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爱情与诱惑——萨特和他的女人们》（黄忠晶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
在萨特生命的最后几年，同他交往的女性中，最值得一提的应该是弗朗索瓦兹·萨冈。萨冈生于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１日，与萨特是同月同日生，比他整整小３０岁，而且也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作家。这看起来似乎像小说虚构的情节，但确实是事实。
1978年，弗朗索瓦兹．萨冈在报刊上发表了《给让－保尔．萨特的情书》。有资料说是1980年发表的，疑有误。据波伏瓦关于萨特晚年生活的回忆录，它应该发表于1978年。这部回忆录是按年设章，在1978年这一章写道：“弗朗索瓦兹．萨冈在报刊上发表了《给让─保尔．萨特的情书》后，萨特和她常在一起吃午饭。他十分喜爱她。”
按照萨冈自己所说，也不可能是在1980年。萨冈在一篇回忆录性质的散文中说，她是经过中间人，征得萨特同意后，发表这封信的。既然是经过中间人，说明那时他俩还没有见面接触，否则萨冈就可以直接向萨特提出这个事情。而根据同一篇文章，萨冈至迟在1979年就经常同萨特在一起了。因此，这篇文字不可能是1980年才发表。下面就让我们先来看看这封“情书”：
给让－保尔·萨特的情书
亲爱的先生：
在称呼您为“亲爱的先生”时，我想起字典里对这个词的简短解释：“指任何一个男子”。我不想称您为“亲爱的让—保尔.萨特”，这显得太新闻化了；也不想称您为“亲爱的大师”，因为这一称呼是您最厌恶的；我同样不想称您为“亲爱的同行”，这未免有些过分。其实许多年前我就想给您写信，至今已经快30年了，从我开始读您的作品时就想写。特别是近10来年，对他人表示佩服往往被看成是十分可笑的事情，于是这种感情变得十分罕见；这倒可以让我自豪，因为我就具有这种可笑的感情。也许是已经相当老了，也许是重又变得十分年轻，我已经不再在乎被人嘲笑；而您一向都是那么豁达大方，从来不管别人耻笑的。
我本来是想您在６月21日收到这封信的。对法国来说，这是一个吉庆的日子，因为在这个日子里，几十年间先后降世的有您、我和更近一些的普拉蒂尼。这三个杰出人物或者因为过多的荣耀而被捧到天上，或者由于自己也说不清的丑事而被野蛮地踩在地下——感谢上帝！当然，这话的后一层意思只适合于您和我。然而夏天是短暂而多变的，逝者如斯。最后我终于放弃了这支生日颂歌；但我总该告诉您一些什么，一些我想说的话；这些话会说明开头那个充满感情的标题——情书。
我是从1950年开始大量读书的，什么书都读。从那时起，只有上帝才知道我究竟喜爱和钦佩过多少法国和外国的作家，特别是活着的作家。此后，我认识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并且步他们的后尘，开始了我的写作生涯。如果说作为作家有不少人令我崇拜，那么作为人而让我崇拜的，只有您一个。15岁，这是智慧而认真的年龄，也是既无明确野心而又不肯退让的年龄，我15岁时您作出的一切承诺，现在都兑现了：您写出了同时代人中最有智慧和正气的书，您甚至还写了法国文学中最有灿烂才华的书——《词语》。与此同时，您一直俯首援救弱者和受欺侮的人；您相信过一些人、一些事业、一些普遍原则，有时您跟众人一样会弄错；但是，与众人不同的是，每一次您都能坦率承认自己弄错了。您坚决拒绝荣誉带给您的一切精神光环和物质收入，当您手头十分匮乏时却拒绝了所谓荣耀的诺贝尔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您三次遭到塑性炸弹袭击，被抛到街上，连眉头也没皱一皱。您曾迫使剧院经理接受一些您喜欢的女人担任戏剧角色，虽然这些角色对她们并不一定适合，以此很有气魄地表明，对您来说，爱情可以成为“荣耀的辉煌丧服”。
总之，您爱过，写作过，分担过别人的不幸，给了他们您可能给予的一切，而那都是些十分重要的东西；同时，对于别人奉献给您的那些有份量的东西，你却拒绝接受。您既是一个作家又是一个男子汉，您从不认为一个作家有才华就可以容许他作为一个男子汉的弱点存在；也从不认为一个人有了创作的幸福就可以小视或忽视他周围的人、别的人、所有其他的人。您甚至从不认为，一个人由于有才华，由于好心而办了错事，错误就变成合理的事情。
事实上您从没有拿作家这块易碎的名招牌和作家才华这柄双刃剑来保护自己，您从没有象那喀索斯那样自我陶醉；而自我陶醉、好为人师和甘做当权者奴仆是我们时代作家仅有的三个角色。您没有象许多人那样，怡然自得，无端鼓噪，被这柄双刃剑刺伤；恰恰相反，您说过，这柄剑在您手中并不太沉，非常有用，十分灵便，您很喜爱它并挥舞着它，把它交给那些受迫害的人、您心目中真正的受害者，他们既不会写，也不会自我辩护，又不会自我防卫，有时甚至连抱怨也不会。
您不要求公正，因为您不想审判别人。您不侈谈荣誉，因为您不想得到荣誉。您甚至根本不提慷慨，因为您不知道自己就是慷慨的化身，您是我们时代唯一公正的人，唯一有资格获得慷慨荣誉的人： 毫不停息地工作；把一切给予他人；生活既不奢华也不清苦；无所顾忌但也不要任何娱乐性聚会，而招人非议的写作聚会除外。您享受爱情也奉献爱情；诱惑别人同时准备受人诱惑；您超越了自己的各位朋友，以速度、智慧和光芒超越他们，但您不断回头转向他们，不让他们看出您胜过他们一头。您往往宁可受人利用和捉弄，也不愿意对人冷漠；宁可失望而不愿没有希望。您从来都不愿做他人的榜样，然而您的生活是那样地堪为他人楷模！
听说您现在双眼失明，不能写作，想必有时也会非常痛苦。20年来我到过许多地方，不论是日本、美国还是挪威，不论是外省还是巴黎，所到之处，我遇到的各种年龄的男人和女人，在谈论您时无不流露出跟我现在一样的钦佩、信任和感激之情。获悉这些情况，您或许会感到高兴，或许还不只是高兴吧！
这个世纪充满疯狂，毫无人道，而且腐朽透顶。而您不仅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富有智慧、温柔体贴和廉洁纯净的。
祝愿您永远得到人们的感激！
看了这封情书后，实际上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为要说的萨冈都已经说了，她说得十分清楚、确切、中肯。当然，她的话带着浓郁的感情色彩，带感情的话不免有主观性；但这种主观意识同时又是充分尊重客观事实的。萨特确实当得起她的这种评价。她的评价也不仅仅是她的，代表了那些真正了解他的人（不仅仅是女人）对他的看法。
读着这封信，不禁想起我在本书序言里提到的那些对萨特近乎恶骂的评语，真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那么这位萨冈女士此前同萨特有什么关系，此后又同萨特有什么交往呢？下面就谈谈这方面的情况。我想读者朋友对此会有兴趣的。
大约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萨冈同萨特有过几次交往，并不是他俩单独在一起，而是有波伏瓦和萨冈的丈夫在场。大家一起吃顿饭，大概属于一般性的社会交际活动，萨冈对这些场合的评价是“有些拘束的会餐”。可能对萨特来说，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波伏瓦在她的回忆录中谈到他们同萨冈的会面，也很简略。她的印象是，同萨冈总是说不到一块去，好象萨冈故意不让彼此可以理解似的。
萨冈还记得，有几次她和萨特偶然遇见了，两人都装着没看见对方。从萨特这边说，大概是对萨冈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不想搭讪；而从萨冈这边说，是怯于主动接触（由于崇敬，由上面的信可以看出）。还有一次，萨冈和萨特同一个企业家一起吃了顿饭，这个企业家有些迷恋萨冈，表示愿意资助萨特办一个左派杂志，萨冈起着一个居中介绍的作用。但这个企业家是个说大话使小钱的角色，这事无果而终。萨特后来也就一笑了之。
此后大约有20年，萨冈没有见到萨特。她的心中，是一直对萨特充满着崇敬甚至是爱的感情。按照她信中所说，她在15岁时就想写这封信了，而实际上写出来，是在将近30年后。这时她听说萨特双目失明，不能写作，于是就写了这封信，表达自己的感情以及对他的安慰。
萨特收到这信时已经无法亲自读它，不得不让别人读给他听。听后当然是很感动的。他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从15岁起就暗恋自己的女性。于是他托人带话，要求与萨冈见面，而公开发表这封情书，大概是在同一时间。
他们的第一次见面约定在埃德加．基内大街，他俩去了丁香小园圃餐馆。一路上由于萨特视力不佳，平衡感也很差，萨冈一直牵着他的手以防他摔倒。第一次同萨特单独接触，她心情有些紧张，说话也结结巴巴的。到了餐馆后，萨冈形容餐馆的老板“像受惊的鸟儿一样在他俩面前跑来跑去”，原因是他俩在一起的形象太稀奇古怪了。我的分析可能是他们认出萨特来，对这位名人的光临感到荣幸同时也有一点不安。
萨冈原以为，萨特是出于客气而邀请她吃这顿饭，不曾料想萨特愿意经常同她交往。以后差不多每隔10天他俩就在一起单独吃顿饭。每次都是萨冈先去找萨特，而萨特已经穿好衣服——一件带帽粗呢大衣——在门口等着。现在他俩去巴黎十四区的一些较为隐蔽的饭店，以免被别人认出来，干扰他俩单独在一起。
萨冈说，她和萨特在一起吃饭时，从来没有对他的进食方式感到吃惊或难以忍受。萨特用叉子取食物时是有些摸摸索素的，但这并不是一个痴呆者的动作，而只是一个盲人的动作。因此她对有些人以难过或轻蔑的口气谈论萨特这一时期的进食方式感到气愤。
而萨冈在同萨特相处时从未感到这些外在的东西，因为她被他那欢快、坚强而雄浑的声音和自由的谈吐所吸引。萨冈后来回忆这一时期的生活说：“我想念他，我喜欢牵着他的手而让他牵着我的思想。我爱做他叫我做的事情而毫不在乎他那盲人的笨拙，我佩服他在失去热爱的文学之后能继续活下去。我喜欢登上他住所的电梯，帮他乘车兜风，为他切肉，尽力使我们在一起的两三个小时过得快活，我喜欢给他沏茶，偷偷带给他苏格兰威士忌，同他一起听音乐。然而，我最喜欢的还是听他讲话。”看来萨特最能打动女性的，还是他的谈话；已经到了暮年的萨特，这种语言的诱惑力依然不减当年。
而萨特呢，也很高兴他们的会面，他们在一起谈天说地，海阔天空，什么都谈，但不涉及他俩都认识的人。萨特说，这种聊天的方式就像两个在火车站偶然相遇的旅客，他觉得这样很好。
萨特十分珍视萨冈对他的感情。一天他对她说，他本来想让人再读一遍她的“情书”，以便回味她对他的所有称赞，又怕别人笑话。于是萨冈整整花了３个小时，反复朗读录制了这个“情书”，把自己对他的感情全部放进一盘磁带里。她还在磁带上贴了块胶布作记号，以便萨特摸索着能够找到它。萨特把这盘磁带珍藏起来。后来他对萨冈说，在自己情绪消沉的时候，在夜晚，他会独自一人听听这段录音。萨冈说，也许他是真的听了，也许只是这样说说；不管怎样，她都是高兴的。
萨特晚年仍然保持着他的幽默，当萨冈不停地忙活着，往他的碟子里放吃的东西时，他说：“你给我切的牛排开始变大了，是不是对我没有敬意了？”说着笑了起来。他还对萨冈说：“你是个好心肠的人，不是吗？这很好，聪明的人总是很善良的。我只遇到过一个聪明却很恶毒的人，但那是个鸡奸者，生活在孤独之中。”
在萨冈面前，萨特再次表达了他对于男性的厌恶，而且是一些比他年轻的男性。他们曾经年轻，曾是一些男孩，而他们称他为父亲。但萨特不愿意同他们多接触。萨特抱怨说：“唉，他们真让人感到疲倦！广岛是我的错……斯大林是我的错，他们的野心是我的错，他们干的蠢事也是我的错……”听到萨特的谈话，我在想，不知他所说的这些年轻男性中包不包括维克多。
萨特还向萨冈坦率承认：“你知道，当我失明并且意识到不能再写作时（我50年来每天写作10个小时，那是我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当我明白一切对我来说都已完结的时候，我受到很大打击，我甚至想到过自杀。”
好象又怕这话吓着了萨冈，他接着说：“后来我根本没试过。你看，我的一生都是那么幸福；我过去是，一直到失明以前仍然是一个因幸福而生活的男子，我不会突然改变我的角色。我像以往一样继续感到幸福。”
在萨特讲述这些时，萨冈觉得自己听到了他没有说出来的声音，隐藏在这些话后面的话，那就是：有些想法是必须埋藏在心中的，以免他的女朋友伤心。在萨特失去阅读和写作能力后，波伏瓦也感受到萨特同样的态度。他对波伏瓦说：“我向你保证，一切都很好。你读给我听，我们工作；我的视力作一般的活动足够了。一切都很好！”波伏瓦一方面为他的精神状态的恢复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又有说不出的感慨：这种宁静的精神状态后面隐含着的也许是哲人的骄傲，是不给人添累赘的愿望；由于自尊、明智和为别人着想，他不愿意诉苦；而他的心灵深处到底感受到了什么，没有任何人知道。
晚年萨特的生活，在萨冈—— 一个短暂地偶然置身于其中的女性——看来，是处于他身旁那些女性的包围之中，她们以过于强烈的感情和要求重塑了他的生活。她们属于他的生活，而他的生活又属于这些女性。萨冈说，这也是一个追求女人的男人的生活，这个男人会对女人说假话，富于同情心，象一个喜剧演员。
萨冈这样评价时丝毫不带贬义，“对女人说假话”并非是不可原谅的；毋宁说在诱惑的过程中，说点小谎是题中应有之义。“富于同情心”确实是追求女性的根本素质；不能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怎么会获得对方的芳心？如果将男女相处比作一场游戏，追求者就应该当一个好的“喜剧演员”，最后的结局是皆大欢喜；要把戏演好，演得以假乱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萨冈对萨特的评价是准确的，虽然她并没有长时间地同他接触。由此看来，男女相知并不一定要长相守。
萨特去世后，萨冈写了回忆文章，情深意切；在结尾处她说：“对于他的死，我永远不会平静。因为有的时候，面对着‘该怎么做’、‘该怎么想’的问题，只有这个突然离去的人能够告诉我，我相信的只有他一个人。萨特生于1905年６月21日，我生于1935年６月21日，但我根本不想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他再活30年。”
也许这不仅仅是萨冈的声音，而是所有爱萨特也为他所爱的女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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