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不清楚有多少次开始写1812年这段历史，它在我头脑中变得越来越清晰，使我迫不及待地要把它形象化在纸上，然而我又多次放下手中的笔。这是因为我发现，原先采用的方法是毫无价值的；或者我无法把自己所认识和感受的那个时代完全表达出来；或者长篇小说这一体裁因其语言和技巧之简陋平常，不适合那些严肃深刻而无所不包的内容；或者我对自己那些虚构的形象感到不满意。我多次废弃了自己写下的东西，感到失望，感到无法说出自己想说的一切。而我的时间越来越少，我的精力也越来越差，如果我说不出想说的东西，就没有任何人可以说出它，这倒不是我要说的东西对人类特别重要，而是它可能对于他人没有什么意义，但由于我的文化素养和个性特点，它对于我是至关重要的。我写作的难点既有形式方面，也涉及到内容。我心中没底的是，我的写法没有按照传统来，既不是长篇小说，也不是中篇小说；既不是叙事诗，也不是历史；似乎不是任何既定的形式。还有让我担心的是，由于要描写1812年的那些重要人物，我不得不去依靠历史文献，而不是根据事实的真相。由于有这些担心，时间不断流逝，而我的写作却几乎没有什么进展，我写作的热情也慢慢冷却下来。在经受了这么长的时间折磨后，现在我下定了决心，抛掉所有担心，一心一意去写自己想说的东西，毫不考虑这样会产生的后果，也不去想自己的工作合乎什么名分。

　　在本书部分发表时，我并没有保证自己会继续写下去或一定完成它。欧洲人所说的那种长篇小说，我们俄罗斯人通常是不擅长的。本书不是一部中篇小说，因为它并没有个统一的思想，也不是为了说明某个道理，也不是描述某个事件。本书也不能说是长篇小说，因为通常的长篇小说有开头，有结尾，随着情节的展开越来越复杂，最后的结局要么是皆大欢喜，要么是一场悲剧。为了说明本书到底是什么，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向读者说说我写作它的经过。

　　1856年我开始写一部中篇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十二月党人，他正带着家人回到祖国。在写作过程中，我不知不觉间将主要注意力放到主人公较早时期多灾多难的生活，那是在1825年，而把有关1856年的内容放到一边。然而1825年时主人公已经成年，并且结婚生子了。为了加深对他的了解，我还得把时间上溯到他的青年时代，而这就到了1812年，也即所谓俄罗斯的光荣时代。于是我再一次放下已写的东西，从1812年开始写起。尽管1812年的时代气息我们还能依稀感到，但毕竟它离我们已经很遥远，我们完全可以静下心来对它进行反思。然而我不得不再一次扔掉自己所写的东西，但这不是因为需要继续往前上溯到主人公更早的时代，而是由于在写作过程中，我的主人公显得越来越不重要，而跟他同时代的那些具有伟大人格的人开始凸现出来，引发我的兴趣，处于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他们当中，有些是实有其人，有些是我虚构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一种感情开始在我身上产生，也许一般读者很难理解它，但我希望我所倚重的那些人能够明白我的意思。这种感情难以言说，有点类似于羞愧。如果我只去描写同拿破仑的法国作战获得的胜利，而不去写我们遭受的失败和屈辱，我就会感到羞愧。只要认真阅读那些关于1812年的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就会体会到其中隐含的羞愧之情。如果我们的获胜并非偶然，而是由于俄罗斯人民和军队的特性使然，那么，在我们遭受挫折和失败的时候，这一特性应该表现得更为鲜明。

　　这样，我从1856年上溯到1805年，不是让一个人，而是让许多男人和女人去经历1805年、1807年、1812年、1825年和1856年的历史事件。在其中任何一个时期我都无法预料这些人物关系的结局。尽管我想在一开始就确定小说的开头和结尾，最后仍然不得不承认，这是我无法做到的。我决定顺其自然地写下去，只是尽可能地让小说每一部分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在读到小说中有关历史特别是哲学议论时，多数读者会摇头说：“嗨，又来了，太烦人了。”他们会跳过这些议论再往下读。我很重视这些读者的意见，很在意他们的评价，我的小说是否成功有赖于他们的认可。

　　他们会说，这里写得好，那里写得不好。为什么是好的？他们说，就因为它好呗。因此，他们不愿去读那些需要论证自己观点的部分。他们这样做并没有错。他们是懂得艺术的读者，我很珍视他们的评价。尽管他们不喜欢看小说的议论部分，却能够在其它部分读出我想议论的一切。如果所有读者都能做到这一点，我也就不用在小说中发议论了。我对这些读者抱有歉意，因为那些议论确实对整部小说有损害。不过这里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插进这些议论。

　　我要写的是一部关于过去比较久远的历史的书。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这段历史人们不仅是不知晓，他们从历史记载中获得的认识是完全违背事实的。因此我感到有必要论证自己的话，表明作为我写作根据的观点。也许有些人会建议我不要在小说中加入这些议论。我的回应是，如果没有这些议论，也就没有随后的那些叙述。

　　本书的另一些读者特别在意小说的历史意义方面的东西。他们许多人认为我在书中没有将应有的光荣赋予罗斯托普金和维特波格亲王，并认为这也是俄罗斯人民的光荣。我的回答仍然是我经常说的那句话：我竭尽心力写的是人民的历史。如果真正了不起的是人民，那个说“我要把莫斯科烧为灰烬”的罗斯托普金和那个说“我要惩罚我的子民”的拿破仑就不是什么伟大人物。人们质问我：以你的才能为什么不去描写英雄人物呢？这就像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老太太对我说，既然你这么富于才华，为什么把我的侄女描写得那么美，而不愿意写我呢？我的回答是，太太，正因为我是一个艺术家，除了把你写成一幅漫画外，我不能把你描画成别的什么；我这样说不是为了冒犯你，只因为我是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始终不渝地追求美，如果你能够向我展示这一点，我会向你顶礼膜拜。有不少人会说，但你是一个艺术家，你可以通过乔装打扮来把她变成一个美女。在他们看来，艺术家就像一片片金箔，只要想给什么贴金就可以把它们用上去。然而艺术有它自身的规则。如果我是一个艺术家，如果我把库图佐夫描写得很好，这并不是由于我想这样做（我想不想这样做在这里都不起作用），而是他本身具有被美化的条件，而其他的人没有。不管我怎样努力，都不可能把罗斯托普金或米罗拉多维奇描写成一个很美的人物，他们的形象只能是滑稽可笑的。尽管崇拜拿破仑的人数不胜数，却没有一个诗人能够把他塑造成美的形象，而且永远也不会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战争与和平》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