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最为重大的欧洲事件就是一场欧洲各国人民群众先是由西向东、然后由东向西的战争。先是由西向东：西欧各国为了实现攻占莫斯科的目标，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首先，组成一支强大到足以战胜东方军队的军事同盟；其次，抛弃所有的传统习俗；最后，得有一个首脑，既能带领他们进行军事活动，又能为他们的欺骗、抢掠和屠杀行为辩护。随着法国革命的爆发，旧的体制、传统和习惯逐渐消亡，新的体制、传统和习惯逐渐形成，历史的发展需要一个人来领导这场运动并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于是一个缺乏信仰、没有传统习惯、也没有名声、甚至祖籍不是法兰西的人，似乎只是由于偶然的机会，不依靠在法国动乱中呼风唤雨的任何党派，出乎任何人的意料，爬上社会最为显要的地位。正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同伙的肤浅愚昧、对手的弱小无力、他天生的说谎本领、好大喜功以及刚愎自用使得他成为军队首领。意大利士兵良好的素质、敌人的毫无斗志、他的莽撞冲动和极端自信让他军事名声卓著。他几乎到处都碰上了机会。法国执政者对他的不信任反而对他有利。他想改变自己状况的努力没有获得成效；他去投靠俄罗斯军队，遭到拒绝；想去土耳其当兵，也未果；在意大利作战，多次绝处逢生，与死神擦肩而过。俄罗斯军队进攻欧洲时，他正好离开了欧洲。等到他从意大利回到法国，发现巴黎政府四分五裂，一批又一批人遭到清洗和消灭。这时他又莫名其妙地被派往非洲作战，从而脱离了危险的处境。后来又有一些偶然的机会：他下令攻打马耳他岛，本来是无法取胜的，对方却自动投降了；对方海军历来是严防死守，却让拿破仑全军顺利通过；在非洲，他对当地几乎是赤手空拳的老百姓血腥屠杀，他和他的部下却以罗马皇帝凯撒和马其顿王亚历山大自诩，引以为荣。一时间，拿破仑似乎无论做什么都能获得成功，甚至连瘟疫都不会传染他。人们并没有把屠杀俘虏的罪行归咎于他；他撇下处于危难之中的战友而逃走，溜出非洲，人们把这也算成他的丰功伟绩；敌方的海军再次为他放行。他为自己一系列的成功所鼓舞，再次回到巴黎。

　　这时共和国政府比起一年前来更为腐败无能，于是他这个处于各党派之外的新来者很自然地成了各派拉拢的对象。其实这时他没有任何计划，对巴黎满怀恐惧之心，然而那个位置已经为他留在那里。因此，尽管他并不情愿，犹豫不决，十分盲目，错误不断，还是被拉去参加夺取权力的阴谋活动并且获得成功。在被人们拉去参加政府会议时他以为自己要完蛋了，一心想逃跑；他还假装昏过去，口里胡说八道。这些言行举止本来可以要了他的命，然而那些原本精明强干的法国统治者感到自己已经没戏了，说话办事更是朝秦暮楚、颠三倒四，表现得比他更加不如，因此他们既不能保守住自己的权力，也无法置拿破仑于死地。正是多得难以胜数的机会给了拿破仑以权力，而所有的人就像是商量好了似的来帮助他获得这一权力。正是机会让当时的法国统治者心甘情愿地把权力拱手相送；正是机会让保罗一世心甘情愿地承认他的权力；正是机会让那些反对他的阴谋活动不仅没有伤害他，反而让他的权力得到巩固；正是机会让他抓住安吉公爵并将其处死。所有这一切机会造成的事件让人民群众相信他是最有权势的人。正是机会让他突然改变主意，由征讨英国改为进攻奥地利，获得不战而使对方投降的功绩；如果按原计划攻打英国，必败无疑。正是机会和天才让他获得奥斯特里茨战役的胜利。正是由于偶然的机会，不仅法国人，而且所有的欧洲人（英国人除外）尽管以前对其罪行深恶痛绝，现在却都承认其权力的合法性，承认他自封为帝，承认他的理想，即把暴力和罪行视为荣耀和伟大，是合理的。

　　西方各国通过1805、1806、1807和1809年的数次向东进攻，变得强大起来，仿佛是要藉此掂量一下自己的力量，为更大的行动作准备。1811年由法国组建的联军将这些国家的力量汇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军事集团。此前10年，拿破仑召集了欧洲各国的君王，他们在拿破仑面前奴颜婢膝，承认他的暴力和罪行是荣耀和伟大。普鲁士国王让自己的妻子在拿破仑面前讨好献媚；奥地利皇帝觉得能把公主嫁给他是莫大的荣幸；教皇也用宗教来宣扬拿破仑是君权神授。由此看来，拿破仑所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他自己准备好的，还不如说是他周围的人替他打理下来的。无论他做的事情是多么微不足道，都立即被周围的人说成是了不起的榜样。日耳曼人在耶拿和奥尔斯泰特为他举行的庆典活动，不仅把他说成是伟人，还把他的先辈、弟兄、养子和妹夫都说成是伟人。这一切都是要让他丧失最后一点理智，去扮演那个最可怕的角色。他作好了准备，兵力也为他备齐了。侵略者向东挺进，并且到达最终目的地莫斯科。俄罗斯首都沦陷，俄军的损失比对方以前从奥斯特里茨到瓦格拉姆瓦姆历次战役遭受的损失还要惨重。然而突然之间，导致拿破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偶然机会消失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情况相反的偶然性：从他在博罗季诺患感冒开始，到气候酷寒以及焚毁莫斯科的大火；同时他的天才也消失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无比的愚蠢和卑劣。他率领的法军逃跑了，一路狂奔，不停地往回跑，现在所有的机会和偶然性都不再帮助他而是与他为敌了。

　　反向的由东向西的军事行动开始了，在此之前它也有过1805年、1807年和1809年尝试性的准备活动，也组建了巨大的军事同盟；也有欧洲各国的参加，也是行动过程中犹豫不决，也是越到后来行动的速度越快。同盟军到达了这次行动的最终目的地巴黎，拿破仑的军队战败、政府下台。拿破仑本人已经毫无价值，他显得既可怜又可嫌。同盟国对他充满仇恨，视之为罪魁祸首，本来应该完全剥夺其权力，充分揭露其罪行，认定他为无视任何法律的窃国大盗，就像10年前或1年后做的那样，然而由于说不清道不明的偶然性，谁都没有这样做，只是把他遣送到离法国只有两天航程的一个小岛上，让他管辖这个岛，还给他配备了卫队，还送给他数百万的金钱。将近一年后，这个让法国饱受浩劫的人未动用任何阴谋手段，孤身一人回到法国。任何一个卫兵都可以抓住他，然而由于奇特的偶然机会，没有任何人抓他，人们反而十分热烈地欢迎他，尽管前一天他们还在诅咒他，而且一个月后他们还会对他予以诅咒。他还得为一个集体行动作最后一次辩护。戏终于收场了，他的最后一个角色也演完了，卸装后洗尽铅华，他也就毫无用处了。数年过去了，这个在小岛上孤身独处的人还在自恋地回放自己上演的戏剧；本来已经不必再为自己辩护了，他还在装神弄鬼、大撒其谎来为自己辩护，从而向全世界表明，所谓的权力只不过是一只引导他行动的无形之手。当这场戏终于收场，演员已经卸装后，舞台总监指着这个演员对观众说：“看吧，你们这么相信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其实真正激发你们感情的并不是他，而是我。现在你们明白了吧？”然而他们很长时间都不明白这一点。

　　至于亚历山大一世，他是反向的由东向西的军事行动领导者；观其一生，更加具有连续性和必然性。作为这样一个领导者，需要他具备什么条件呢？他应该富于正义感，对欧洲事务十分关注，这种关注不是只顾眼前利益，而是着眼于长远；他在人格上应该温文尔雅、富有魅力；他跟拿破仑之间应该有着个人恩怨需要了结。这些亚历山大一世全都具备，也是他遇到的难以计数的偶然机会造成的，例如受到的教育、自由主义的举措、身边的顾问们以及奥斯特里茨战役、迪尔希特会晤和埃尔夫特会议。在全民战争期间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作为，因为那时还用不上他；然而到了欧洲进行全面战争时期，他就开始大显身手，一展宏图，把欧洲各国联合在一起，奔向既定的目标。他的目的达到了。1815年最后一场战争结束了，亚历山大一世处于他可能达到的权力巅峰。他是怎样对待这种权力的呢？在很年轻时他就立志为自己的民族谋求幸福，最先在自己的祖国实行自由主义改革，现在他平定了欧洲，似乎拥有更大的权力，能够为民族谋求更多的幸福；而此时拿破仑在流放之中，还在继续吹嘘自己虚幻的宏伟计划可以造福于人类。在完成自己的使命后，亚历山大一世感受到有一只上帝的手在支配着他，顿悟自己手中权力之虚假和微不足道，于是把它交给自己所鄙视的佞臣们。他对上帝说：“权力的荣耀不属于我们，只能归之于您的名下！”他还对臣民说：“我也是一个人，跟你们一样；让我像一个普通人那样生活吧，让我时时想起上帝和自己灵魂的纯洁！”

　　一只蜜蜂落在花上。它蜇了一个靠近的小孩，小孩害怕蜜蜂，就说蜜蜂活着的目的是蜇人；一位诗人十分喜欢这只采花的蜜蜂，就说蜜蜂活着的目的是吮吸花的香味；一个养蜂者看到它采花酿蜜，就说蜜蜂活着的目的是采蜜；还有一个养蜂者仔细观察了蜂群，就说蜜蜂采花酿蜜是为了供养幼蜂和蜂王，活着的目的是传种接代；一个植物学家观察到蜜蜂在花中飞来飞去，就说活着的目的是传播花粉；而另一个植物学家观察到蜜蜂的活动有助于植物的迁移，就说蜜蜂活着的目的是迁移植物；等等。然而上述人们揭示的，都不是蜜蜂的最终目的；人类越是用自己的智慧去揭示蜜蜂的目的，他们就越是难以搞清楚蜜蜂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人类能够搞清楚的，只是通过观察而了解的蜜蜂生活跟其它生活现象的相应关系而已。我们对于历史人物以及各国人民活动的目的之了解，情况也是一样的。

　　——战争与和平