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曾发表于《粤海风》2005年第3期】
《粤海风》上有柳鸣九先生一篇题为“且说大仲马移葬伟人祠”的文章。柳先生是法国文学专家，他对于大仲马移葬伟人祠一事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读后获益非浅。惟文中作为立论的例证，有一段关于萨特的评论，我觉得存在问题，先录之如下：“长期以来，法国人练就了一种技巧，一种艺术，那就是以自我有限的实力发挥最大的作用，花最小的代价造成最大的影响，乃至轰动效应的技艺，这种技艺在法兰西很多公众人物的身上都可以看到。且看，萨特196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却宣布拒绝领奖，来了一个‘缺席’，‘此时无声胜有声’，他的拒绝在国际文化界所造成的轰动与影响，远比他获奖一事来得更大，带给他更大更好的名声。”
柳先生这一论述不合乎事实，尽管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不少人都是这样看待萨特拒绝诺贝尔奖的，特别是一些新闻媒体，更是将萨特的拒绝看作是有意抄作，有各种离奇的说法。看来舆论的力量是巨大的，“众口铄金”，连柳先生这样的专家也都认同了它们的说法。因此，对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事实真相作一个说明，也许并不是多余的。
事实应该是这样的： 1961年，萨特打算重写已经搁置七、八年之久的自传，书名改为“词语”。直接的原因是他这时没有钱用了。他已经欠了伽利玛出版社的一笔钱，这是作为预付款给他的。《词语》（一译《文字生涯》）发表在《现代》杂志1963年10-11月号上，1964年1月伽利玛出版社出单行本。它的出版获得评论界的好评，虽然有种种不同的理解，如有的认为这标志着作者又回到文学上来了，有的认为这是作者自欺的新表现，有的认为这是对其童年的谴责，有的认为这表现了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等等，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即这是一部优秀作品，可以与文学史上的任何经典自传作品相媲美。正是由于《词语》的巨大成功，促使瑞典皇家学院把196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
1964年夏，一位意大利朋友来信说，他已获悉瑞典皇家学院把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他让萨特准备一份授奖仪式上的演讲稿寄来。萨特面临着选择。他本人想拒绝这个奖；他的朋友中，年纪大一些的要他去领，而年轻的希望他拒领。最后萨特打定主意：拒绝这个奖。当报纸上落实了他获奖的消息后，萨特立即给瑞典皇家学院写了一封措辞委婉但意思明确的信，请对方取消这项决定，否则他会拒绝领取。萨特以为这样一来，对方会取消他的获奖人资格，谁知瑞典皇家学院根本不顾及获奖者本人的意愿，仍然把这项奖给了他。
得知这个消息后，萨特立即写了一个声明，由他在瑞典的出版商委派一位代表于10月22日在斯德哥尔摩宣读。在声明中，萨特说明了他拒绝的理由。从个人方面说，他的理由是：他一向否弃官方的荣誉，例如战后拒绝了政府授予他的荣誉勋位勋章。一个作家在政治、社会和文学方面的地位，应该仅仅依靠他自己的工具也就是他写的词语来获得，而任何他可能得到的荣誉都会对读者造成压力，这是他不希望有的。签名为“让─保尔·萨特”，这是一回事；签名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让─保尔·萨特”，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作家应该拒绝让自己转变成一个机构，即使是像现在这样在被给予最高荣誉的情况下。
从客观方面说，他的理由是：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东方和西方两种文化的和平共存。他完全意识到它们的对抗必然会采取冲突的形式，但这应该是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会谈，而不应该是机构之间的事情。因此他不能接受来自官方机构的任何荣誉，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即使他能够很好地理解它们存在的理由。例如，虽然他同情社会主义者，如果人们要授予他列宁奖──当然事实上没有──他也会理所当然地拒绝。
瑞典皇家学院授奖给萨特的理由是：“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萨特在声明中就“自由”的问题作了解说。他说，如果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在他和其他人签署“121人宣言”时给他这项奖，他将会十分感激地接受，因为这就不仅是给他个人，而且还是给他们为之奋斗的自由带来荣誉。在西方，人们把自由仅仅理解为一种抽象的东西，而在他看来，它意味着一种具体得多的自由──人们应该拥有不止一双鞋的权利，应该拥有肚子饿了就能吃饱的权利。对他来说，接受这项奖比拒绝它更为危险。如果接受了，就会使自己处于他称之为“被客观利用”的境地。
由于拒绝诺贝尔奖，萨特又一次在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中引起轰动，尽管他自己并不希望有这种轰动。为了躲避记者，他来到波伏瓦的住处。不久，萨特母亲打来电话，她的住处紧靠萨特公寓，她看到一大群记者围在他的门前。过了一会儿，有人按波伏瓦的门铃，这是有些记者猜出萨特躲到这边来了。一直到凌晨两点，门铃声不绝。为了能得到一点清静，萨特走了出来，让这些记者拍了些照，简单地说了几句话。第二天早上，萨特一出门就被一大群记者和电视摄影师围住了，他们一直跟到萨特的住处。在要进门时，萨特回过头来说：“我不希望自己被埋葬！”
对于拒绝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尽管萨特在声明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新闻媒体是不会放过这个“反常”行为的，于是就有了种种荒谬的说法。有的说萨特是因为加缪先于他获奖而拒绝；有的说是因为波伏瓦嫉妒的缘故；还有的说是因为萨特太有钱了，根本不在乎这2600万法郎。实际上萨特正是因为缺钱花才赶着写《词语》这本书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萨特是为了出风头才安排了这场拒绝的喜剧。这显然是对萨特的恶意贬损。萨特事先写信拒绝就是为了不造成轰动。如果瑞典皇家学院改变主意另授他人，就不会有这种情况；萨特并不知道颁奖者根本不尊重获奖者本人的意愿。事情确实是荒诞的：正因为萨特拒绝了诺贝尔奖，拒绝了名声，他反而获得比得奖更大的名声，更加引起社会公众的注意。但这并非他的初衷，他也对这种“无意插柳柳成荫”的荒诞局面无能为力。
柳先生的说法与上述恶意贬损如出一辙，虽然我相信柳先生这么说并非出于恶意。不过一个法国文学专家对于萨特这一行为的评判，也许比一般新闻媒体对读者更加具有影响力，因为人们相信专家的话大概是不会错的。因此，像柳先生这样的专家，在对文学史上的重大事实作出陈述和分析时应该更加慎重一些，不要误导了读者，也亵渎了已逝者。
萨特之所以拒绝诺贝尔奖，除了他在声明中所说的两个理由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等级制度。在将近70岁时，萨特在他的口述自传中专门谈到这个问题。萨特认为，我们周围的多数人对荣誉勋位、诺贝尔奖和类似的东西过于看重了，而事实上这些奖不说明任何东西。它们仅仅符合等级制度给出的区别，但这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是抽象的存在，是我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存在。他反对诺贝尔奖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把作家分成等级，把文学分为等级。
下面是萨特的一些原话：
“我的深层实在是超出荣誉的。这些荣誉是一些人给另一些人的，而给这荣誉的人，无论是给荣誉勋位还是诺贝尔奖金，都并没有资格来授予。我无法想象谁有权给康德、笛卡尔或歌德一项奖，这奖意味着现在你属于某一等级。我们把文学变成了一种有等级的实在，在其中你处于这种或那种地位。我拒绝这样做，所以我拒绝一切荣誉。”
“我认为自己超出任何可能提供给我的荣誉，因为它们是抽象的，从没有对准我。我完全反对诺贝尔奖，因为它把作家分成等级。如果15世纪或者16世纪就有诺贝尔奖，我们就会看到，克莱芒·马罗得了奖，而康德没有得到它──他本应该得到的，但因为混乱或因为评审团的某些成员做了这事那事，这奖没有给他──当然，维克多·雨果可能得到它，等等。这时，文学好像完全被规定、安排在一种等级制度中。”
“我发表了《词语》，他们认为它值得一看，一年后就给了我诺贝尔奖。对他们来说，这就给了我的作品一种新的价值。但人们本该在一年前就得出这种结论。在我还没有发表这本书时，我的价值就要小些吗？这真是一种荒谬的看法。按一种等级制度的次序来安排文学的整个观念是一种反对文学的思想。另一方面，它又完全适合于想把一切都变成自己体系一部分的资产阶级社会。等级制度毁灭人们的个人价值。超出或低于这种个人价值都是荒谬的。这是我拒绝诺贝尔奖的原因，因为我一点也不希望──例如──被看成是跟海明威名次相当。我非常喜欢海明威，我个人也认识他，我在古巴同他见过面。但我完全没有想过我跟他名次相当或在对他的关系中应该排在何种名次上。这种想法我认为是幼稚的甚至是愚蠢的。”（[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萨特传》，黄忠晶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87、292、293页）
我想，在看了上述萨特自己对于他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缘故的解说后，我们不可能再有类似柳先生那样的误解了。不过，萨特如果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怪我多事，因为他并不在意人们对他的误解，而他被人们误解的地方也实在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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