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学习犁田插秧

　　转眼到了三月，生产队要做秧母田，这些农活我们以前没见过，更别说干过。先犁田耙田，再砌成宽约1米的长块，抹得平平的，把干农家肥碾成细面撒在上面再撒上谷种，再用木板抹平就好了。犁田是我学得比较快的农活，庞大身躯的牛是很听话的，牠好像习惯了水田作业，你一手拿鞭子，一手掌着犁把，口里喊着：“哟!哟!”的声音，赶着牠往前走，到田头牠自动就会调转身子，你把犁也倒个头从插入泥土，牠又重复着先前的动作，一步一步往前走，虽然牠走得不快，倒也十分稳健踏实。这时我不由想着为什么人对牛都是一片赞美声，牠老实，听话，温顺，任劳任怨，毫无怨言。我们的祖先驯服了牛并让牠服务于我们人时，人首先是主宰者，是人在指挥牛。其实我们中国的农民也有着跟牛一样的性格，当他们的肚子能吃饱时，有块遮羞布时，他们也是何等地温顺，听话。他们是不会造反的，历代农民起义都是由于饥不择食，衣不蔽体时才发生的。文革时农民参与武斗是极少的，大概就是这个理吧。

　　插秧这活可是最累的，最怕的就是弯下腰去一干就是几个小时，既然当了农民就不能怕累，硬着头皮也得撑下去，生产队插秧最快的一天一人能插一亩，我们一天能插三分田就不错了。最可敬的是贫下中农社员们，他们手把手地教我们，对我们这些从未干过农活的学生从不发脾气，依然是那么温和。

　　在水田里干活还得常常提防蚂蟥怕在腿上吸血，那蚂蟥一旦爬在你腿上，咬个洞吸你的血，开始你根本一点感觉都没有，就像蚊子一样，先给你打点麻药，等到你感觉到了，狡猾的蚂蟥已经喝饱了，但它还是紧紧咬住你不放，准备二次再喝你的血。我听说蚂蟥不但喝你的血，还会钻进你腿的肉里。我很怕这种小动物，可偏偏它还是要叮咬我，每次我都要用手拉住它那柔软的身体用力拽才能让他离开我的腿。旁边干活的农民说：“没什么害怕的，你拿掉它就是了”，尤其是他们还把蚂蟥放在手心里一搓，小动物立刻变为一个圆球，我也就不再怕那东西了。

　　在生活上，有几个贫农大爷大妈非常关心我们，经常问寒问暖，还常摘一些菜送给我们，有些事我直到现在心里还很感谢他们，现在依然很怀念他们。

　　农民们不怕脏累的韧性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有位贫农老大爷一次掏粪坑，就是粪坑见底了，里面是泥还有一些石块等物，非得人下去才行。当时我也帮他干活，他挽起裤子下到粪坑里，用手挖坑底的稀臭泥，捡石块。他说：“干的是臭的，吃的是香的，臭了用水洗洗就行了。”我当时很受感动，也挽起裤子下到臭坑底和他一块干了起来，我们用手把粪坑底的石块和臭泥挖出来。这件事让我理解了农民们的优秀品质。

　　二十二、学生偷鸡摸狗

　　1969年6月，农忙时节刚过，下乡的学生就开始互相串连起来，今天你们几个到我们知青点上来，明天我们又到他们知青点上去。当时刚把秧插上，农民经常为放水而争吵，于是队长就让学生放水，一是学生不认识谁，放水不留情面；二是农民也怕学生闹事。一次，东风大队的几西安学生放水和其它小队的农民在田里打了起来，结果第二天一下涌去了一百多学生，都是去声援这几个西安学生的。在公社大队领导的劝说下，群架没打起来。

　　这时刮来了一股抢军帽的风，下乡学生大部分都带有军帽，抢的人也大都是学生，因此经常发生学生之间打架的事，基本上以地域为界，西安学生、汉中学生、勉县学生三者之间闹磨擦。但很快这股风就变成了学生大白天闯进农民的果园摘成熟的桃子，或大白天抓农民的鸡，打农民的狗，甚至还听说学生晚上把农民的猪也偷跑的事。更有甚者，有的学生还公然到公路上爬车把车上的东西往下甩上几包，然后又跳下车来。一时间搞的鸡飞狗跳，农民一见学生进村来，就家家拿棍子，锄头等，如临大敌一样。司机开车也提心吊胆的，生怕车上的货被偷。

　　我们11个学生没偷鸡摸狗干那些事，因为我们家离得很近，都是当地学生，怕给父母惹麻烦。我们只是到别的知青点上去串连过。我当时对别的同学说：“咱们和农民都离得挺近的，那种偷鸡摸狗的事咱不能干，如果我们一辈子都在这呆的话，我们就更不能干那事。”我当时已经作好了一辈子扎根农村的打算。好歹这股偷抢风很快就被制止了，县上、公社派人做学生的工作，慢慢事态平息下来。也就两个多月时间。

　　这次小动荡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学生在文革前期形成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作怪，老子天下第一，天不怕，地不怕，无视党纪国法，无视他人利益；二是反映了学生刚下乡不适应农村的贫苦生活，实际上是全中国农民当时的清苦生活，当时学生刚下乡半年期间由国家供应每人每月30斤粮，4两油。钱是自己出，国家每人每月补贴9元钱，但这9元钱归生产队管，我们小队最后说我们烧了小队的草，吃了小队的菜，住了农民的房，9元钱也没给我们。当时有的农民家养一头猪，只有春节时杀，能高高兴兴过个年，平时是不吃肉的，成年都是酸菜辣椒下饭。当时汉中地区平原地带的农村中，10分算一个工，价值才五六毛钱，学生大多下在丘陵山区，一个工才一两毛钱，有的才几分钱。也就是说，一天给你10分工，干一年才挣几十元钱，连买生产队分给自己的谷子钱都不够，贫苦生活由此可见。而学生动荡恰发生在国家补贴结束时，这也无难怪。

　　当时国家政策还不许买卖粮食，我家里还有五口人，我父亲一向是最听党的话的人，宁肯饿肚子也不让我妈妈去买一斤高价粮，我当时觉得我基本自立了，还得要解决家里人吃饭问题，就背着父亲在乡下去买米。那时农民们卖米也是偷偷摸摸的，农民们见我们是学生样也不是什么干部检查的，就让我们到他们家里去，把门关上，用升量米，一升大概是五斤多一点，2.2——2.4一升。我记得有一次我买了九升米。还不敢大白天背着米回家，趁着天黑躲躲闪闪地把背回家，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

　　二十三、和帝修反抢时间修通阳安线

　　当时汉中地区内迁了许多国防军工厂，地处秦巴山间，向南向北向东都只有一二条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山高坡陡，自古以来，这里都是闭塞区，交通极不便利。中央曾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研究这问题，最后决定横贯东西，西接宝成线，东接襄渝线，在秦巴山间修建铁路。1969年冬，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开始了，浩浩荡荡的修路队伍在长达250公里的战线上全面施工。以铁路技术人员和少部分的专业施工队为主，民工绝大部分都是农民，才开始就象原先派工那样，给每个公社，大队，小队分配名额。这种派工方式农民早已习惯了，修水库、修土路、挖渠都是派工，自带口粮铺盖卷，搭个茅草棚，在旁边砌个泥圈，放上一口大锅就行了。

　　我们大队才开始包了约一百米长的一段路基垫土方任务，取土就在路基旁约八十米处。工地上立满了各种标语牌，上书：“气死帝修反，修通阳安线”、“和帝修反抢时间”、“修通阳安线，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等等。这里没有机械化作业，民工们是肩挑为主，锄头，镢头等农具一起上，有的生产队还用牛犁生土(可节省人挖硬土时间)，架子车，独轮车一起上。打夯的声音此起彼伏，人喊声，牛吼声，驴叫声(驴拉车)，打夯声一浪高过一浪。最有意思的是打夯的领号人，他们是见啥说啥，随口编出挺有意思的号子，简直就是艺术家。工地上一片沸腾景象，人来车往，井然有序。那人挑土不是走简直是在跑，车有牛拉的，扬鞭打牛；也有人拉的，人喊快跑。所有的人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快、快、快，这是和帝修反在抢时间。

　　也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会有这样的壮举；也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会有这样的人民战争；也只有在毛泽东时代，农民们才如此不计报酬，拼命地干活；也只有在毛泽东时代，一个政治口号才能焕发出冲天的革命干劲。难怪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人海战术”发挥出了杰出的效率。阳安线就是在这样高效率的工作下，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建成了，而且还马上通车，这是世界铁路史上的壮举呀!

　　1969年3月，我大弟弟因为我父亲的问题，学校不让他上学，在家里筛了几个月的石子后，为了生计，他也参加了河东店居民队的民工营，在褒河铁路桥的修建工地上当民工，那年他才13岁，民工营的队长就让他扛起了100斤一袋的水泥当装卸工。后来他又随民工营转战到沮水（离阳平关很近）修建铁路隧道去了。

　　二十四、修建桥墩和铁路隧道

　　垫路基土方的任务只用了两个多月就快速地完成了，1970年的春节我们都是在工地上度过的，到了三月份，上级又给我们大队布置了新任务，要我们到离春风大队约8公里的一个铁路工地去修建桥墩，那个地方叫王家坪，有一条小河，需要修建一座桥。我们的任务就是在铁路技术员的指导下，把桥墩建好。当时没有什么机械化作业，修桥墩先需要片石和沙石骨料，片石开采在离工地约五公里的山上，有负责专门打眼放炮开采片石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开采下来的石头运到修桥墩的地方，也同样是大车小车，牛拉车，马拉车，驴拉车，人力车，独轮车一齐上阵。这条约五米宽的便道上一到白天就只见黄尘滚滚，车马人络绎不绝。我那时学会了推独轮车，一块四五百斤重的石头放在上面，我能稳稳地推五公里坎坷不平的黄土路。那时人们都只有一个想法，要和帝修反抢时间，一个月时间，上千方的片石就整整齐齐地码在工地旁边。

　　在运片石的同时桥墩基坑也挖好了，下来的任务就是浇筑混凝土，这拌和混凝土也同样是人力，铁路技术员对我们说：“拌和要快，从拌和到把混凝土运到模板里浇筑好不能超过一小时。”当时我们也没接触过这类活，大家都非常听从技术员的要求，我们就在基坑旁边铺了八张铁皮，先在铁皮头上倒上沙石骨料水泥水等，然后就迅速拌和，八张铁皮大概有七米长二米宽，两边站10个人，一边五个，手持铁锹使劲地轮番拌和，从一头翻到另一头，然后往基坑的模板里倒，这一堆还没翻到头，下一堆又继续拌和。整个过程没有一分钟的间歇，而且一干就是八个小时，我那时未满18岁，好歹有的是力气，就那一个班下来累的爬在地下起不来。在那个年代里，政治是第一要素，三忠于四无限深深在人们思想中扎下根，只要是党中央的命令，就是爬刀山，过火海，再累也心甘情愿。现在回顾那种劳动场景，还不由地惊叹。

　　有天晚上突然下起了雨，指挥部来命令说有车水泥刚到，车上没盖蓬布，需要马上卸货，让我们去。我们立刻赶到，一袋接一袋地就扛，我当时就不知道什么是累，心里一紧张力气也大了起来，一口气扛了二十多袋。等扛完后一看十几个人满身满脸都是黑乎乎的，多亏雨后来又停了。

　　修桥墩的任务我们只用了2个月就完成了，不过这个桥墩连地基算起来也只有二十米高，这个速度在现在也是令人惊叹的。

　　任务完成后，民工团又接到新任务，到勉县西边的山里修建隧道，我们又打起背包出发了。到点后，才知道修建隧道的是铁一局的工人，修建的隧道代号是608，就是现在的王家坪车站西边的隧道。我们民工的任务就是出渣运渣，第一次到工地，空压机整天轰鸣着，运渣斗车不停地来回穿梭在洞内洞外，好一派紧张的工作场面，我们知青被分给了五班，五班长是一个身体很健壮，胸肌特别发达的看上去有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他是四川重庆人，走起路来风风火火的，他知道我们是知青后，休息时间很爱和我们聊，在坑道里遇到上面漏顶塌方他总是第一个冲在前面，不让我们去干，，我们工作的这个隧道石质松碎，每前进一米都很困难，尤其是上导坑，放过炮后，正出渣，突然顶上就哗啦啦地往下掉石块泥土，有时顶上会塌出一个五六米高的大洞来。唯一的办法只有架木条，五班长每次都不让我们民工上去架木条，只见他和另外两个工人钻上去，下边的人迅速将劈好的木条递上去，一般只需搭上二三米高的木条架就行了。这工作是很危险的，常常上去的人正在架木条，上面就往下掉石头泥土。工人阶级的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一次，我和代大康正推渣车快到洞口，我听见靠山体一边的四米高的圆木架发出吱吱响声，我大叫一声：“快跑!不好了!”刚离开，山体就塌下来，把木架冲散，整个洞口都堵住了，逃脱了一次劫难。

　　工人里面有一部分是刚召进的转业军人，他们干活都是雷厉风行的，当时打风钻这活我们刚见还挺稀奇的，我们也要干，这些军人不让我们干，说我们干受不了。按说打水钻灰尘要小，可工人们为了省事，都打干钻，灰尘大的要命，一会不但满身满脸都是灰，就连鼻孔嘴巴里都钻满了粉尘，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样做的严重后果，会得矽肺。往往是他们打风钻，我们就在一旁挖渣出渣。

　　下班后我们爱去旁边的汉江洗澡，一次，一个复员军人(刚招的新工人),从上游较浅的地方下水，下游不远是个方圆十几米的深坑，我们还以为他会游泳，不料到了深坑时，一下子人不见了，一分多钟了还不见人出来，我大声喊道：“肯定是溺水了！”这时，他的几个战友也不知所措，都发愣地站在那里，过了一会，他才从坑的下游冒出来，因为水是流动的，把他又冲出来了，只见他踉踉跄跄从水中出来，他的几个战友才把他扶着上岸，好歹还活着出来了，原来他根本就不会游泳。

　　有的工人还喜欢钓鱼，我见他们钓鱼方法很特别，把鱼钩甩到水里后，鱼漂在水面上，人就跟着鱼漂往下游走，不一会，一条鱼就上钩了。

　　我们的简易住棚就在空压机旁边，一天下来很累，轰隆隆的机声成了我们最好的催眠曲，竟然一点没觉着吵。我们民工吃的是最简单的饭菜，常常是老包包菜叶子做成浆水菜，油也不多，当时民工都没有工资，是生产队每天给我们记十分工，当时十分工是最高等级，听说也有补助，但我们都没拿一分钱。

　　我们在隧道里当了约5个月的民工，终于隧道全部工程完工，1970年10月1日，第一列载着修建阳安线的工人民工代表从阳平关缓缓开出，向东驶去。当时我们欢呼雀跃，庆贺阳安线通车，庆贺这一条战备铁路伟大的工程胜利竣工。

　　可以说，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阳安线是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以较少的资金修建的一条铁路大动脉。

　　回到生产队后才听说铁路上每个民工每天给一元二角五分钱，我们小队就派了我们4名知青去修铁路，但由于我们记了十分工，这钱归生产队所有，我一年挣了三百五十个工，也就是说干了三百五十天活，每个工价值0.22元，一年共挣了77元钱，当年我们还从生产队分了700斤谷子，这样一折算也刚刚够谷子钱。

　　二十五、修建褒河水库的水渠隧道

　　从铁路转战回来后，在生产队呆的不到一个月，小队长又让我们去修建水渠隧道，反正我们知青都是单身，无牵无挂的，我们在生产队还搞得他们不得安宁。再者修建水渠也都是派工，上面顶多给点伙食补贴，小队长也倒省了许多心，不然派谁去呢。

　　当时褒河水库刚把基坑开挖好，开始浇筑混凝土，我们打的3号洞离大坝只有二百多米，为了加快工程进度，我们也是三班倒，这也是和帝修反争时间，革命加拼命，中国的朴实善良的农民们是多么地高尚，可爱。难怪河南林县的红旗渠也在那样艰苦条件下修建的那么快。

　　这个过水洞只有两米多高两米多宽，不像铁路隧道那么高要分上导洞、下导洞，我们到时洞子已经凿进十多米了，所以我们一到的任务就是打眼放炮，出渣。要说抡大锤，我可是天生的就会，而且还能左右开弓，锤锤都能打到钢钎了，令同来的农民们也称赞不已。我在这里还学会了装炸药，点导火索，这活同来的人都怕，搞不好会炸死人的，不过我观察和研究了他们装炸药和点导火索的过程，我先把药装上一半，用木棍捣实在，装雷管后就不敢再用木棍使劲捣了，用稳劲装实在，再用黄泥湿土封住口。我想每次用的导火索可能不一样，就先剪下来十公分先点燃计时，测算一下燃烧速度，整个洞一共打九个炮眼，还要再测算点两个导火索之间的时间，从上面的左边点第一个。一个比一个要短多少，我计算得比较精确，点过几次炮眼之后，他们就让我负责装炸药点炮眼，一般应该先从上面炸起，再中间。最后下边再炸。我没来之前，他们为了保险，往往把导火索留得老长老长的，既浪费了导火索，而且上下炮眼导火索长度悬殊过大，造成不炸的炮眼，叫哑炮，那可是很危险的。自从我精确计算之后，既节省了导火索，又使所有的炮眼都能炸响。他们说，还是有知识的人行啊!其实我想这不单是知识的问题，关键是遇事要动脑筋的问题。

　　过水隧道离下面道路约有50多米高，出得渣多了快埋住了下面的轨道运输线，我们又连夜加班加点把下面的渣往河里面运倒，当时每到深夜，大坝基坑只有少数工人在干活，但仍然是灯火通明，这时我们就听见对面离基坑约一百多米高的山上传来一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嗥叫声，它们拖着长长的声音，一声接一声地叫着，显然有一群狼在那里窥视，它们大概感到这里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以前这里是它们横行的天下，现在它们有些悲袞了，所以每到后半夜，它们就悲嗥几个小时，然后又无奈地离开。

　　这时中国和苏联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1969年3月，在乌苏里江上爆发了珍宝岛战争，苏联的军队和坦克越过主航道到我国一侧暴打我边民，我国政府严正警告，并采取了自卫反击，打了好几个月。还一举击沉了好几辆苏联坦克，听说苏联坦克是特种钢制造，不让我国把沉到江里的坦克捞上来，就用大炮炸。但我国最后还是捞上来几辆并还运到了北京摆放在军事博物馆里。当时我们把苏联称之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发明词，当时全国一片激愤，爱国热情熊熊燃烧，打倒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吼声响遍我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1970年底招兵我报了名，我写申请时见看了成语小词典，刚记了虎视眈眈这个词，申请中有一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虎视眈眈”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没当成兵的原因很简单，出身不好。

　　当时我们几个知青还干了件现在说起来是严重违规的事，我们拿了十几个雷管和十几管炸药，竟然到汉江河里去炸鱼，当时发生了好几起民工炸鱼死人的事件，他们把导火索点燃之后，还没扔出去炸药就炸了，有一次一个民工就是这样，当场把一个胳膊炸断了，同去的还有两个一见同伴炸倒了，就跑了结果这个民工就死了。我可是很小心翼翼的，每次去炸鱼时我也总是先点燃约4公分长的导火索先做个试验，起码也得5秒钟。然后才敢把雷管往炸药里面放，才开始把炸药扔到水里后炸药又漂了起来才炸，那水柱冲得有十几米高，但对鱼来说威力不大，我们又改进了方法，把炸药拴在一块石头上点燃再扔，效果很好，水柱虽然不高，但把一大片水搅个底朝天。什么鱼呀虾呀的统统叫它们到我们的口袋里来。我们不敢在附近的河里面炸鱼，骑上自行车跑上十几公里路到汉江去，得了鱼就在跟前的村庄里找个农民家在人家那里煮了吃，也让这家农民也吃上我们亲手炸的鱼。

　　隧道打的很顺利，这里的石质很坚硬，不像铁路隧道那么松软的石质，再者这个过水隧道也小，一跳就能够到顶，只打了不到半年就贯通了，这可是全靠人工打出来的，打通之后马上就要砌石头，我们又从河里面挑沙子，垂直五十多米高的陡坡，修了之字形的路来回拐了五六个弯，总路程有一百多米，一挑沙子得休息几次才能挑到顶。我们一次挑七八十斤。挑完了沙子，又从河底搬片石，大的有三四百斤，小的也有一百来斤，都是两个人往上抬，上边浆砌有大工干。

　　这运沙子抬片石可是最重的活，也是大部分民工干的活，这抬片石还挺讲究技巧的，要两个人步伐一致，两个人的肩向中心靠拢，身体略向中心倾斜，并要喊号子，因为最少都是一百来斤呀，又是爬坡，所以非两人齐心协力不可，我和代大康成了最好的搭档，我们抬了一块最重的石头，约有三百多斤重，现在回想起来都不敢想象，那时怎么有那么大的干劲，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我们，是人的尊严，是做人的尊严。我们都不想让人说我们懦弱，所以我们也拼命地干，同时也是大环境政治口号的强大作用，大家都在拼命干。工程在民工们的努力下，只用了八个月时间就完成了。

　　1971年9月，大招工开始了，我们大队的我和何玉贵被招到水电三局第二工程队当工人。

　　回想我们下乡二年零十个月，总共在生产队劳动了不到一年，两年多时间都在外当民工，其实当时下乡知青大部分都在当民工，刚碰上修铁路，修水渠，这主要是因为知青都是单身，农民们大都不想外出，当民工也是记工分，不拿工资。做为我们知青来说外出当民工也干脆利落，省去好多罗嗦事。

　　1971年的大招工，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也是中央为全国上千万知青着想而采取的一条措施，是全国性的，三届高初中毕业生都统统到乡下去，一方面缓解了城市压力，让农村暂时先膨胀一下，另方面让知青下乡磨炼思想锻炼体力，掌握一些农业生产技巧。从理论上讲是对的。我看《第三帝国的兴亡》希特勒当年就采取了这条措施，让所有的学生必须到农村去锻炼，而且还规定了许多必须学习和掌握的技术。但也是锻炼一段时间就让学生又回去了。我国当时农村人口已经很多，农民们大部分并不很欢迎知青下乡，因为每增加一个人就意味着他们要少分几十斤粮食，而土地还在不断减少，粮食却没有增多。做为知青个体而言，他们下乡也给农民们带来了不便，虽然他们给农村带去新的观念，新的信息，但中国农村的贫苦他们是远远不能适应的。还给社会造成了一定的不安定因素。知青下乡大概延续到1977年就停止了，后来看报道有的知青下乡十年没有返城，有的在农村安家。在上海就形成了知青问题，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仍未解决。所以中央采取这个措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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