛远新【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毛主席侄子】如获至宝。他可找到了一块打人的“石头”了。他得到信，马上在【辽宁日报】上加编者按发表。

　　张铁生在信中所谈的问题，正是毛远新所需要的东西。张铁生在文化考核中虽然交了“白卷”，但他在“白卷”背面写的一封信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提出的“意见”，却“颇有见解，发人深省------”，为之涂上了一层“反潮流”的色彩。7月19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连同编者按在【辽宁日报】上发表，接着，【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都全文转载。张春桥等人大加喝采。

　　一时间，【答卷】成了“反潮流”的“代表作”，张铁生被捧为所谓的“反潮流英雄”。张铁生经过江青一伙的吹捧之后，果然成了江青一伙手中“有棱有角”的打人的“石头”，他也理所当然，名成言顺地上了“大学”。

　　张铁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成了知识青年学习的“榜样”，在媒体上大吹大擂，却在教育阵线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读书无用论”在漫延，“知识越多越反动”侵触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灵魂，对此，广大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学校教师愤愤不平。对于张铁生被推荐上大学这件事，我也感到难于理解。解放以来，我们建华山大队也有不少人考上了大学，其中大多数是从文昌中学毕业出来的品学兼优的学生。但是在文革十年中，建华山大队也有十多人被推荐上了大学，却没有一个是文中的学生，难道文中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废品”吗？对此，我感到悲哀。

　　不但如此，还有更荒唐的一幕。张铁生自认为是教育革命的闯将，他咬牙切齿地痛恨“考试”。这种否定“考试”的情绪，在社会上传布开来，引发了一场考教授风。

　　1973年12月30日，北京市作了一次“尝试”。就在这一天，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科教组召开会议，决定对教授“突然袭击”。上午开完会，就组织人在清华大学出题，下午五时，就派二十辆小车带着试题到17所院校去考教授。他们对教授说是开座谈会，教授们来到时就说是考试。许多教授表示抗议，拒绝参加考试。参加考试的613名教授和副教授，及格的仅有53人，200人交了白卷，有两所学校全部是0分，闹成了一个大笑话。

　　江青一伙的目的相当明确，他们要在“考分”上大做文章，以此来否定大学入学考试和其他考试的必要性，进一步将“考试”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表现大加批判，这种批判也涉及到教育部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从此，把广大教师当做“臭老九”的臭名也在社会上传播开来，对教师的形象造成恶劣的影响。

　　对教育阵线冲击最大的要算是在1973年发生的“黄帅事件”和“马振扶”事件。

　　黄帅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一小五年级学生，因与老师发生矛盾，于1973年10月21日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登在该报的内部刊物上。四人帮的走卒迟群和谢静宜看到后，把黄帅看成是反潮流的典型，抬出来大加吹捧。迟群和谢静宜亲自接见黄帅说：我代表国务院，代表八亿人民支持你。

　　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刊登了黄帅的信和日记，还加了编者按。【人民日报】于12月28日转载了它，也加了编者按，说什么“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也为之广泛宣传。国务院科教组还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组织师生认真学习。许多学生纷纷写信给她，表示对她的支持和要向她学习的决心。一时间，中、小学教育又陷入极端的混乱之中，反对“五分加绵羊”成了最时髦的口号。

　　继北京黄帅事件之后，河南省又发生了马振扶事件，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女学生张玉勤，在英语考试中交了白卷，她在卷子背面写了一首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张玉勤被学校批评后想不通，去投河自尽。事件发生后，【人民日报】作了广泛的报道和宣传，江青一伙更是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说这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造成的恶果。

　　黄帅和马振扶事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搞得教师们人心惶惶，头都抬不起来。公社也多次召开教师大会，又是传达上面文件，又是开展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学校也多次召开师生大会，号召学生起来造老师的反，批判“师道尊严”，每个教师都要自我检讨“师道尊严”的思想，个别教师受到学生的批判。

　　年幼无知的学生是需要有人引导的，一旦有人挑唆着要他们折腾，其能量之大也是可想而知的。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对“师道尊严”、反对“右倾回潮”这些革命口号下，1974年初，中学生几乎像当年的红卫兵一样，又起来造反了。一夜之间，北京市中小学校的玻璃窗几乎被砸的精光，教室里的桌椅也被砸坏了不少，搅得老师无法上课，搅得学校不得安宁。我们这里学校幸亏没有发生象北京学校那样的事情。

　　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的开展，大大冲击了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发展。197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然而，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大肆散布“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宁长社会主义的苗，不栽资本主义的苗”的谬论，层层抓走资派，继续破坏工农业生产。他们扰乱正常的生产秩序，使生产水平不断下降，生产计划无法完成。1974年，全国工矿企业的产值、产量、质量、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都大幅度降低。

　　在那个年代里，四人帮只搞政治，不搞经济，不抓生产，把国家搞得越来越穷，国民经济差不多到了崩溃的边沿。当时，在市场上-------根本就没有市场--------什么东西都买不到，什么东西都要票证，象布票啦，粮票啦，油票啦，糖票啦，等等。今天，这些布票、粮票、糖票都成了文物，有收藏的价值。

　　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学会抽烟。高中两年搞政治运动，离开了学校，没人管，你抽什么都可以。当民办教师以后，我的烟瘾越来越重，有一段时间没有烟卖，连烟丝都没有，就抽地瓜叶、木瓜叶。后来照顾老师，上面规定给抽烟的老师每个月发半包香烟【十支】，平均每天不到半支烟，这对于抽烟的人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当时我想出了一个办法，一支烟抽了几口【不敢多抽】就扔在睡床底下，等到烟瘾上来时才叫学生爬到床底下把那支没有抽完的烟拣了上来，我点上火再抽几口，又在扔在床底下。我至今都不知道我当时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

　　当时，抽烟的人也分三六九等，今天想起来真好笑。大队干部抽丰收，公社干部抽银球，县一级干部抽大前门。老师呢，当然是最低一等，跟老百姓差不多一样，只能抽大钟、百雀之类，当然要有香烟供应的时候，平时基本没有看到有烟卖。即使有，也是留给他们有特权的人。

　　有一次，大队供销社来了一批烟，我知道了消息，赶快到供销社去排队，每人只能买一包。当轮到我的时候，销售员却说买完了，我愤怒之极，大闹了一场，说你今天不买给我烟，我就砸烂你的货柜，在场我发了造反派的脾气，他怕了，把藏起来的烟拿了出来，破例卖给我两包。

　　现在人都说过年没意思，年味淡，我想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平时吃的用的跟过年差不多一样，当然过年就没多大意思了。在那缺食少衣的年代里，我们做梦都想着过年，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过节才能吃一回猪肉，过年才吃一次鸡肉。在我当民办教师的时候，也是这个状况。当时，上面为了照顾教师，提高教师待遇，每个月都给老师四两的肉票，大队里没有杀猪，买肉必须到公社里去买，每到月底，学校就把老师的肉票集中起来，派一位老师专程到公社里去割肉。

　　在这一天，是全校老师最高兴的日子，全体老师象过节一样，集中在总校饭堂里开饭，分校的老师也集中到总校。到那时，每位老师都分到一块猪肉，还有带肉味的菜汤，大家都津津有味的吃了一趟过节饭。

　　1974年，我从分校调到了总校，同年，“爹三选”也调到了总校，我们和好如初，合伙吃饭。当时，学校强调在学校集中开饭，菜由老师自己准备。我们这里没有种菜的习惯，送饭的多数是鱼类。下午放学的时候，我们都跑到海边去，跟渔民们讨鱼，我当过渔民，跟他们很熟，鱼抓多的时候，他们都愿意给我们一两条鱼，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几天的菜。

　　有一次，天已经很晚了，很多渔民都回了港，没抓到多少鱼，没办法，我们就到渔业队里去买。在水井台边，很多人都围着要买鱼，我也挤了进去，看到水井台上堆着很多鱼，我抢了一条，渔业队跟我很熟的会计说不买了，都给公社里留着。我发火了：“公社的干部是人，我们也是人，干吗他们能吃，我们就不能吃？”开始我的态度还好，跟他说理，但他仍坚持不买，我怒火冲天：“你买不买？不买，我拿走了，多少钱？你明天再跟我要钱！”他看到我很凶，又是熟人，闹僵了不好收场，只好乖乖的把那条鱼买给了我。

　　后来我想了有点后怕：真的闹到上面，都是我的不对，我是个教师，应该为人师表，不能那么蛮不讲理，他们可以处分我，甚至可以辞掉我，但大队干部没有处理我，甚至连一声批评都没有，我打心眼里感谢他们。

　　在整个七十年代，我们这里虽然没有出现象粮食紧张时期的饥饿状况，人们可以吃得饱一点了，但物质相当贫乏，主要食品如肉类、油、糖等全凭票证定量供应，在市场上根本买不到。我们这里是缺粮地区，民办教师每月供应大米26斤，油和糖1斤，肉4两，此外就什么都没有了。平时要吃个包子、油条什么的，都要拿粮票去买，包子一毛钱、一两粮票一个，钱没问题，主要是没有粮票。学校食堂精打细算，平时伙食多吃点蕃薯，节省一点大米，每月可发给教师粮票2斤，解决早餐问题。学校还号召各班的校办农场多种黑豆【我们这里无法种水稻，缺水】，在收获季节把黑豆集中起来，拿到粮所去换粮票。这样，也可以发给教师一两斤粮票。

　　有一件事现在想起来真可笑，那时政治活动多，公社经常召开教师会议，每月至少一两天。我们这里离公社较远，来回三十里路，中午只能在公社饭堂解决午餐问题，但吃饭要交粮票，有些老师忘记带了粮票【那时粮票是最珍贵的东西，谁都不敢多带】，也不想向别的老师要，只得饿着肚皮等待下午会议开完了才回学校去。在那个年代里，我们都穷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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